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教育的發展，留學生群體日益龐大，也日益低齡化。他們當中，有的跟隨父母遷居，有的獨自留學海外，但是都生活在不同於母國的文化當中，被稱為
“第三文化兒童”。美國社會學家魯斯·尤西姆博士，曾在1950年出版的《第三文化兒童》一書中，首次提出“第三文化兒童” （Third Culture Kids，簡稱TCK）這一說法。
它是指那些幼年時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時期，在父母本國環境以外的國家，求學和成長的孩子。正因為和父母所處文化的不同，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需要應對一系列的挑戰。
《第三文化兒童》
“第三文化兒童”最顯著的特徵是：他們不屬於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化。
在跨文化的過程中，他們需要經歷一系列文化衝突和社交挑戰，以及“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和歸屬認知。與此同時，他們也要處理因為不斷地告別，而帶來的喪失感。
蔣佩蓉曾任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總面試官，也是多本家庭教育暢銷書的作者，更是三個陽光大男孩的母親；丈夫林為千，曾任微軟創投大中華區負責人、微軟亞太研發集團運營總監。
蔣佩蓉夫婦
作為第一代“第三文化兒童”（TCK），蔣佩蓉和丈夫，在幼年時期，就都移居北美，成為小留學生，並雙雙考入麻省理工學院。
後來，因為工作調動，他們的大兒子凱文、二兒子凱恩、小兒子凱安，都在孩童時期，就從美國轉來中國公立學校唸書。等到中學階段，他們又陸續轉學到了國際學校。
就這樣，蔣佩蓉的三個孩子，相當於經歷了兩次“跨文化”的轉變，也比一般TCK兒童遭遇了更多的文化衝擊。
如今，凱文已經從麻省理工畢業，放棄了硅谷大公司的機會，投身一家創業公司，閒餘時間不僅寫詩，還參加各類公益活動；凱恩也從伊利諾香檳大學畢業，利用自己的社交特長，探索將專業知識和管理學相結合；熱愛藝術的凱文，則在父母的鼓勵下，如願以償得到了芝加哥美術學院的offer。
這一次，蔣佩蓉將結合自己和孩子的親身經歷，為我們講述跨文化兒童會遇到的文化衝擊和各方面的挑戰，以及有留學生群體的家庭，可以從哪些方面做好準備。
蔣佩蓉一家五口
相比語言，文化衝擊才是最大的挑戰
為了能讓孩子有一個沉浸式學習漢語的機會，蔣佩蓉決定，不送孩子去國際學校，而是去中國公立學校就讀。
蔣佩蓉覺得，既然來了北京，就要入鄉隨俗，學習當地的文化跟語言，不能浪費了這個機會。”
然而，剛轉來中國讀書時， 三個孩子的中文水平，實在讓人犯愁。
老大凱文已經上六年級，剛轉到中國學校時，他們連基本的拼音都不會，而同齡孩子已經認識五六千個漢字；最小兒子的凱恩才兩歲，在中國的幼兒園裡，幾乎一個漢字都聽不懂，哭了整整三個月。
當然，感到犯難的可不僅是孩子。因為蔣佩蓉夫婦從小移居海外，日常使用漢語機會不多，就連他們自己也是從零開始，和孩子一起學習漢語。
幸運的是，在沉浸式的漢語環境中，三個孩子的語文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在經歷了“語言陣痛期”後，三個孩子都能聽懂老師上課，也能和同伴自如地交流。如果拋開美國國籍身份，起碼看上去已經和中國孩子相差無幾了。
“但是，作為第三文化的孩子，經歷的問題其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更復雜，並非只是語言學得多快，是否跟得上學業，這些最表面的問題。”
回想自己的跨文化求學經歷，孩子們坦誠：“語言上的障礙，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最大的挑戰，其實是背後的文化衝擊和思維模式，還有一種‘局外人’的痛苦。”
傳統意義上，我們會認為，留學生群體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上的挑戰。只要語言關過了，融入國外的學習和生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蔣佩蓉表示：實際上，應對文化衝擊和自我身份的認同，可能比語言工具的掌握，要困難得多，這也是很多父母忽略的問題。
蔣佩蓉的二兒子凱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一直在試圖理解自己“局外人”的身份。
在美國小學讀書的時候，他曾天天對著美國國旗朗誦效忠宣言，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的美國人。到了中國學校，因為拒絕佩戴紅領巾，因此和老師的關係搞得很僵，也和同學產生嫌隙。
但是，當他暑假回美國過夏令營，遇見那些對中國人有偏見的美國人，他會生氣地去糾正、維護，和他的美國同學們辯論。
“我到底是哪一國人？”他迷惑了。“最經典的身份掙扎就是，奧運會的時候，當中國跟美國競賽，糾結到底該支持哪個國家隊？”
在融入不同文化環境的過程中，
