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三星堆縱目面具的過程中，學術界發現西南地區普遍流傳著直目人的傳說，比如羌族的《羌戈大戰》、彝族的《梅葛》、嘉絨藏族的《阿尼郭東》、納西族的《人類遷徙記》等。筆者在對這些傳說做進一步分析時發現，這些傳說多可與《華陽國志》印證，且族屬均指向西南民族史上的神秘邛人。揭示這一事實，對於我們研究神秘的象雄文明並進一步揭示漢藏民族之間的歷史聯繫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也將有力地促進整個中國古史體系的科學重建。
一、羌族的戈人傳說
在岷江上游地區的羌族各村寨中，普遍流傳著《羌戈大戰》的民間傳說。[1]在該傳說中，羌人自述其祖居為析支地區，後被魔兵驅趕，在首領阿巴白構的帶領下，沿岷山南下，與更早居住於岷山地區的戈人發生了大戰。這裡的析支，即《後漢書》的賜支，是羌語“河曲”的譯音字。
視頻《羌戈大戰》截圖（圖源：搜狐）
按《羌戈大戰》傳說，戈人文化水平甚高。他們經營農業，已用犁，善治水，住石碉，生活富有。其人與羌有異，“骨骼很粗，眼睛豎起”，汪寧生教授認為戈人似即《華陽國志》中的縱目人，[2]蒙默教授則認為是漢代文獻中的冉駹夷。[3]此二說看似不同，實則二者均涉及西南民族史上的神秘邛人。
漢之冉駹夷即今之嘉絨藏族，此已為馬長壽先生所指出。[4]而嘉絨藏族各部傳說均言其祖先出自邛部，是知嘉絨藏族即邛人之後。此處之“邛”，敦煌古藏文作“khyung”，漢代文獻作“邛”，意為神鳥。說見拙文《 》。
嘉絨藏族崇拜的邛鳥
《華陽國志·蜀志》說：“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可知，汪寧生教授說的縱目人即為蠶叢部族。又《史記·三代世表》正義引《譜記普》說，蠶叢國破後，其“子孫居姚、巂等處”。唐代巂州，地即今西昌，漢為邛都夷故地，宋元時稱邛部州。南北朝時期，邛都夷為烏蠻（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所破（見《元史·地理志四》），其族多遷居於川西南和滇西北交界地區，形成了後來的普米族和納西族。而納西族崇拜神鳥——邛，故筆者指出納西族和嘉絨藏族均為邛人之後，說見拙文《 》。
麗江玉水寨的邛鳥雕像（圖源：馬蜂窩）
納西族的東巴神話《人類遷徙記》有橫眼天女善良、豎眼天女美麗的說法，這裡的豎眼可對應《羌戈大戰》中的豎眼人，也就是戈人。《史記·西南夷列傳》言冉駹夷之俗“貴婦 人、黨母族”，這也暗示縱目人有深厚的母系文化。實際上，這與唐代文獻記載的川西地區有東女國、今摩梭地區有突出的母系社會文化特徵是相呼應的。
二、彝族的直目人傳說
四川社科院特約研究員屈小強先生指出，在川滇一帶的彝族支系中有供奉始祖面具的現象：
在羅婺支系的許多村寨中，都有一對由每戶人家輪流供奉的始祖面具，各戶又有家祖面具。每年六月火把節上，人們戴著它們舞蹈驅邪。始祖面具基本屬於人面造型，其顯著特點為凸目、闊嘴、露齒……有些始祖面具底色皆為墨黑色，凸出的眼球為黃色，眼圈、口唇、鼻子都塗成硃紅色，臉上有硃紅色橫條。而三星堆青銅面具在出土時，許多尚能看見眉眼描黛、口鼻塗朱的情況。三星堆青銅大面具寬1.38米，彝族始祖面積一般則寬1.5米。二者驚人的相似之處看來不是偶然的。早已有人（如徐中舒、方國瑜、王有鵬、關榮華、陳英等）考證說，川滇彝族與古蜀人有深厚綿遠的族源關係；因此，似乎可以這樣說，彝族始祖面具乃是沿襲世世代代長達四五千年的縱目蠶叢始祖傳說的形象而作用的。[5]
彝族火把節的祖先神遊行（圖源：《文化遺產研究》2012年）
羅婺彝族用大面具來表現祖先神，反映的或即彝族諸支系中普遍存在的直眼人傳說。如雲南彝族傳說《查姆》說，人類最早的一代是獨眼人，因不會種田，在乾旱中曬死了。第二代人是直眼人，會用牛耕，但不懂道理，眾神發下洪水，將其沖毀了。第三代人才是橫眼人，孕育了今天的彝族人。楚雄自治州的彝族民間創世史詩《梅葛》亦有類似說法。[6]
