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一部具有浓厚象征寓意的作品，加缪虚构了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一个名为奥兰的小城发生鼠疫的奇特故事。
“这种肮脏的疾病!你即便没有染上，心里也会得病。”作者对因鼠疫造成的流放感、隔膜感、疏离感的刻画，正是人类在这种特殊的生存困境中的真切表达。我们对照他在诺贝尔获奖词中曾说：“创作题材来自人类所遭受的空前苦难”，二战期间，在欧洲2亿人遭受纳粹暴政的践踏、凌辱，加缪则在《鼠疫》中虚构了奥兰小城20万市民在鼠疫肆虐的阴影下苦苦挣扎。
“人世间发生了多少次鼠疫，就有多少次战争。然而，鼠疫和战争都使人措手不及。”无论是战争抑或鼠疫，均可视作人类社会灾难的同义语。笔者认为，《鼠疫》展示的不仅是人类生存状况和困境，更是人类面对荒诞世界展开集体抗争的真实写照，是一部人类应对灾难的写实主义巨著。
一 鼠疫突然侵袭后的人生百态
“了解一个城市的简便办法，是了解人们在其中如何工作、恋爱和死亡。”在小说开篇，加缪叙述了不期而至的鼠疫降临奥兰小城。从4月16日贝尔纳·里厄大夫发现第一只死鼠开始，到十几只、几百只死鼠成批出现，显然没有引起市政府的足够警觉，在召开市议会讨论后做出的“郑重”的决定不过是要求灭鼠办每天凌晨捡死老鼠，然后送垃圾焚化厂烧掉。
随着门房第一个感染鼠疫死亡后，那些诡异的、令人困惑的迹象悄然结束，但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才刚刚开始。人们的心理由意外转为惊慌失措，随着类似多个病例接连出现，死亡病例成倍增加，毫无防范的人们才意识到一场真正意义的瘟疫已经到来。
显然，人们“不能用对付鼻炎的办法治愈鼠疫”，这是一场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艰难的战争。 迫于鼠疫的汹涌暴发态势，政府当局不得不宣布关闭奥兰小城，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市民们突然陷于被迫分离的状态，奥兰与其他城市的交通由此被全面阻断，当局下令禁止包括长途电话在内的任何通信往来，电报成为人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法。
鼠疫的突然侵入使得素不相识的人们在一夜之间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个体的恐慌、空虚感迅速地在市民中蔓延、扩散，演化成了社会性心理：人们在精神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类似长期流亡生活的痛苦，“一种所有囚犯和所有流放者的痛苦，那就是生活在毫无用处的回忆之中”。
鼠疫给奥兰小城的人们带来了“流放的感觉正是我们经常感到的空虚，是一种确切的激情，即胡思乱想，想要使时光倒流，或者希望时间过得更快，是灼热的记忆之箭”。突然降临的鼠疫使人们的生活模式、生活惯性随之发生改变，对疾病的猜疑和恐惧、物资短缺引发的恐慌，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负面社会心理。奥兰陷入萧条困顿，有人无所事事，有人却从中捕捉到了盈利商机，靠囤积紧缺的食品高价出售，乘机大发其财。
一些商家利用市民对疾病的恐慌和无助心理，打出“美酒杀菌”的幌子招揽顾客。有轨电车是市民出行唯一可以选择的公共交通工具，“踏板上和栏杆边站满了人，在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尽可能背朝别人，以免相互传染。到站后，大批乘客一拥而下，急忙远离人群，以便独自活动。”人们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就个体而论，由于遭受鼠疫突然侵袭所带来的强烈恐惧而渴望相互接近、相互慰藉；而从群体心理来说，彼此之间互不信任、心存芥蒂的心理更加深了恐惧与逃离的愿望，“邻居有可能正在你不知情时把鼠疫传给你，会在你不防时让你染病”。
二 鼠疫阴影笼罩下的恐怖乱象
时值八月，鼠疫已经席卷一切，这座空荡荡的城市在瘟疫的肆虐下苦苦呻吟，死亡的阴影从奥兰的边缘街区向市中心袭来。由于死亡人数急剧增多，人们不得不把葬礼手续悉数简化，尸体的运送、掩埋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以期把鼠疫传染的风险减少到最小。
由于棺材日渐稀少，裹尸布和公墓穴位都极为匮乏，人们被迫分组埋葬，后来甚至把男女按性别挖两个大坑草草埋葬，每个坑底铺有厚厚的生石灰，一个个赤裸而又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倒坑底，基本上是并排躺着，然后盖上生石灰、泥土，但只盖到一定高度，以便给后来的宿主留下位置。
由于死者人数大大超过小型公墓的接纳能力，当局不得不紧急征用永久出租的墓地，挖出的尸体遗骸全部送进焚尸炉焚化，运送尸体的机车和拖车内部进行改装，焚尸炉因此成为一些不幸的人们无法逃避的终点站。