不僅僅是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問題，還有文化衝突帶來的社交問題。“剛開始進入一個環境時，孩子們能聽懂對方說的每一個單詞，卻不懂對方的思維方式和看問題角度；參加學校的戲劇排練，捕捉不到隱含在臺詞背後的笑話… …這些都是文化上的疏離感。”
蔣佩蓉的二兒子 凱恩
很多留學生在國外求學多年，卻不能完全融入本土生活圈。
這是因為，雖然他們的社交圈中，有來自各個國家的朋友，但那些最好的夥伴，依然是中國人。
對於“如何提升孩子在國際化環境中的社交自信”這個問題，蔣佩蓉道出了她的心得：“興趣愛好，是最好的社交名片，賦予孩子社交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有自己的興趣追求。”
音樂，是這個家庭的共同愛好，蔣佩蓉夫婦就和孩子們，組建了一支“林家樂隊”。每到一個新的城市和社區，他們就通過音樂表演，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
音樂，成為他們融入當地生活和社交圈的“共通語言”。
“人跟人之間的情感鏈接，都是建立在興趣和體驗上面的。即使語言、文化不一樣，只要我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交往起來就能夠如魚得水。”
一家五口組成“林家樂隊”
應對文化衝突的方式，因人而異
對於跨文化兒童可能遇到的文化衝突，乃至偏見和歧視，蔣佩蓉一點都不陌生。
早在蔣佩蓉11歲時，她就跟兩個妹妹從臺灣來到加拿大溫哥華，成為沒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學生。
雖然在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中長大，不過三個姐妹對新環境的接納程度和應對方式，卻截然不同。
自尊心強的蔣佩蓉，決定不融入新環境，依然追捧臺灣流行歌曲和電視劇，以中國人的身份為榮；恰恰相反，她的二妹很喜歡新環境，完全擁抱新的文化，成為一個地道的加拿大人；而最小的妹妹，最為敏感，她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
從三姐妹的跨文化故事來看，TCK群體面對新文化、言語、和環境的反應，完全是因人而異。
不過，這種文化認同和歸屬感，也在不斷變化當中。
蔣佩蓉三姐妹到了大學以後，原本最排斥自己身份的小妹，突然想要尋根。因為大學同學對她的亞裔身份非常好奇，她選修了東亞研究系，畢業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臺灣，當起了律師，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讓蔣佩蓉全家都對她刮目相看。
“不需要擔心孩子，因為在異國他鄉學習和生活，他的身份認同就會完全改變。對於一個跨文化兒童來說，他的文化歸屬感，可能會受到自身的個性、喜好，乃至同學、朋友的影響，並非一成不變。”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跨文化兒童，是否擁有更多元的身份認同，而不是單一的文化歸屬？
蔣佩蓉也曾跟孩子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是，“認為自己不屬於完全意義上的美國人，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中國人，而是綜合吸收了兩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
同樣，在很多留學生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這個特點。因為不屬於某種單一的文化，他們更善於從多種文化、多種角度來思考問題。
林爸爸(中)和三個兒子
蔣佩蓉的家庭氛圍也是如此。“對任何新聞時事的討論，我們都不會只看某一方觀點。孩子們會找來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中國怎麼講？美國怎麼講？俄羅斯怎麼講？中東世界又會怎麼講？瞭解足夠多的信息，加以自己的思考，再得出客觀結論。”
回顧這段跨文化經歷，蔣佩蓉的三個孩子，都認為這是成長中最珍貴的禮物：“文化衝擊所帶來的逆境和挑戰，正好提供了一種無拘無束的視角，迫使我們開放思想，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批判性思考。”
未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將會湧現出越來越多學習、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兒童，他們無法回答“你從哪裡來？你是哪裡人？”這樣的簡單問題，只能回答“我的國籍是**，我目前生活在**。”
他們更像是“世界公民”，不需要通過特定的生活環境來尋求安全感，能在不同各種文化中切換自如，也會對各種各樣的文化，充滿了好奇和尊重。
在此次採訪之後，蔣佩蓉最小的兒子凱安就要高中畢業，即將赴芝加哥美術學院讀書；夫妻倆也租掉了在西雅圖的房子，開著一輛房車，開始了“四海為家”的旅途；大兒子凱文，則打算在結束手頭的工作以後，去阿拉伯中東世界和非洲待一段時間。
蔣佩蓉夫婦的“房車旅行”
