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不久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電影《寄生蟲》獲得了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劇本”等四個獎項，這是韓國電影史乃至亞洲電影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在《寄生蟲》主創回國後在青瓦臺設宴款待。近年來，韓國、印度優秀電影的不斷湧現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輸出。

電影《寄生蟲》

什麼是文化輸出？

文化輸出是指一個國家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主動而有意識地將其價值觀傳播或強加給其他國家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輸出就是輸出一個國家的思想觀念和國家形象，而電影就是一種很好的傳播媒介。韓國、印度的電影越來越優質化、國際化其實是這兩個國家對外的一種國家形象改變的宣傳，通過這種文化軟傳播，不斷的增強自己國家在國際中的地位，進而在國際事務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利益。

《浮華世界》海報

從1895年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的《工廠大門》標誌電影的正式誕生（一說1888年的2秒短片《朗德海花園場景》才是第一部影片），到1927年華納兄弟公司拍攝並上映的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王》，再到1935年美國拍攝的第一部彩色電影《浮華世界》（又譯為《名利場》）上映，電影拍攝製作最先進的技術一直掌握在西方國家的手中，他們是文化輸出者，而亞、非、拉國家一直是這種文化的接受者，歐美國家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如此的發達，和他們的文化輸出不無關係。

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誕生

韓國的第一部電影是1919年的《正義復仇》，印度的第一部電影是1912年的《蓬達利克》，而中國的第一部電影是1905年的《定軍山》，中國的電影起步比這兩位小老弟還要早，怎麼近年來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卻相較於韓國、印度越來越弱了呢？這與一個國家的傳統觀念和電影政策有著很大的關係。

傳統文化和電影政策對電影發展的影響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世界上的大國、強國，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的文明一直在延續沒斷過傳承，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來了很多優秀的文化，按道理來說我們應該是文化的傳播者，但近現代以來我們卻更多的是被動的接受一些西方國家的思想觀念，這恰恰跟我們的傳統文化觀念有著莫大的關係。儒家的思想觀念對中國影響深遠，其中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都集中體現了一種含蓄的思想觀念，我們的情感表達較為內斂，所以很多電影中的作品或者說電影演員難以表達一些露骨的、迸發式的情感。此外，由於某些客觀上存在的管制，電影創作者們很難把一些人性黑暗面、對社會的抨擊等負能量展現在大銀幕上，而這也進一步限制了中國電影的發展。

韓國、印度都跟西方國家走的很近，思想觀念必然跟西方國家較為接近，西方國家的評委、西方國家的獎項相較於中國電影肯定更傾向於韓、印，但不可否認，韓、印兩國電影在質量上還是相當過硬的。

電影《殺人回憶》最後一幕對罪犯的凝視

從1984年廢除電影審查制度開始韓國的電影飛速發展，開始涉及之前被禁足的領域，直面韓國真實的歷史和社會。電影審查體制改革極大激發了韓國電影人的創作熱情，他們很快就走出了山寨好萊塢以及抄襲膜拜老式港片的層面，電影工業基礎愈加成熟。《辯護人》、《恐怖直播》、《柏林》、《殺人回憶》、《釜山行》、《熔爐》、《寄生蟲》等優秀的韓國電影層出不窮。有些恨鐵不成鋼的國人影迷感嘆道：

韓國導演奉俊昊

此外，在韓國想要成為一名導演只有兩個途徑：一是畢業於韓國最頂尖的電影院校，韓國電影藝術學院、中央大學導演系等。二是真正在片場踏踏實實從打雜做起，一步一步做到導演。《寄生蟲》、《雪國列車》的導演奉俊昊、《八月照相館》的導演許秦豪、《晚秋》的導演金泰勇等，都是從韓國電影藝術學院畢業的，《太極旗飄揚》的導演姜帝圭就是從中央大學導演系畢業的。聽著好像挺簡單，考上了這些電影學院畢業就行了，但真正難的還在畢業，要想畢業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中的至少一個：①至少有一部短片入圍戛納、柏林、威尼斯三大電影節；②至少有一部短片在釜山、東京、上海等同級別電影節上獲獎；③能夠拍一部進入院線放映的長片。而在中國，一直都是演而優則唱則導，導演馮小剛出演《老炮兒》後調侃娛樂圈“演員們都去當導演了，我只能去做演員了。”