人们饱尝由于鼠疫所带来的生离死别的痛苦，作为这场瘟疫的幸存者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死亡阴影的迫近，强烈的生存渴望，食物严重紧缺，人们忙着排队、走门路、办手续，似乎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有朝一日如何死去，他们对一切变故都表现出近乎麻木的顺从和忍耐。在鼠疫侵袭的高峰期，剧场里正在演出的演员因患鼠疫突然在舞台上死亡的情景，展示了疫情对人类生命的疯狂摧残。
《鼠疫》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苦难的参照，一种基于荒诞的人世生存的真实，一个体现出人之伟大的反抗的姿态。
三 永无休止的战争：人类与疾病、灾难、痛苦的抗争
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加缪在《鼠疫》中用虚构手法把人类设置到疾病、痛苦和灾难的极端情境中，通过里厄医生和奥兰市民应对鼠疫过程中共同经历的巨大精神痛苦，以及携手防控疫情、开展集体抗争的生动展现，体现了加缪历来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高度的、真诚的关注姿态。
加缪在这种极端困境的描摹中，使后人了解这些人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暴行，其目的是为了如实“告诉人们在这场灾难中学到的东西，那就是在人的身上，值得称赞的优点总是多于缺点”。
“个人幸福”与“鼠疫的抽象概念”的斗争。记者朗贝尔因工作原因滞留城市中，最初他对奥兰小城怀有的疏离感、隔膜感，出于对女友深深的眷恋，他曾经急切地希望离开这个闭锁的城市。善解人意的里厄医生并不阻挠朗贝尔离开奥兰，他认为朗贝尔选择离开是“选择了幸福”，但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坚持不为其开具证明。而朗贝尔在费尽心力、试图通过非法渠道离开的机会终于到来时，他选择了放弃，他要留下来与卫生防疫志愿者们共同战斗。在他看来，在鼠疫肆虐的时候离开，这种“独自一人的幸福，就是可耻的行为”。在这场对抗鼠疫的斗争中，朗贝尔的疏离、隔膜感逐渐消失，逐渐自觉地融入到与鼠疫进行抗争的队伍中，
在他看来，在威胁人类的灾难被消除之前，所谓个人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加缪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异乡人的真实、可感的性格发展轨迹。
灾难中的爱情向往和追求。被称为“不爱抛头露面的微不足道的英雄”,的政府职员格朗生性严谨、循规蹈矩，职业前景暗淡，由于贫穷、忙碌，长期闭锁心灵，最终妻子选择了离开。面对鼠疫的肆虐，他的态度坚决而果敢，把组建卫生防疫组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生鼠疫，就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事”。由于市政府公务人员减少，他在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的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繁琐、细致的卫生防疫统计工作。拙于表达的格朗长期压制着内心对幸福的渴求，最终，在街头的橱窗前回忆与妻子曾经的温馨时刻泪流满面的一幕，倾泻出他内心对妻子的无限眷恋。
作者塑造了一个最不容易动情的公务员对爱情的渴求和梦想，在鼠疫的疯狂肆虐下，在晦暗惨淡的现实生活面前，依然感悟到人们对爱的渴求和坚守，这无疑是生命的希望。尽管加缪从来不以哲学家自居，始终拒绝别人给他贴上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标签，但是文学界对于荒谬问题的研究成果以荒谬小说为最。而《鼠疫》视作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化代表，他善于以“独特的方式将他的艺术、生命和道德融为一体”，通过在极端的困境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的描摹、刻画，巧妙地借助特殊情境下人们的生存理念、行为方式的选择来彰显作者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不着痕迹地揭示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生存道德的诉求。
加缪作为荒谬哲学思想的代表，不仅把人类生存状态诉诸笔端，更为可贵的是对人类摆脱荒谬困境进行积极地探索，正是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抗争中彰显出人类的理性、善良、勇敢，借助对荒谬的反抗使人类的生存具有真实的厚重感和价值感，才是面对人世间一切痛苦、疾病和灾难，“捍卫人类生命存在的尊严和价值”的最有力的武器，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就是疾病、灾难所包含的人文价值意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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