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窯還有很多謎團尚未揭開。當時處於文化中心地帶的北宋官窯尚且如此，荒鄙偏遠的遼、西夏諸國，其官府瓷器的燒造情況則更鮮為人知，顯得愈發神秘。
“東平王衙下”銘文瓷片
圖1 西夏劃“東平王衙下”銘黑褐釉甕瓷片 高25釐米，寬約27釐米 靈武窯產品 民間收藏 採集自靈武回民巷外側
該瓷片是一黑褐釉甕的口部及上腹部（圖1）。距口沿約5釐米處，自上而下刻劃銘文五字：“東平王衙下”。“衙”字最右側偏旁缺省，應屬當時的異體字或誤筆。傳瓷片採集於靈武回民巷窯外側南部某處。從其造型、胎、釉的特徵判斷，為西夏製品無疑。從口部造型及瓷片整體弧度看，其完整器應接近於現藏日本的黑褐釉剔劃牡丹紋罐（圖2）。
圖2 西夏黑褐釉剔劃牡丹紋罐 高46.3釐米 推測為伊克昭盟窯產品 日本私人收藏 圖1的完整器接近於此罐
西夏建國之前，接受中央王朝的冊封，自後周皇帝於954年封李彝殷為“西平王”始，這一封號便一直由西夏王族李氏襲承。10世紀晚期，遼、宋相繼封李繼遷為西平王，後李德明、李元昊父子也相繼接受了宋廷所賜“西平王”的封號，一直到李元昊稱帝后，宋廷才於1039年削去其封賞。
西夏建立之初，其官職的設置均模仿北宋，故西夏內部王侯的封賞名目也極有可能模仿北宋朝廷。西夏以四方命名的王侯之封，見諸記載的還有“南平王”，清代佚名所撰《西夏志略》載：“睍，清平郡王子，初封南平王。”西夏末帝李睍在繼承皇位前，被封為南平王。
“東平王衙下”瓷片的面世清楚地表明西夏確有“東平王”之封號，而且，刻劃有此銘文的瓷甕，當為東平王府定燒瓷。
“三司”銘文瓷片
圖3 西夏“三司”銘茶葉末釉甕瓷片 高21釐米，寬約31釐米 靈武窯產品 民間收藏 完整器與圖4造型一致
該瓷片是一件茶葉末釉甕的口部及上腹部（圖3）。距口沿約4釐米處開始，自上而下刻劃銘文兩字：“三司”。字體風格與前面的“東平王衙下”銘文類似，只不過線條稍粗。瓷片高21釐米，寬約31釐米，釉褐色微綠，也稱茶葉末釉，胎淺米黃色，芒口，口部為斜唇口微外侈，縮頸。
《宋史·夏國傳》載，李元昊繼承王位後在1033年建立了一套中央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等，其制度多與宋朝相同。其中中書、樞密、三司是掌管王國政、軍、財的最高行政機構，即中書主持政務，樞密掌管兵政事務，而三司，“唐代稱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主管國家的財政賦稅。宋朝沿襲唐制，西夏又沿襲宋三司設置”。
有“三司”銘文的瓷甕，為西夏中央政府中主管財政的三司所定燒的瓷器。
其他西夏瓷標本所具有的貢瓷特徵
除上述兩片瓷片標本確認無誤為官府用瓷以外，出土於靈武窯的標本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帶有官府或宮廷用瓷的特徵，茲舉幾例：
圖5
黑釉唾盂(圖5) 為回民巷窯產品。器壁較薄，製作精緻。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同於一般西夏瓷的外壁施半釉，底足露胎，並以石英砂墊燒的特點，而是內外均滿釉，內底部以支釘墊燒，圈足亦施了釉，製作含蓄精緻。在中原地區，類似這種底足的處理也極少能在民間用瓷上發現，所以很顯然，這個西夏黑釉唾盂是按照中原貢瓷的標準制作的。
圖6
銀醬釉剔劃牡丹紋梅瓶瓷片(圖6) 釉色閃亮奪目，胎質堅硬，從殘存的部分可以推知其高度和腹徑都比一般西夏梅瓶要大，而其腹部器壁的平均厚度僅為四五毫米，如此碩大的器形，器壁又如此之薄，稍有不慎即容易破碎，顯然不適合民間勞動人民使用。梅瓶主要用來儲酒，這個梅瓶標本如果不是因破損留在窯址，恐怕在當時應該早被細心地存儲於架上，或在某個宴席被婢女小心翼翼地抱持著侍立於一側了。
圖7
圖8
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七卷“敕禁門”下規定：佛殿、星宮、神廟、內宮等除外，普通官民屋舍上不得有蓮花裝飾，不允許塗畫大朱、大青、大綠等顏色。以蓮花為主的圖案在西夏瓷器上雖不像牡丹那麼普遍，但也不少見如圖7、8兩件梅瓶。西夏剔劃花梅瓶製作工藝精湛，費時費力。