彝族撮泰吉表演（圖源：中國文化交流網）
結合邛族人的傳說來看，彝族傳說《查姆》、《梅葛》中的直目人形象應是彝族曾事邛人的歷史記憶。其證據有二：
（1）《貴州通志·前事志二》附《安順志·普里本末》敘水西彝族起源雲：“普里之先，出於昆明。羅殿、普露靜，皆昆明也。《羅鬼夷書》曰：一世孟䞣自旄牛徼外入居於邛之滷，為滷氏。”又《前事志四》引《興義志·爨氏本末》雲：“初，秦時有孟䞣者事邛君，邛君邑之。西漢初，其種類繁盛，由瀘入滇。自滇以西，地方千里，鹹為所有，是為昆明夷。《史記》所云嶲、昆明也。”[7]這裡的孟䞣，即彝族傳說中的祖先，今一般譯作希慕遮。
（2）彝族傳說中的直眼人前一代為獨眼人，而嘉絨藏族傳說《阿尼郭東》記載，嘉絨人的英雄阿尼郭東曾戰勝獨眼人。[8]如果結合筆者提出的《夏與商周並行論》觀點，夏人的統治集團為戎狄聯盟，其中戎人即邛族之先，而狄即《山海經》中的一目國，其考古文化可溯及石峁文化（見《 》），則獨眼人與縱目人之戰即可看作戎狄聯盟的分裂事件，其年代當在三星堆青銅文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末期。
石峁玉人像
三、嘉絨藏族和白馬藏族的三眼人文化
當今學者在論及三星堆縱目人像或《華陽國志》的縱目傳說時，常常會把西南地區常見的三眼神話與縱目人聯繫起來。比如，原四川大學李思純教授說：“所謂縱目，即是兩眉之間的額際有一隻縱列的眼，與通常的橫列的人眼不同。這是羌氐族特殊信仰的人神形像，在現今西藏喇嘛教多目手的佛像中有不少實例。而明代小說如《西遊記》、《封神榜》中所述，與現今灌縣二郎神廟的塑像，都可作為羌氐族特殊的縱目人神信仰的證明。”[9]
塔爾寺跳神活動（圖源：華夏經緯）
這種觀點有一定依據，如民國《邛崍縣誌》卷二《廟祀篇》即稱三眼神像為蠶叢像：
蜀中古廟多有藍面神像，面上傀儡如蠶，金色，頭上額中有縱目。《華陽國志》汶山郡蠶陵縣有縱目人冢，《漢志》蠶陵縣屬蜀郡，然則蠶陵者，蠶叢之陵也。蠶叢開國，次主魚鳧，於湔山後為立祠，古廟傀像多沿此。又人皆橫目，蠶叢縱目，像是以傀，開蜀之王，宜為川主。
苯教金剛普巴
這種三眼人物形象在嘉絨藏族所信仰的苯教中展示得更加鮮明。苯教是吐蕃王朝崛起之前就已存在於青藏高原的象雄文明的國教。藏學家南喀諾布說：“象雄人主要源自瓊部姓氏，故其領地也稱之為邛部。”[10]象雄王都稱為瓊隆銀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中央民族大學才讓太教授認為，khyung lung即“象雄（zhang zhung）”一詞的藏文意譯。[11]而按khyung lung之音亦可譯為“邛籠”，《後漢書》以為即冉駹所居之碉樓。碉樓，至今仍廣泛分佈於嘉絨藏族的聚居區，這說明嘉絨藏族確為象雄王室後裔之一。
嘉絨藏族風情節（圖源：馬峰窩）
這種碉樓，筆者曾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提到今山南藏語稱為khyung-tshang，意為神鳥的居所，其音可對應《華陽國志》的“瞿上”，先秦漢語文獻的“空桑”，此亦古代邛人對三星堆古城的稱呼。而lung有山谷義，故khyung lung當是三星堆文明毀滅後，古代邛人遷入川西南山區後的叫法，兼採其音義可譯作“邛谷”。而《後漢書》載邛人任貴曾攻殺越巂郡（邛都夷故地）太守枚根，自立為“邛谷王”，即其證。
苯教祖師佔巴南喀雙身唐卡（清繪）
李思純教授把三眼神視為氐人的文化遺留，這個說法是有說服力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把冉駹夷和白馬人均稱為氐人，而今天在甘南文縣、四川平武等地生活著的白馬人均自稱為氐人之後。白馬人對眼崇拜的文化，也多有學者論及，並認為與三星堆的縱目面具有關。[12]