《三傻大鬧寶萊塢》

再看看印度電影，中國人民對於印度電影並不陌生，從上世紀最受熱捧的印度電影《大篷車》、《流浪者》到《寶萊塢生死戀》、《勇奪芳心》，再到十年前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三傻大鬧寶萊塢》，再到最近的《摔跤吧爸爸》、《廁所英雄》、《小蘿莉的猴神大叔》，阿米爾·汗和沙魯克·汗等印度國寶級演員給我們帶來了不一樣的觀影體驗，印度電影不僅在中國大受歡迎，在世界範圍內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巴霍巴利王》

美國有好萊塢，印度有寶萊塢，從走好萊塢的山寨路子，到最終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印度電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2009年1月上映的《從印度到中國》號稱是在美國發行最廣的印度歌舞片，也是華納公司發行的首部寶萊塢電影，此片也是寶萊塢首部“功夫歌舞片”，試圖借名滿世界的中國功夫之力，加上在長城取景等中國風情，吸引世界觀眾。看看，功夫和長城等一些中國符號反而被印度電影給“借鑑”過去了。此外，像印度史詩片《巴霍巴利王1、2》更是進一步將印度展現給了世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輸出的例子。

韓、印電影如何進行文化輸出，中國電影又該何去何從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1、《熔爐》以2000年至2004年間發生於光州一所聾啞障礙人學校中性暴力事件為藍本，描述該時間所引發的悲劇以及學校的教師和人權運動者一起力圖揭開背後黑幕的故事。在2011年9月22日《熔爐》上映後，2011年10月28日，韓國國會208名出席會議的議員以207票贊成，1票棄權通過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爐法》）。《熔爐法》大幅提高了對性侵幼童、殘障人士等性暴力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加強了對青少年和殘障者的保護。

2、《殺人回憶》取材20世紀於80年代中後期令韓國社會陷入一片恐慌的韓國華城連環殺人案。直到兇手2019年被捕後引起軒然大波，如果不是因為有這部電影，在2006過了15年訴訟時效後即使兇手落網，那麼法律也很難制裁這個兇手。

3、《寄生蟲》大熱後，引發了韓國政府對城市貧民居住狀況的關注。今年2月18日，據韓國媒體報道，首爾市政府當日宣佈，將撥款為1500戶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條件，每戶家庭最多可獲得32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9萬元)資助。

4、因為種姓制度和宗教等原因，印度的社會現狀很難被一兩部電影所改變，但是像《摔跤吧爸爸》、《廁所英雄》最起碼引起了社會各界對於印度社會男女地位極度不平等和衛生環境的重視，

一部電影或者一個電影人很難讓這個世界有什麼不同，但是當這樣的電影和電影人數量多了之後就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擲地有聲、振耳發聵。電影或將一個國家傳統文化和風貌人情展現給世界，亦或是將這個國家不為人知和黑暗不公的一面抖露出來，讓這個國家關注並進行改變，這就是電影的魅力。阿米爾·汗在《真相訪談》中說過："沒必要為自己國家被放在聚光燈下而羞恥,應該羞恥的是我們的國家在某一方面還有欠缺"。近年來韓國和印度的電影人正是這樣一步步的去改變自己的國家，讓自己的祖國變得更好。

不過也不用過度悲觀，這兩年我們也有一批優秀的國產電影橫空出世，例如真實事件改編的《我不是藥神》，自2018年上映以來除了商業上取得重大成功之外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醫保政策和一批抗癌藥物價格。李克強總理就《我不是藥神》作批示：抗癌藥是救命藥，不能稅降價不降！總理在批示中指出“國務院常務會確定的相關措施要抓緊落實，能加快的要儘可能加快”。此外，《哪吒：魔童降世》、《白蛇：緣起》、《羅小黑戰記》等電影標誌著國漫的重新崛起，《流浪地球》打開了中國硬科幻的大門，《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更是難得的優秀主旋律電影。

我是船長，擁有女帝和五百萬粉絲的男人，下期見，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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