圖9
西夏時期，靈武窯燒造有一定數量的瓦當和滴水(圖9)，紋飾無論獸首還是花卉，均雕鑿精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胎質為硬度極高的瓷胎，比同一窯的一般瓷器胎質稍粗，但燒成溫度相近。而即使是在西夏王陵出土的類似器物，也多為灰陶或掛綠釉紅陶胎製品，質地比靈武窯製品要疏鬆得多。顯然，靈武窯這些在同類產品中堪稱翹楚的瓦當和滴水，也當是為官府或寺院燒造。
圖10
圖11
靈武窯在西夏時期承擔了燒造貢瓷的任務這一點，應該毋庸置疑。除靈武窯外，西夏王陵出土瓷器中的白胎透明釉瓷器（圖10、11）被認為產自於賀蘭山插旗溝窯，故插旗溝窯當是另一個西夏貢瓷的燒造場所。
關於西夏官窯的問題
靈武窯是否為官窯？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官窯的定義。官窯必須符合下面兩個條件：1.必須是官府，甚至宮廷大內直接所設之窯;2.所燒之器質量與民用瓷差別大，並禁止流入民間。那麼，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對靈武窯稍作考察可知，其產品以民間用瓷為主，尤以碗、碟為大宗。儘管梅瓶之類器物有可能大多數是作為貢瓷來燒造的，但其主要裝飾風格比如剔劃花，在其他器物如某些不具備貢瓷特徵的罐、甕、缽上也普遍使用，也就是說，西夏貢瓷與民用瓷儘管精粗有別，但其工藝特點、主要的裝飾風格以及產地均無太大差別，很明顯，這是貢瓷瓷窯與民用瓷窯沒有進行嚴格區分，那麼也就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官窯了。
至於插旗溝窯，儘管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其為西夏官窯，但考慮到其產品唯胎色比靈武窯產品更白，而其釉色、釉質、造型工藝與靈武窯產品相比均無明顯優勢，有些方面，比如器壁較厚，修足厚笨，這些都明顯輸於靈武窯，故稱之為“官窯”尚缺乏足夠的證據，而將其作為西夏“貢瓷”的燒造窯場來表述則比較準確。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西夏瓷器成型之時，北宋的官窯可能還未出現。西夏瓷器受晚唐、五代以來尤其是北宋前期磁州窯系、定窯系陶瓷和遼國陶瓷工藝的影響，約在西夏建國後的西夏前期，形成了自己的裝飾手法、風格和器物種類等整套體系，並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成熟和穩定，伴隨著金代西北地區耀州、渾源等地瓷窯的給養，到西夏中期其中心窯場——靈武窯的燒造逐漸興盛，西夏中晚期的產品質量、裝飾工藝和產量達到高峰。而北宋官窯，據宋代葉寘《坦齋筆衡》記載：“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由此推斷，北宋官窯的燒造時間應該在政和元年到北宋滅亡之間，即1111-1126年間。燒造時間短暫倉促，故可能未對西夏瓷產生影響。在北宋建立官窯之前，承擔燒造貢瓷任務的主要有邢窯、定窯、耀州窯、越窯等窯口，而其中的定窯、耀州窯也在對西夏瓷窯影響最大的窯口之列，那麼這種約束不甚嚴格的官、民混燒的制瓷制度，也必然相應地影響了西夏。
西夏靈武窯“東平王衙下”銘瓷片、“三司”銘瓷片，一方面直接證明和佐證了西夏有“東平王”封號和“三司”機構的設置，另外結合其他標本，表明靈武窯中的某些窯爐在西夏時期承擔了燒造貢瓷的任務，其產品質量高於一般民用瓷。靈武窯是一處官、民混燒的西夏中心窯場，但和同樣燒造貢瓷的插旗溝窯一樣，都不能作為西夏“官窯”看待。或者說，目前的證據表明，西夏有貢瓷，而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官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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