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獎盃
在剛剛過去的第70屆柏林電影節上，《日子》等一眾華語影片鎩羽而歸，沒能延續去年《地久天長》豪奪影帝影后“雙黃蛋”的勢頭。不過回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歷史，柏林可謂一塊“福地”。
截止目前，中國電影在柏林電影節拿下了36個獎項，其中主競賽單元15項，在三大國際電影節中遙遙領先領先於威尼斯和戛納，而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首奪金獅，則讓中國電影第一次敲開了國際A類電影節的大門。我們與柏林電影節近40年的緣分，正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沉浮、轉型、發展的一個縮影。
從《紅高粱》的“敲門磚”到1993“中國年”
作為三大國際電影節中最為年輕的電影節，柏林電影節由聯邦德國於1960年創辦，最初叫“西柏林國際電影節”，1990年在兩德統一之勢下更名為“柏林國際電影節”。與老牌的威尼斯和戛納不同，柏林電影節生來就帶有“冷戰”的基因，而隨著國際格局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它逐漸把自己定位為國際電影生產的一面鏡子，使電影節在東西方之間的調停中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角色。
早在1981年，柏林電影節便開始展映中國大陸電影，那一屆我們選送的是傅敬恭的《燕歸來》，此舉也開創了國際A類電影節接納中國大陸電影的先河。而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拿下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則宣告大陸電影走出國門，也讓中國電影真正走進西方觀眾和影評人的眼中。
電影《紅高粱》海報
張藝謀捧杯金熊獎
鮮為人知的是，《紅高粱》拿獎也是陰差陽錯。當時的柏林電影節主席莫里茨·德·哈德蘭非常喜歡西安製片廠的電影，他希望陳凱歌的《孩子王》能夠參與主單元競賽，但後來該片也被戛納電影節選中，而當時柏林電影節還不能與戛納電影節同日而語，因此陳凱歌便集中精力為戛納奔忙東西。西影廠的老大哥吳天明臨時把張藝謀還沒完成的處女作《紅高粱》推薦給哈德蘭，不料結局一鳴驚人。
《紅高粱》劇組慶賀獲得金熊獎，當年的電影節還叫“西柏林電影節”
1988到1993年，對於選送柏林電影節的中國電影來說是一個快速上升的階段，也是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最輝煌的時期。1989年吳子牛的《晚鐘》獲得銀熊獎評審團特別獎，1990年謝飛的《本命年》獲銀熊獎，1991年田壯壯《大太監李蓮英》獲得電影節的特別提名，1992年張曼玉憑藉《阮玲玉》獲得最佳女演員銀熊獎，廣春蘭的《火焰山來的鼓手》獲得最佳兒童片的獎項……
1993年，可謂柏林電影節的“中國年”——張藝謀以評委的身份出席，再一次開了先河。而分別來自大陸和臺灣的《香魂女》和《喜宴》在金熊獎的角逐中旗鼓相當，最終同時獲獎。兩部影片的導演謝飛與李安攜手捧杯則成為一幕經典，在剛剛提出“九二共識”的年代，其象徵意義也不言而喻。
謝飛（左）與李安同臺領獎
另一方面，一直執著於戛納，1988年與金熊獎擦肩而過的陳凱歌，也終於在這一年修成正果，憑藉《霸王別姬》斬獲了華語影史上唯一一座戛納金棕櫚獎。
