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父亲出生于1924年8月，母亲出生于1932年12月。父亲是山西临猗县闫家庄乡人，高小毕业后在西安的小店铺里当学徒，解放后考入运城商业干部学校毕业后当了老师；母亲是河南洛阳人，1936年随父母逃荒到了运城，因其父在城里开棺材铺而家境好转，有点见识的父母及时让她上学，当时母亲小学一个班只有两个女生。 后来母亲成为我父亲的学生，他们在你来我往中产生了感情。图为解放初父母的结婚照。#自拍我的故事#
本来母亲在城里生活不错，但随着其父58岁早逝，全家人过上了靠变卖家产生存的日子，她用每月仅20多元的工资补贴养活其母和15岁的妹妹及12岁的弟弟。1953年，他们忍痛将家里的10亩地卖了，全家人都做了一身新棉衣并好好过了个年。世事难料，没想到过后土地很快就实行合作化收归集体。父亲和母亲的处境差不多， 其父早逝，有弟妹没成人，他也要承担长子的义务。就这样父母过着捉襟见肘的光景。图为1954年的父母。
父亲很爱唱眉户(地方戏），结交了一批当地剧团的朋友，没事还要和朋友们切磋一下；他还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并能写点文章发表。母亲自小就爱唱歌跳舞，解放前就在运城的民主舞台上表演节目，工作后自然是单位的文艺骨干。相同的爱好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日子虽清苦但也充满了乐趣。六十年代他们在临汾工作，本来组织上准备调他们到西藏工作，他们也答应了，最后领导考虑他俩负担太重让另外一对年轻夫妻去了。图为分别时合影。
当时的干部要经常去支援农业，父亲经常被派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母亲有时间也回到村里陪着父亲。当时的临猗县坡上很落后，没有通电，吃水要靠流进池塘里的雨水，水井有60丈深，遇到天旱的时候，水和油一样金贵。记得母亲说，她第一次来到村里洗脸时，盆里就一底水后面还一家人排着队等着洗脸，照顾她是新媳妇让她先洗 。孩子们洗脸老人干脆用嘴往脸上喷点水，擦一擦就行了。图为六十年代父母在临猗农村劳动，父亲背的是粪筐。
进入到七十年代，笔者姊妹三个先后就业，父母的负担逐渐减轻，这时他们逐渐把盖房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多年来他们刚开始在临汾的齐家胡同租了一间民房，后来住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仅有一间房子；再后来调回运城仅分到一间卧室，我们姊妹回家只好住在张家巷所租的房子里。他们在运城西花园对面划了一块地基，买来了木料砖瓦，并拉来土打好了地基，谁知此时上级有文件不许干部盖房，结果他们的梦想破灭了。图为1973年全家部分成员。
1976年，父亲因为盖房等不顺的事又气又急，突发了脑出血，经过医院抢救和母亲细心照料总算转危而安，但身子骨大不如从前了。1985年他已61岁，领导并没有让他退休的意思，但他觉得自己不腾出位置就会影响别人进步，就主动要求回家。退休前专门和母亲一起到北京旅游了一趟，之前他们都多次独自到北京出差，但这次意义不一样了。1980年，他们终于分到了三间小卧室，估计也就三四十平米。图为1981年全家部分成员。
父亲由于从小在西安的小饭馆中打过工，能做一手不错的饭菜，在困难时期虽然是粗茶淡饭，他也总能做得有滋有味。多年来他一直掌着家里做饭大权，母亲洗个碗就可以了。母亲退休后被留用了8年，父亲在此期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每天下午，他们一起到门口的广场上跳舞，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父亲一生节俭，平时自己穿的皱皱巴巴，但总让母亲穿得比较体面。图为1991年他们到扬州等地旅游，当时母亲还上班，宁可请假也一起去了。
父母把我们姊妹养育成人后，我们都尽力地回报他们，但给他们买点好吃的，他们大都不舍得吃，而是转送了我奶奶和姥姥。那时母亲几乎把大半工资都给了姥姥，父亲也毫无怨言。他们尽力帮助弟妹等亲人们，直到他们成家立业才放心。当他们把奶奶、姥姥养老送终后，他们也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此时才能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还愿意找点事做：帮我哥哥看孩子，父亲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母亲负责为孩子做衣裳。图为1992年父亲过生日。
父亲71岁了还不服老，动不动就爬到房顶上摘自家的枣或鼓捣电视天线，1995年他不幸从房上摔下身亡。母亲对此很自责，后悔自己63岁了还上什么班！如果她在家了就不会发生此事，她伤心地立即辞了职。母亲有腿疼病，但仍坚持每年倒几次公交车去父亲的坟上哭诉她的思念之情。当她住上一百多平米的新房后，也不忘到坟上报喜，痛惜父亲没能住上新房。在2002年母亲生命的倒计时里，她仍上了坟。两个多月后他们永远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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