白馬人的“池哥晝”（圖源：SCTV）
從語言現象來看，漢語文獻的“氐”很可能是藏語ldei的同源詞，意為國王或軍事首長（可參閱多識教授和同美教授之說[13]），這與源於神鳥崇拜的“邛”人叫法並不矛盾。
四、三眼崇拜的文化內涵
把三眼人進行藝術化表現，雖然在彝族支、藏語支等多個民族中都存在。但是，從文化現象來看，彝族表現面具文化的撮泰吉表演已經形成儺戲，而白馬人的面具文化尚處於儺祭階段，這說明氐系民族的眼崇拜文化更接近原始性質，這種源頭性特徵在嘉絨藏族的目文化中表現更加突出。1943年，衛聚賢曾在文章中提到過一種三眼人，他說：
縱目人現在西藏及不丹尚有。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左右，成都有人看見有二十幾個三隻眼人，從西藏到北京去朝貢，路過成都，被人圍觀。詳察正中額上的一隻眼，非真的眼睛，繫於幼時以刀劃其額為一直孔，含以黑珠。長大了，珠含肉內，肉縫裂開，恰似縱立著一隻眼睛。[14]
白馬藏族池哥晝面具（圖源：CNTV）
這裡說的藏人很可能就是嘉絨，與這種額中嵌珠現象同樣表現出原始特徵的還有鄧廷良教授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的“燒艾疤”現象。李遠國先生在《試論〈山海經〉中的鬼族》中引述鄧廷良教授的調查說：
現代巴郎山麓的嘉絨人（古蜀人後裔）還較普遍地承襲縱目的遺制，只不過以艾香疤痕代替了雕題，並且愈入深山僻野，居於交通不便地方的部落中，其俗愈濃。就是在州治馬爾康，也隨處可見額尖眉心處燒有大小不一，或長或圓的一個眼疤的人，尤以青少年男女為明顯，深溝如草敦七部落等，大兒燒艾疤的儀式仍相當莊重，必須由原始巫教的巫師納巴作法咒頌而後施行。[15]
嘉絨藏區古壁畫（圖源：poco）
對於這種三眼文化的來源，有的學者認為反映的是人類松果體的感光功能[16]、有的認為是古代岷山地區因嚴重缺碘而造成的生理學病變[17]，還有的認為是對蝸牛觸角的模擬崇拜[18]。筆者則認為，三星堆的縱目文化應結合整個歷史體系來進行理解。在《 》一中，筆者提出的觀點是：
三星堆縱目面具（三星堆博物館藏）
從人類文化學來看，縱目表現的是觀察能力的增強和延伸，它與人類學上常見的以柱形眼來表示捕捉、確定遠方信息與並之交流的作用是相同的。具體從三星堆文化來看，縱目文化應與天象觀測有關。由於天學在早期的政治活動中被神聖化，故後來的人們把縱目神化為天眼或神眼是可以理解的。嘉絨人不惜以這刻額嵌珠的方式來表現對神眼的崇拜，應是這種信仰的神聖化表現。
五、從嘉絨藏族起源看古史研究中的漢、藏同源問題
在《從縱目面具與北斗崇拜的關係》一文中，筆者的討論是著眼於三星堆文化在整個中國古史體系中的地位來展開的；在本文中，我們則以廣泛流傳在西南地區的直目人傳說為基礎來討論了與三星堆文化可能有聯繫的族群。結合兩文所論，不難發現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特別是嘉絨藏族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特別是當我們把邛人與象雄研究相聯繫的時候，其意義更加重大。
丹巴嘉絨藏族美女（圖源：四川新聞網）
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表明，漢語和藏語是同源語言。根據這一事實，確定漢、藏兩大語言的大致分離時間對於古史研究來說無疑是有幫助的。2003年，鄧曉華教授和王士元教授根據語言學家斯瓦迪士的語言斷代理論（通過計算兩種語言的基本詞彙在單位時間的取代比率來計算兩種親緣語言的分離時間）得到的研究結果表明，古漢語與藏語分離的時間距今約2755年，也就是兩週之際。[19]