那幾年，中國電影風光無二，在國際電影節上井噴式地拿獎，而那些電影和導演，在今天看來似乎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柏林冷峻氣質下的東方“民俗奇觀”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世界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柏林，象徵著東西方隔閡的“高牆”轟然倒塌，這對於中國電影來說就像開閘洩洪，在國際舞臺中失聲數十年後重新迴歸，以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第五代導演為代表的中國電影人們，裹挾著他們對這片黃土地的思考，滾滾湧出國門。
冷戰結束後，柏林電影節便開始注意在全球化的商業時代語境之下，既保持自我特色及優勢，也與時俱進地調整和更新電影取向和標準。它漸漸隱匿掉其鮮明直接的政治色彩，並將其對於當代政治方面的取向及訴求內化為一種嚴肅冷峻的氣質——這也許正帶著一點德國人的基因。
在這種冷峻氣質襯托下，當時中國影像在世界的集體亮相就顯得格外驚豔，大陸第五代電影人關注歷史與民族的宏大敘事，他們用“影像造型美學”營造的“民族寓言”中被西方電影世界所逐漸接納和認同的。
西北大學電影學副教授曹小晶認為，這一“他者”眼中的民族影像奇觀，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異域目光的關注，“冷戰以來歐洲中心的、一貫的意識形態判斷”始終是以柏林電影節為代表的歐洲電影節對待中國電影的主流評判和解讀模式，於是，“某些國人耳熟能詳的事物，加以藝術的誇張與變形之後，以‘陌生化’的方式搬演到了銀幕上，這就是自張藝謀《紅高粱》始而有愈演愈烈之勢的‘民俗奇觀’”。
電影《紅高粱》截圖
電影《紅高粱》截圖
當時的西方也非常期待中國電影帶來的新鮮感。美國電影學者威廉姆·羅斯曼說，他們當時把中國的改革活動和變化設想為一部宏大的歷史情節劇，而且認為必須通過支持新中國電影參與到這一切中來。
柏林電影節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第一個給中國電影產業提供渠道的西方電影節，正如前文所述，哈德蘭主席常常親自去中國選擇要邀請的影片，他曾說：“我為柏林電影節在‘捧出’中國電影過程中扮演的無可爭議的角色感到非常的自豪。追隨柏林電影節的腳步，現在很多其它的電影節也引入了中國電影。”
國際電影節上的“中國熱”何以消退？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陸電影的融資方從1988年起不再由國家投資，轉而順應市場化的經營模式，電影創作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商業。而從1994年開始引進外國電影的舉措也讓中國觀眾第一次有了“大片”（大型商業片）的概念，這都對中國電影的格局和發展產生了影響，也出現了更多中外合拍的情況。
中國大陸引進的第一部好萊塢大片《亡命天涯》
這樣的改變致使中國電影的“新浪潮”也結束了，同時柏林電影節和中國電影團體合作中所需要的各種條件也隨之改變。因為“中國電影”開始弱化之前所固有的特色與意味，區域性風格淡化，而西方電影界對中國電影和個別導演也有了一定了解，專業人士更多強調個別導演和作品，不再關注創作地區。所以在一系列的井噴式拿獎後，“中國熱”在柏林電影節和其他國際電影節上開始慢慢消退了。
不過，此時中國的一些優秀導演和他們的作品已經在世界電影舞臺上佔有了一席之地，柏林電影節似乎對於中國電影所起到的“發聲”作用也沒有那麼大了，西方國家“認識”中國電影的過程和中國電影登上世界電影舞臺的過程基本上告一段落。
全球化大潮下找到獨特氣質，是電影的重責所在
新世紀以來，在柏林電影節等西方電影節中頻頻獲獎的中國電影，都或多或少地依然保持著“民俗奇觀”的特點，只不過較之於第五代的“用力過猛”，後來的創作者清醒地意識到：“應該將這一刻意的展現隱藏在貌似不經意的敘事和劇情之中”。電影研究者李再文表示，這是一種“影像造型美學”向“紀實美學”的轉變。
王全安導演的風格便是這種轉變的例證。21世紀他有三部作品指染柏林電影節，分別是2007年《圖雅的婚事》的最佳影片金熊獎、2010年《團圓》的最佳編劇銀熊獎，以及2012年《白鹿原》的藝術貢獻銀熊獎（攝影師盧茨）。
