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能改變人的一生。
曾經獲得“上海十大藏書優勝獎獲得者”的邱根發先生對此深有體會。邱根發先生退休前曾是丁香花園賓館總經理兼黨總支書記。因為愛讀書，恢復高考後他圓了大學夢，因為愛讀書，他在長期接待重要客人的工作中與不少老領導交上了朋友，也因為愛讀書，退休後的他，每一天都過得快樂而充實。
邱根發先生 (攝影/陳思眾)
1981年7月至1982年7月，邱根發畢業後被分配到西郊賓館搞接待服務工作。“怪屋”是西郊賓館裡一幢專供住客小憩的獨立別墅的別稱。最近，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日記，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寫了一組“以書為媒”的文章，回憶他在接待一批老輩革命家過程中，收穫有關學習知識與為人處世方面的小故事。
這些領導幹部工作崗位不同、年齡不同、經歷不同，但邱先生認為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特別愛讀書、愛學習，並敬重知識分子。
東方網·縱相新聞取得邱根發先生獨家授權，刊登這些文章。今天是第八篇，也是最後一篇。
撰稿 | 特約作者 邱根發
1999年底我被調到東湖賓館工作，那時陳國棟同志已經88歲高齡了，長期住在華東醫院，基本依靠流汁食物維持日常。
有一次，我代表賓館去探望他時，陳老意識十分清醒，讓我們到訪的每個人在他放在桌上的日記本上寫上姓名，我看到本子上籤有王力平、朱達人，他會再在每位到訪者的名字上圈一個圈，並標註上年月日。據醫生說，陳國棟大概有長期閱文批文的習慣，有時雖神志不清，但仍記得圈閱、批閱簽名……
這不禁讓我想起80年代在西郊“怪屋”工作期間，多次接待陳國棟同志的場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2年3月11日，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夏徵農、鍾民等領導來“怪屋”等候接待中央領導時和我們閒聊的經歷。
△1982年，陳國棟與上海市委領導同志在西郊賓館（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當時陳國棟來到客廳，檢查完我們的準備工作後，便問起站在一旁的招待處處長葛非：你們是怎樣培養年輕幹部的？還問起我們這些服務員年齡多大了？賓館裡的服務人員平均年齡多少？賓館是否有提拔青年幹部？
當他聽說招待處最近也培養了不少年輕幹部，有些崗位都由年輕人來獨當一面了，他很高興。他建議我們，多閱讀一些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鬥爭史，雖然文革攪亂了人們思想前進的步伐，但是中國革命的成長壯大，是經過艱難曲折的鬥爭而取得的，我回答說我近期正巧在閱讀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他顯得很欣慰，並表示我們這類接待人員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而且要對黨忠誠。
他說年輕人一定要讀書，“腹有詩書氣自華”，但不要讀那些武俠小說，看看近年出版的古今中外的名著，例如《紅巖》、《青春之歌》、《歐陽海之歌》等。
讀書是一個良好的習慣，人不可一日無此君。要靜下心來，去掉浮躁之心，認真讀好每一本書，並做好讀書筆記，堅持數年，必有好處。
毛澤東晚年睡一張大床，床上一半是書。不要多花錢在衣服上、吃好東西上，要多花錢買好書。後來我知道他就是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市委正在為培養青年幹部的問題動足了腦筋，也在各個領域選拔、培養有學識、有文化的四十歲左右的中青年幹部。
△1988年，陳國棟（前排左四）在西郊賓館會客廳（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他為何會和我們談起培養年輕人的事情呢？其實是有背景的。
1981年7月2日，陳雲同志曾在省市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上講到幹部青黃不接的問題十分嚴重，幾乎每天都有老幹部死亡的報告，這令他們十分憂心，怎樣加速選拔革命事業接班人。
就在1982年春天，陳雲同志到杭州休養時，邀約陳國棟作了一次長談，中心議題是上海市委要大膽選拔中青年幹部，市級班子裡不僅要有50歲左右的人，還要有40歲左右的人，特別是40歲以下的人；不僅要有第二梯隊，還要有第三梯隊。他說，只有這樣，幹部交接班才能穩定地進行。陳國棟表示一定和市委領導一起認真落實陳雲同志的指示。
那一年陳雲同志77歲，陳國棟同志71歲。他們這種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殫精竭慮、運籌帷幄的精神，令人佩服不已。
這事可以看作是陳雲同志在親自為全黨樹立一個大膽選拔中青年幹部的樣板，也是陳國棟等市委老領導在中央和陳雲同志推動下，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組織路線和上海市級領導班子新老交替而作出的一個突出貢獻。它對於推動全黨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具有深遠意義。
1982年1月，上海市委部署在全市範圍內開展推薦優秀中青年幹部工作，從中培養、發掘一批優秀人才，像後來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吳邦國、黃菊等年輕領導幹部，就是那批上去的。
△1982年，陳國棟（右三）與張勁夫（時任國務委員）等同志合影（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當年在省級領導班子中一下子充實這麼多中青年幹部的，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更引起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極大關注。在市委領導的一番推動下，各區縣、局、公司甚至我們單位也有組織地選拔、有規劃地培養了中青年幹部，於1985年組織了第一批到香港參觀學習、短期實習培訓，這在當時是很超前的。
1999年，我到東湖賓館工作時，陳國棟同志已經住院，上級領導叫我們照顧一下他的日常飲食，他們家人對我們表示感謝並戲稱陳老雖然神志不清，但卻能分辨得出醫院食堂菜和東湖菜的味道，並按規定堅持支付費用。
我曾多次去華東醫院看過陳國棟同志，他看到我們，已經不認識人了，他叫每一位去看望他的人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他在名字上圈一個圈，寫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我每次探望他後走出病房時，都感到有些傷感。
20多年前陳國棟的神態彷彿出現在我眼前，那時的他剛70歲出頭，微白的頭髮剃成了小平頭，走前走後、說這說那，和青年人聊聊天，常常談起要好好讀書，尤其要學好近代史。有時事情比較著急，我還看到他能小跑步，身體還很硬朗、結實，而如今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陳國棟連說話都那麼吃力，很多時候神志已經不清楚了，他有時會看著我們口中喃喃地說著：年輕人，年輕人……
我心裡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兒，猜想他大概是在說要培養年輕一代吧。
他過世後，他的後代為了了卻老人生前的遺願設立了用於幫助上海市家庭生活困難、品學兼優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的”國棟慈善助學基金“。
我常常會回憶起80年代時他小平頭抽著煙，與我們侃侃而談時生機勃勃的樣子。清明時節，我也時常會前往上海福壽園墓地祭掃這些上海的老領導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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