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中后叶，清王朝官僚体制“常规化”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皇帝的专制与独裁已随之褪色。以军机处为例，嘉庆皇帝继位后的改革方案，让军机处与外朝的官僚体系愈加趋同，“非正式性”的色彩也随之锐减。
例如，嘉庆朝《大清会典》首次收录“军机处”相关条目，意味着该机构正式成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环。军机处官员的人数，在此时也被固定下来，而皇帝任免“军机大臣”时，更多的是考虑到他们的出身与资历，拥有科举功名的人数取得优势，但他们也容易犯下轻微的错误而遭到议处。
此外，“军机大臣”拔擢家族子弟为“军机章京”的作法遭到禁止，改由部院大臣推荐人选，后来又以考试进行甄别，最后才由“军机大臣”从中举荐。虽然新的选任模式看似规范化，但皇帝大多遵循“军机大臣”的推荐名单而任免“军机章京”，从人事裁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看不到皇帝个人意志的运作空间。
军机处并不是个案，19世纪以后清朝的诸多官僚衙门都出现类似的趋势。另外一个与皇权休戚相关的内务府，是处理皇帝生活起居最直接的机构。18世纪内务府的堂官——“总管内务府大臣”的选任模式与19世纪差异也甚大。
乾隆朝以前的皇帝，喜欢任用侍卫、乳母、后妃家族的外戚，或是与皇室关系亲密的显贵重臣来为他管理家务。这些人常年行走御前，熟知皇帝的喜好与习性，与皇室拥有高度亲密的私人情谊。然而，在19世纪之后，内务府堂官的选任型态也同样出现定制化的趋势：
拥有科举功名、文官（笔帖式、堂郎中）资历者逐渐取代了侍卫、外戚等与皇权亲密的群体。从这个变化可以注意到，清初皇帝选择他的管家时，重视彼此之间的亲密与信任关系。但嘉庆朝以后，皇帝更看重官员的资格、出身与任官资历。
官僚选任定制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王朝的内廷机构，即便是在19世纪的边疆，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清代的中央官僚体制中，蒙古旗人一直是理藩院官员的重要构成群体。他们对于蒙古、满洲语的熟练，加上藏传佛教的信仰，经常被派任至蒙藏等藩部地区出任将军、参赞大臣等职。
盛清君王在裁择外派藩部官员时，会交错考虑到他们的家世、背景、履历、经验，以及在军事上的成果。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先后担任过驻藏大臣、伊犁将军或理藩院尚书的松筠，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蒙古旗人。但在19世纪下半叶，类似松筠这样出身的实务官僚却逐渐消失，科举也同样成为蒙古旗人仕途的重要经历。换言之，官员个人的资历对其仕途发展的比重增加，君王的选任考量走向单一化。
无论是管理藩部边疆的蒙古旗人，或是身居内廷统治核心的军机处、内务府，在19世纪同样出现官员选任常规化的现象，说明这极有可能是官僚体制在清代中期以后的共相。但在这个趋势背后，我们必须思考的是皇权与官僚人事体制之间的关系。
清初的君王内心一直很明白，掌握官僚任命的人事权，向来为皇权专制独裁的具体表现。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用人乃人君之专政，但如循资论俸，则权移于下人，君无用人之柄矣。”乾隆皇帝也指出：“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雍正皇帝深知若“循资论俸”来任使官员，则有皇权下移的危险。乾隆皇帝也明白，才会在禅让皇位之后，仍坚持“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点明指出官僚的人事权，是太上皇必须连同行政权一同抓紧的权力。
但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却认为：“国家用人，才行与年劳并重，本无偏废资格之理。凡遇开列请简各员，朕岂能偏识其人？自不得不按其资俸，量加擢用。”
在这段话中，嘉庆皇帝指出“岂能偏识其人”是君王掌握官僚人事选任的最大困难，因此“循资论俸”成为一套比较合理的用人标准。可以注意到，嘉庆皇帝的这套观点，无疑与盛清君王是非常不同的作法。
