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一书中对“历史必然性”有着这么一段经典的阐释：
社会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基于这一观点，笔者冒昧地想要再添加一个辅助观点，即：一切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客观现象，在当时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与此同时这些客观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诸多主观因素相互碰撞而造成的。以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为例，尽管大多数人对发动这起战乱的主谋吴三桂存在诸多偏见，但在笔者看来，大部分人还是基于其人品而进行评价的，抛开他三番屡次的“改换门庭”从而在人们心中所刻画的不良印象，相信还是有部分人愿意为其鸣不平的。当然，笔者在本篇文章当中并没有一丝想要为其鸣不平或是“洗白”的意思，只是想单纯地从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大角度去对“三藩之乱”的爆发做一个具体的因果性分析，仅此而已。因为笔者发现大多数历史爱好者对于“三藩之乱”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表层，即：是吴三桂一人挑起了“三藩之乱”的战火。但实际上，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清楚，造成“三藩之乱”的本质因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来自于吴三桂一人，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写到：一切在历史上……与此同时这些客观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诸多主观因素相互碰撞而造成的。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从经济的角度分析
毫无疑问，清初“三藩之乱”爆发之前，三藩割据势力与清朝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等诸多方面上均产生了难以磨合的矛盾，也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相互碰撞，最终才得以促进双方正面冲突的成功爆发。而在笔者个人看来，“经济”因素在这里边占据着相当的比重，因此，在本当中，就“经济”这一角度进行着重分析。
在上一篇文章 当中，笔者曾跟读者朋友们简单分析了一番吴三桂叛乱前所直接掌控的兵力数量，最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三藩之乱”爆发之前，吴三桂拥兵数量约在9万上下，在这其中约有2.2万是在编制之内的兵员，其余则属于其私自招募或兼并的兵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吴三桂所拥兵力中仅有2.2万余人归属于朝廷下拨军费赡养，但对于吴三桂而言，朝廷如果按普通绿营兵的水平去供养吴三桂的兵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吴三桂本人势必也不会答应，况且吴三桂进驻云南之际，朝廷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吴的力量去平定云贵地区中不肯妥协的地方势力，如龙纳、水西土司势力等。除此以外，为了能够巩固自己在云贵地区的统治，同时提升自己在满清统治者心中的地位，吴三桂还听取了洪承畴授予的“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之计策。
所谓“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说白了就是既要确立自己在云贵地区的统治地位，又要让云贵地区表面上不能相安无事（不然就发挥不出自己的作用）。基于这一道理，吴三桂自进驻云南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他饮马滇黔的谋划。史料记载：顺治十八年，吴三桂出兵征缅；康熙二（公元1663）年，剿陇纳；次年，征讨水西，灭土司安坤；康熙五年，又出兵剿土司禄昌贤于陇箐。可以这么说，吴三桂自驻镇云南伊始，云贵地区的动乱在表面上就没有真正停息过一刻。但吴三桂常年经营此计也不免引来旁人的猜忌，史料《庭闻录》中的一段记载便是最好的印证：
三桂挟封疆以重，张皇边事，自负万里长城。镇将欺督抚，三桂欺朝廷，怀藏弓烹狗之虑，深市权固位之念，重劳王师伤财所不顾矣。
吴三桂政权兵部护照
常年征战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给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来压力。众所周知，清朝初期国家财政情况可谓是入不敷出，江南一带由于士绅阶级倚势拖欠赋税，致使朝廷在向来富庶的江南地区所得的赋税也基本不尽人意（后来爆发了一系列案件打压江南士绅），而三藩所耗费的巨大军费支出则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处境。据《清圣祖实录》、艾元徵：《军屯省饷疏》等史料记载：公元1667（康熙六）年，仅吴三桂一藩朝廷每年需支出的俸禄及饷银竟高达300余万两，其本省所征赋税还不及供养平西王一藩。具体记载如下：
直省钱粮，大半耗于云贵、闽、广之兵饷。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两。本省赋税不足以供什一，势难经久。
直至五年后的康熙十一年，尽管朝廷命吴三桂在军费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简措施，但平西王一藩所需俸饷仍需220余万两。具体记载如下：
云南则需协银一百六十余万，贵州则需协银岁常五十余万……福建则需协银一百六十余万，广东则需协银岁常一百二十余万。
毫无疑问，每年固定500余万两的财政支出，这对在中原地区刚站稳脚跟的清政府而言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顺治十一年的户部收入数额为1480万两白银为例，三藩的俸饷支出约占据着整个清政府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笔者仅查询到了顺治十一年的数据，清朝初期清政府财政收入数据并没有过多的增幅，推测康熙十一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约为2500至3000余万两，因此三藩财政支出约为五分之一左右）。尤这些数据也可推测得出“三藩”在经济上与朝廷之间的所存在矛盾程度。
荷兰使臣纽霍夫笔下的尚可喜
02、从政治的角度分析
区分一个地方的统治权在谁手上除了以赋税所属为凭据，还可以以该地区的官员任免权为凭。清朝初期，清廷为了笼络吴三桂，便尽一切可能地给予了其所能享有的权力。除了拥有“便宜行事”之权外，清政府还破格授予了吴三桂“选官提授”的大权，此举也为吴三桂结交党羽创造了条件。所谓“上可节制督抚，下可扼制县令”便是出自与此。依托巨大的权力支持，吴三桂才敢于雄踞一方，无视朝廷。而广东、福建两地的藩王虽没有吴三桂享有的权利大，但也皆有朝廷授予的“便宜行事”之权，这亦为其敛财施政创造了环境。
在这种形势之下，三大藩王所驻镇的地区形同一个与朝廷脱离归属权的独立王国，使清朝中央政府对“三藩”所在地区的统治权名存实亡。这即是“三藩之乱”必然爆发的一个政治因素。
荷兰人笔下的靖南王
03、从军事的角度分析
如前所述，吴三桂拥兵数量约九万人左右。史料《康熙朝报销册》记载：康熙初年，
“国家养兵凡五十八万有余”。单从数量上对比，吴三桂的兵力确实仅占全国总兵力的八分之一左右，但与朝廷不同的是，吴的部下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且长期由其直接统领和赡养。久而久之，在思想上，吴三桂的兵员在潜意识里自然认为自己乃藩王家丁，而本质上并不归属于朝廷。尽管在这其中一部分编制内的兵员由朝廷负责拨饷供养，但从另一角度上看，朝廷的所作所为也仅是为吴三桂及其他藩王做了嫁衣。除此以外，“三藩”的兵力集中程度也是清廷所不能比拟的。
参考文献：
刘健：《庭闻录》
《清圣祖实录》卷94
《平定三逆方略》
《中国军费史》海潮出版社 刘朝勋等人主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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