曹小晶在《論中國電影的“走出去”戰略：以柏林電影節近年中國獲獎作品為例》一文中指出，電影《團圓》中對於上海平民弄堂裡三個老人幾次吃飯場景的表現，以及《白鹿原》裡對於麥客收麥、祠堂訓誡、陝西老腔片段的運用等都是極佳的範例，“它們表現得很有分寸、低調內斂，與人物劇情融合無間，而不像第五代早期電影中那般張揚和激越，而實際上在傳播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質和精神方面所達到傳播效果反倒更好”。
我們對比電影《白鹿原》與前文貼出的《紅高粱》的海報和鏡頭，便可感知兩位導演——兩代導演對“黃土地”這一題材的表達差異，在王全安的畫面中，麥田被營造出一種詩化的意境，人物的刻畫也更加“浪漫”。
電影《白鹿原》海報
電影《白鹿原》截圖
電影《白鹿原》截圖
電影《白鹿原》截圖
王全安曾談及自己對於民族文化的態度轉變：“以前我們基本上是站在西方一直持批判和否定的立場，缺乏本土民族文化的自信，但在和底層大眾的接觸中，我發現其實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不必那麼自責，我們的文化自有其尊嚴、溫暖、快樂的一面，我開始從審視變為了解、理解、接受和讚美，於是我的電影就是表達我們這種民族生活的魅力和風采。”
2014年獲得金熊獎的影片《白日焰火》無疑是另一種突破，刁亦男模糊了藝術與商業稜角分明的界線，而且打破了觀眾對原有結局的固定性思維的期待，它就像是對類型片的一種“反叛”。
電影《白日焰火》海報
2019年靠著景春、詠梅拿下柏林電影節影帝、影后“雙黃蛋”的《地久天長》，則講述了更加貼近每一個普通人——患難與共的兩個家庭因為一場有隱情的意外被迫疏遠，他們在時代洪流下歷盡傷痛與不安，人生起伏跌宕，最終選擇面對真相，坦蕩向前。
電影《地久天長》海報
柏林電影節現任主席迪特·科斯利克說：“我們選擇的電影，幾乎都在探討一個全球化的問題……無論是美國還是伊朗，全球社會正在越來越趨同，如何在這種趨同的表現之下尋找具有獨特氣質的故事和精神核心，是電影的重責所在。這些作品講述了意味深長或是悲愴性的經歷，反映了國際性的衝突，或者為世界燃起了希望。”
附：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話語電影獲獎名單
最佳影片金熊獎
1988年（第38屆）：張藝謀《紅高粱》
1993年（第43屆）：李安《喜宴》、謝飛《香魂女》
1996年（第46屆）：李安《理智與情感》
2007年（第57屆）：王全安《圖雅的婚事》
2014年（第64屆）：刁亦男《白日焰火》
最佳男演員銀熊獎
2014年（第64屆）：廖凡《白日焰火》
2019年（第69屆）：王景春《地久天長》
最佳女演員銀熊獎
1992年（第42屆）：張曼玉《阮玲玉》
1995年（第45屆）：蕭芳芳《女人四十》
2019年（第69屆）：詠梅《地久天長》
最佳導演銀熊獎
1996年（第46屆）：嚴浩《太陽有耳》
2001年（第51屆）：林正盛《愛你愛我》
最佳新人男演員獎
2001年（第51屆）：崔林、李濱《十七歲的單車》
最佳新人女演員獎
2001年（第51屆）：李心潔《愛你愛我》
[匈牙利]維多利亞《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柏林電影節扮演的角色》
黃敏《柏林電影節獲獎華語片影響力研究》
曹小晶、雷萌《論中國電影的“走出去”戰略：以柏林電影節近年中國獲獎作品為例》
李邑蘭《柏林電影節主席（迪特·科斯利克）：中國電影正在變化》
李再文《悖離與承繼——中國電影第五代與第六代比較論》
柏林電影節官方網站：https://www.berlinale.de/en/home.html
豆瓣電影、時光網
（文 / 俎燚楠，審 / 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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