蔣佩蓉表示：“我們都很享受這種‘漂’著的狀態，相比較永遠生活在一個地方，顯然新的國度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
處理喪失感的心理需要
“當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或送出國留學的那一天起 ，你就將養育出一個‘第三文化’的孩子。
他們每天接觸到的是外籍老師，同學來自全世界，彼此用外語溝通。因為文化、語言和思維的不同，第三文化兒童和上一輩的觀念衝突可能會更加強烈。”
對於這一說法，蔣佩蓉深感認同。
現在很多家長，都傾向於將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送出去留學，這也使留學生群體出現越來越低齡化的趨勢。
“是不是越早出國留學越好？”對於這個疑問，蔣佩蓉有自己的看法，“在初高中以及更小的年齡段，無論是否選擇留學，父母都應該儘可能陪在身邊，而不是讓孩子獨自面對文化衝突和身份認知上的挑戰。”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他們有很多青春期的敏感，比如在意自己在同伴眼中的受歡迎程度，擔心自己能否交到男女朋友、能否能被朋友圈接納… …
儘管寄宿家庭、學校老師，能夠提供一定的幫助，但是他們無法代替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果沒有和孩子的朝夕相處，就算天天電話視頻，父母也難以捕捉孩子正在面臨的困惑，還有情緒上的失落。這一階段父母角色的缺位，也會使親子關係遺留很大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小兒子凱安剛剛轉到國際學校時，曾一度心情不太好，好像對學校生活提不起激情。敏感的蔣佩蓉猜測，也許是一直在本土學校成長的凱安，難以融入一幫外國同學的圈子，甚至可能受到了排擠和歧視。
她就變著法子和孩子聊天，但是，又很注重方式方法，不會直白地問：“你和新同學關係好嗎？”“你受大家歡迎嗎？”蔣佩蓉認為，父母這麼問，自尊心強的孩子一般不會和你說實話，而且會敷衍家長。
她建議，家長不妨學會“旁敲側擊”，比如：“你中午吃飯是一個人吃嗎？”“和你一起吃飯的是誰？你喜歡這個朋友嗎？能為我介紹一下嗎？”類似有技巧的親子對話，既不會讓孩子反感，家長也能適時瞭解孩子和同伴之間的關係、對新環境的融入情況。
凱安為媽媽的書《豐盈心態養孩子》設計插畫內頁
“脆弱”是鏈接情感最重要的鑰匙，在親子關係上也是如此。當了解孩子的處境以後，蔣佩蓉提醒，不妨多以“弱者”角色，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掙扎，擁抱她，讓孩子願意向你敞開內心的脆弱。
想要和孩子有更多的共同話題，父母也要以身作則，以開放的心態，試著去融入另外一種文化，讓孩子知道你也在迎接挑戰和成長。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就是跨文化兒童會面臨更多的喪失感。
第三文化研究者，也是《第三文化兒童》的作者之一David Pollock說：“一個TCK在20歲以前，需要處理比單文化人一輩子都要多的喪失經歷。”
因為長久告別某一樣東西，可能是難以帶走的物件、已經習慣的生活環境、或是難以割捨的感情而產生的喪失感，是TCK群體最需要面對的一種心理感受。
為了幫助孩子化解這種喪失感？蔣佩蓉的竅門是藉助外界工具，比如可以表達內心傷痛的小物件。
2003年，蔣佩蓉夫婦帶著三個孩子，舉家從美國搬來北京時，她給每個孩子準備了一個回憶箱。以後，每離開一個地方，孩子們都會挑選一些東西，放到各自的回憶箱裡。
直到現在，他們都還保留著自己的回憶箱，只是裡面的物件會不斷更新。不管空間如何變換，總有一些重要回憶陪在身邊。
“此外，通過寫作來排遣內心，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你會發現，很多TCK都擅長寫作。因為他們內心有很多東西想要表達或傾訴，通常會訴諸筆端。”
正如蔣佩蓉的大兒子凱文，這個被麻省理工學院提前錄取的“理工男”，卻很喜歡通過寫詩，來抒發內心的感受。
目前他已經寫了三本小說和400多首詩，其中一本半自傳體青春勵志小說《冒險是紅色的自行車》，就是通過日記的形式，真實再現了一個青春期男孩，移民後語言不通、成績不理想、與家人朋友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如何從迷失自我中走出的故事。
凱文半自傳體小說
《冒險是紅色的自行車》
當然，每個孩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傾訴方式，關鍵是，父要能引導孩子表達內心的情緒。
在採訪的最後，蔣佩蓉推薦一部電影《頭腦特工隊》，講的就是一個關於如何處理喪失感，以及為什麼這種感受需要被自己和身邊人接納的故事。
“直面喪失感給自己帶來的痛苦，承認並接納它，然後從痛苦中療愈。這樣，你才會看到，自己的內心以及愛的能力和深度，都被擴大了，也更能迎接和進入新的人生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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