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人們聽到“欺騙”這個詞，首先就會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詞，因為欺騙這個詞本身就是貶義的。但任何事物都是具有兩面性的，它的好壞不在於事物本身，而在於謀事之人。如果是正直之人所用，那麼所反映出來的肯定是積極的一面，反之，則是消極的一面。所以最終的效果是由人所決定的，而不是事物本身所產生的，欺騙這個事物也是如此。
歷史上也曾有許多名人，巧妙地運用欺騙的手段，為自己和國家謀取利益。 《孫子列傳》中記載：“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孫臏就曾經與龐涓在馬陵之戰中，巧妙的運動欺騙的手段，利用灶的數量減少來誤導龐涓的判斷。最後龐涓上當且自刎，孫臏這一仗贏得很漂亮，齊國也因此稱霸東方，這便是正直之人運用欺騙手段所反映出來的積極意義。所以說，巧妙的運用欺騙這個事物，它所帶來的價值是無窮大的。
除此之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也學會了運用欺詐來謀取雙方各自的利益。藺相如和秦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史記》中記載：“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秦昭襄王原本就不願意將城池給趙國，說要用城池來交換和氏璧，不過是一個謊言。
而藺相如自然也看出了秦王的別有用心，他帶著和氏璧來到秦國，肯定也不會將和氏璧給秦王的。就這樣，二人相互欺騙，各自都將自己的智商運用到極致，最終誰也沒佔到便宜。藺相如完璧歸趙這件事，完美的說明了，要想將欺騙手段發揮到極致，是肯定離不開一個擁有高智商頭腦的人。所以說欺騙這個事物，其實它本身也不具好壞之分，倘若能將它的積極作用發揮到最大，他還能保護雙方各自的權益。
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是永無休止的，各國都想盡了辦法去削弱其他國家的國力，以此來達到強大自己國家的目的。張儀就是齊國所選中的用於達到這個目的的棋子之一，《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第十》中記載：“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就到楚國，口頭承諾秦王願意將女兒許配給楚懷王並且還會劃分城池給楚國。
但這一切都只是張儀的口頭承諾罷了，說白了就是一個騙局，就是為了讓楚懷王信任他，從而退出合縱攻秦的盟約。而楚懷王竟然輕而易舉的就上當受騙了，張儀真的是將“兵不厭詐”這一計謀，在楚懷王身上施展得非常完美。所以欺騙用在作戰用兵方面，那就是叫兵不厭詐，而能將這一作戰策略巧妙地用在國家紛爭上，也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欺騙手段不僅廣泛運用於軍事領域，在同樣存在於政治方面。《韓非子·說林上》中記載：“魯季孫新弒其君......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吳起真的是很不得志，拼死拼活的為魏國奮戰沙場。但每到論功行賞之時，卻總是輪不到他， 所以他鬱郁不得志，怒氣很盛。
公叔因為擔心自己的位置被吳起奪去，因為吳起想要相位的表現實在是太明顯了，所以想要將他除去。於是就對吳起施展了欺騙之術，將吳起騙的團團轉，愚昧的吳起最終一步步地走入公孫為他設好的陷阱中，最後真的被迫逃離了魏國。所以說有的時候，在政事方面，陰險狡詐的小人也善於利用欺騙之術來陷害有能之人。這便是欺騙被不懷好意之人加以利用，用來陷害忠良之人，最後所產生的的消極意義。
總之，欺騙這個事物，它本身是不帶有鮮明的褒貶色彩的。就像上文中所提及的各類人和事物，它既可以用在作戰用兵上，用於維護各個國家自身的利益，也可以用來強大國家的利益。欺騙被用在積極的事物上面，若出發點是為了國家和百姓，那麼這個出發點自然是好的，它所起的作用自然也是積極的。
另一面，倘若把它用在消極的事物上面，比如為了一己私利而去損害他人的利益，那麼這個出發點自然是不好的，它所起的作用自然也是消極的。所以說，如果人們能夠巧妙的來運用欺騙這一事物，用來謀取國家或是百姓，亦或者是用在美好的事物方面，那它就不再是貶義的了。因此我們看待任何一個事物，都應從它的正反兩個方面去評判，不能一概而論，那樣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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