在《 》中，筆者指出嘉絨藏族是西周時期與周人有通婚關係的戎族後裔，而本文復指出嘉絨藏族與象雄文明的王族邛人有關。西周戎族與周人的分裂是導致平王東遷的重要原因，而象雄文明則是藏文化形成的濫觴時期。由此可見，以三星堆和嘉絨藏族的關係為研究突破口，則漢藏兩大文化系統的分流現象便可得到合理解釋，並與語言學家得到的語言斷代結果相呼應。
敦煌古藏文（圖源：tibet3）
同時，筆者在《 》中提到，敦煌古藏語文獻中的一些藏人古代氏族把祖先溯及於夏或大夏，結合本文可以知道這絕非空穴來風。這再次提醒我們，加強西部民族的研究，將有利於我們逼近更加真實的三代歷史面貌。
參考文獻：
［1］羅世澤、時逢春蒐集整理：《木姐珠與鬥安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明整理：《羌族民間長詩選》，北川縣政協文史委、北川縣政府民宗委編，1994年。
［2］汪寧生：《西南訪古卅五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頁。
［3］蒙默：《試論漢代西南民族中的“夷”與“羌”》，《歷史研究》1985年第1期。
［4］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頁。
［5］屈小強：《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頁。
［6］楊明洪：《縱目青銅人像的民族學觀察》，《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
［7］劉顯世、谷正倫修：《民國貴州通志（一）》，巴蜀書社，2006年版，第90、364頁。
［8］陳昌富：《“阿尼郭東”——嘉絨藏族圖騰崇拜英雄》，《西藏藝術研究》1996年第4期。
［9］李思純：《灌口氐神考》，《川大史學·李思純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0］南喀諾布：《古代象雄與吐蕃史》，中國藏學出版社，1966年版。
［11］才讓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國藏學》2005年第1期。
［12］王國基：《白馬人儺祭舞蹈三目神面具之源》，《阿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2期。董晶、董仁威：《四川綿陽市平武縣白馬“縱目人”初探》，《巴蜀史志》2008年第3期。餘永紅：《隴南白馬藏族的“目文化”造型符號研究》，《文化學刊》2012年第3期。
［13］多識仁波切：《藏學研究甘露》,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同美：《西藏本教研究：岷江上游本教的歷史與現狀》，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頁。
［14］衛聚賢：《二郎》，《說文月刊》1943年第9期。
［15］李遠國：《試論〈山海經〉中的鬼族》，《山海經新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6年版。
［16］蕭兵：《眼睛紋：太陽的意象》，《淮陰師專學報》1991年第3期。
［17］劉興詩：《三星堆文明與古地理環境》，《成都理工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18］周清泉：《文字考古》卷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鄧曉華、王士元：《藏緬語族語言的數理分類及其形成過程的分析》，《民族語文》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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