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副教授、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員 冉昊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及時部署下，經過一段時間的防控工作，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同時，這次疫情也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防控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未來應該有針對性地在一些方面進一步完善。
一是黨的領導制度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黨的領導制度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統領地位。疫情發生後，1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之後在1月20日、22日連續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及時部署下，各黨政軍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緊急行動、全力奮戰，防控工作得以有力開展，較為迅速地扭轉了疫情的發展態勢，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黨的領導的制度優勢，在此次戰“疫”中得以體現。
二是組織動員的體制優勢。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組織動員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1月25日（正月初一），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並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區成立了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掛帥的領導小組，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I級響應。在黨中央的號召和動員下，上至中央、下至基層社區，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打響了疫情防控的總體戰，全國形成了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當下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要進一步發揮高效而強大的組織動員體制，為取得戰“疫”的勝利而不斷努力。
三是群防群治的社會治理制度優勢。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地方特別是基層區縣、街道和社區，貫徹“防、治、控、保、穩”的防疫方針，堅持專群結合、群防群治，強化社區防控網格化管理，實施地毯式排查，加強重點群體管控，減少行走的傳染源，如集中救治確診患者、有效隔離疑似患者、對所有密切接觸人員採取集中或居家醫學觀察，同時對疫情嚴重地區的民航、鐵路、公路、水路客運等通道實施嚴格查驗，對全國疫情控制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疫情較為嚴重地區的封閉社區，由政府給居民統一配送生活資料，對因供應短缺而造成價格上漲的蔬菜、肉蛋奶、糧食等生活必須品給予必要補貼，確保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與此同時，通過疫情防控，我們也發現在一些方面還有待完善。
一是要進一步健全國家應急和儲備管理體系。要針對這次疫情當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對於疫情早期地方政府重視不夠、準備不足的情況，應當進一步完善和落實應急責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完善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優化國家應急管理能力體系建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對於疫情中暴露的衛生防疫物資儲備嚴重不足，如口罩、防護服等一段時間內大範圍短缺，應當系統梳理國家儲備體系短板，科學調整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提升儲備效能，做到關鍵時刻拿得出、調得快、用得上。
二是要進一步補齊公共衛生短板。此次疫情病毒宿主為野生動物。“野味產業”規模龐大，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了重大隱患。對此，要進一步完善源頭治理。日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出臺，全面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動物和衛生監管部門應當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堅決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
三是要克服一定程度存在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現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有的幹部對防疫情政策理解不到位，執行政策搞“一刀切”，導致部分被隔離的群眾隔離時間過長。有的幹部擔當精神不夠，對於群眾的訴求當“耳旁風”，對於防疫的一些棘手問題，在部門之間互相推諉，不敢擔責。有的幹部作風漂浮，在辦公室坐陣指點，深入一線指導工作卻顯不足。有的地方過於注重表格數據，導致基層幹部忙於應付各種表格，無法集中精力做好防止疫情工作。對此各級政府應當統一調度，讓基層幹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避免消耗基層幹部的抗疫精力。同時，應該做到獎懲分明，對尸位素餐者施以嚴厲的批評教育，甚至開除等，讓有能者居之。各層級幹部應該深入一線，詳細摸清現實情況，進而制定出精準的防控方案，切實保障人民安全與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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