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的统治地位渐趋稳固，便开始考虑改土归流问题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改为政府官员管理方式。土，土司；流，流官。
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是从云南、贵州开始的，但云南、贵州很多地方的改土归流都是流血甚至血腥的，如对贵州长寨的用兵是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鄂尔泰命总兵石礼哈挥兵挺进，对抵抗的土司大小首领尽行斩杀；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军讨伐乌蒙和镇雄土司，在四川军队配合下，哈元生大获全胜。
现在轮到胡广的腊尓山苗疆了。
当时湖广有四大土司，容美土司在鄂西，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在湖南西部，当云贵等地改土归流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心里也应该有准备。
腊尓山苗疆周边土司分布简图。元明清时期，先后计有大大小小土司100多家林立于腊尓山苗疆周边。本图仅标识了其中级别最高的各“宣慰司”治所。两个红圈就是这次改土归流的重点：容美土司和永顺土司
湖广土司的改土归流是在湖广总督迈柱的主持下进行的，迈柱根据鄂尔泰制定的策略，采取在土司中寻找劣迹的办法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湖广改流的步骤是先湘西后鄂西，然后逐步推行。鄂西土司是以打击容美土司为重点，而湘西土司中永顺彭氏土司势力最大，因此成为改流的重点。
为对永顺土司实施改流，清廷先扫除了外围势力相对较弱的桑植、保靖土司的威胁。另外，为防止容美土司从后路进攻湘西，迈柱在桑植土司边境陈列重兵。雍正五年七月，傅敏、布兰泰、朱纲等，为改土归进行了密切的布置，当时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于是要求调衡州副将周一德领兵驻扎九溪卫，澧州、永定两营兵马听其节制，随时准备在前路就近弹压，以防诸土司后路。令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伍预备，断诸土司前路。如果土司反抗，即可两面夹击。另外，派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各分赴永顺、保靖、桑植等地，力图争取土司自动改流。
清廷之所以要派兵断掉容美对湘西土司的后路，是因为湖广永顺、保靖、桑植、容美为四大土司，容美最强，桑植接容美，亦能敌之，拿下容美，其他就好办了。
永顺土司的老司城祖师殿
改土归流总得由一个借口，朝廷为实施改流一直在各个土司中寻找劣迹，雍正在对兵部的诏谕中早下了定论：
“向来云、贵、川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劫行旅。且彼等互相仇杀，争夺不体，而对所辖苗蛮，尤任意残害，草营民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而以联命各省督抚等忠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 经过清廷的这番布置后，傅敏认为“诸土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其技己”。这样湖广各土司都处十清廷的武力威胁和军事控制之下，从而保证了改土归流的顺利实施。
雍正五年，清廷通过保靖和桑植土司的改流土作，基本完成了对永顺土司的包围，在此形势下，又令镇筸总兵杨凯以桑植副将身份带兵去弹压保靖，同时一去做永顺土司彭肇槐的工作作，谕肇槐纳土。可见，当时一永顺土司面临着大兵压境的局势，彭肇槐心里很恐惧，于是率其子景煌献土投诚。关于此事在乾隆《永顺县志》的《彭肇槐献土始末》中是这样记载的: “彭肇槐，宏海子。雍正五年，保靖土司骨肉相残，桑植土司暴虐不仁，皆奉旨改土归流。肇槐抚永顺恭顺无过，能辑和人民，土司邻郡皆称其贤，独能敲敲向化，怀献土之诚。时一有镇筸总镇杨讳凯，以桑植副将带兵弹压保靖，道经永顺，彭肇槐以献土意请商，杨公深嘉其议。肇槐遂不谋十舍把人等，率子景隧具呈。督抚请题呈，称生逢尧舜之世，不得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愧悔，今造具家口册籍，绘具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求安插江西祖籍，量授武职微员，效力图报等语，具题。”
其实彭肇槐心里早有准备。彭肇槐继位于康熙五十年(1711)，正值清廷国力鼎盛之时，鉴于时势，意识到“改土归流”迟早将成为自己及周边土司不可避免的宿命，应该不难。况且，冷兵器时代具有极强防御性的老司城，在强大的火炮而前，己显得无足轻重。如此一来，继续据守于老司城，不仅无益于未来，而且遭朝廷猜忌，终为下策。相反，老祖宗彭世麒修建的颗砂行署，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优质稻米，迁治于此，以颐养天年之姿态而静观世变，当属善自为谋。
显然永顺土司在清军大势压境、迫于形势下不得不改流。接着其属下的三州六长官司，均于雍正六年随彭肇槐纳土归流。对于彭肇槐被迫改流的处境，民国《永顺县志》里有更为清楚的记载: “开疆拓土，原为世宗本心，又有杨凯、王柔等逢迎之，肇槐于此虽欲不归流不可，推其意，以为负固不服，必遭灭族之患，似不若掩耳盗铃，尚得恭顺虚誉也，而况有世袭微职乎?”
从该上谕来看，改土归流本来就是朝廷的旨意，彭肇槐如果不改流，就是违背朝廷之意，将会招来“灭族之患”；如果主动改流，还可获得恭顺的美誉，得到朝廷的赏赐。彭肇槐权衡利弊，最后主动向朝廷献土改流。可见，彭肇槐的所谓自请改流，纯粹是迫于形势所使然。
当时生活在土司领地之内的汉土民和熟苗来说，这里比较接近内地，与朝廷的联系也较多，土民汉民交往密切，土司的势力也较小。从前，这里也曾经被流官管理过，废除土司制度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也积极地支持。所以相对于其他偏远省份来说，改土归流相对容易一些。湘黔苗疆的改土归流进展比较顺利。
确立永顺土司八百年统治的溪州铜柱
永顺土司始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溪州之战后，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达成和平协议，并立盟约于铜柱，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接受朝廷改土归流政策，土司政权和平移交，形成了长达800余年的区域自治制度，经历9个朝代，世袭28代35位土司。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曾呈现出“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繁华景象。永顺土司就这样谢幕了。
从雍正五年(1727年)至十三年(1735年)，清廷以强大的军事做后盾，对苗疆的土司思威并施，基本上以“和平”的方式对苗疆土司区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年)，在南渭州、施溶州、田家洞长官司等地置永顺县，在上溪州、白岩洞长官司置龙山县、在保靖宣慰司及五寨长官司地置保靖县;雍正七年(1729年)，在桑植宣慰司地置桑植县，并且改永顺宣慰司为永顺府，下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湘黔苗疆改土归流完成。
改土归流之后，永顺府的成立使得酉水流域正式划入国家版图之内，而中原文化也随着王朝秩序理所当然地得以迅速传播。清廷诏令“设官分职议，改永顺司为永顺府，以永顺为附郭，外设龙山一县，其保靖桑植皆设知县，属永顺府附辖。同时，朝廷拨出银两“建城垣，立学校，开河道，立市镇、置邮传、修祠宇衙署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永顺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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