19世纪以后的皇帝重视官员的资历与任官经验，不再宸衷自裁，显示出皇权专制独裁程度的退缩。皇帝选择依赖体制，依循个人意志的比例逐渐降低。盛清君王专制独裁的嬗变，呈现出清代中叶以后不同于前代的统治格局。虽然在国家的体制上，清朝的皇帝仍握有官员人事的最高选择权。但19世纪以后的君王大多尊重规章办事，皇帝“用人听言”的权力早已“权移下人”，前述“军机章京”的选任模式即是一例。
长久以来，嘉庆朝多被视为清朝“中衰”的开始，皇权限缩与国家中衰似乎令人联想“互为因果”，或解释成嘉庆以降君王的无能，见识不如父祖。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回归到体制未尝不是统治理性的表现。毕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君心难测，难以捉摸。官员若单纯只是揣摩着皇帝心意办事，“叫魂案”里的冤狱可能会不断重演。
相反地，国家政治若是回归到常规体制之下，至少有脉络可循，官员的办事方针具有可预测性，则合乎官僚体制的理性运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另从统治理性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在19世纪之后，皇帝选择另外一种形式来实施统治？
嘉庆皇帝提及“偏识其人”的困难，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清帝国经历18世纪的盛世发展，到19世纪初官僚体制已经十分成熟完整。皇帝可以沿用既有的制度，即可达到预期的行政效率，而无须如康熙、雍正皇帝那样通过体制外的渠道，方能伸张个人意志。
其次，乾隆末年和珅的滥权是皇权独裁统治下的另一反面案例。嘉庆皇帝在亲政以后，面临到一个政治上的抉择：他可以像乃父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若所托非人，就会再度出现如同和珅一样的权臣，而且除了皇帝以外，无人可以加以制衡。
因此，嘉庆皇帝选择改革“军机处”与“内务府”，强化外朝的力量来制衡内廷权力与制度的扩张，并取消了乾隆朝盛行已久的“议罪银”制度，目的就是让政府回归正常的体制运作。所谓的议罪银，就是官员在犯下过失之后，缴交一笔款项，向皇帝“自行议罪”，以赎罪愆，得到豁免。
虽然“议罪银”很早就已经存在，但在和珅长期管理“军机处”与“内务府”的情况下，“议罪银”制度逐渐完整，办理细则更为清楚具体。嘉庆皇帝亲政后，取消议罪银制度，改革并限缩“军机处”与“内务府”的职权。表面上像是反对和珅，实则是不认同乃父皇权凌驾于体制之上的作为，也是避免再度出现如同和珅一样的官员，因为执行皇帝的个人意志让朝局走向失控。
19世纪以后，官僚选任的常规化也是一种“文官化”的趋势，比起18世纪官员的多元出身，嘉庆朝以后的皇帝偏好任用具有科举功名的官员，原因之一，也与皇帝个人的人事喜好有关。时人就观察到，“宣宗最重科目”。
甚至技术官僚如“河道总督”的选任，道光皇帝也倾向任用正途出身的官员。道光朝常任“东河、南河总督”有16人，拥有进士资格者有11人，1人为拔贡生，1人为举人，2人为捐纳出身，1人为“工部主事”司官出身。从数据上来看，道光朝正途出身的“河道总督”比例高达8成，是有异于其他朝代的现象。
清代自雍正朝开始，利用“河工学习制度”培养水利官僚，许多清初的“河道总督”都是由这套体系出身，彼此亦有师承关系。透过学习制度，皇帝可以拔擢更有实务历练的官员成为河臣，他们在上任之后，也有能力应付工程技术上的专业问题。
但道光皇帝多从进士官僚中擢任河道总督，河臣的工程技术背景不足，即便如经世官员林则徐、吴邦庆等人甫受任命，即以“不谙河务”请辞，此即水利官员培养任用模式在清代前后期的差异结果，也是道光年间河政走上败坏的人事结构因素。
19世纪清帝国官僚体制的常规化、文官化，虽使皇权独裁专制的程度相对限缩，但在建立一套清楚、规范化的行政流程，对于国家政务运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同治朝以后，清帝为幼主即位，政柄握于两宫太后之手，是清朝皇权又一次的重大变革。
然而，在“祺祥政变”以前，两宫太后可以说是毫无行政经验的政治素人。她们的教育程度、知识不仅无法比拟接受严格皇家教育体制的皇子，甚至远不及部院堂官或者是军机处官员。因此她们在掌握权柄之初，该怎么阅读、批示臣工奏折？与官员应对问政？甚至是执行皇权的人事命令，择任适合的官员？
可以想见的是，朝中若无一套规范化的流程，将会是一场灾难。然而，19世纪清帝国体制的常规化，得使不谙政务的两宫太后可以迅速地上手政务，将清帝国从败亡的边缘拉回来，甚至创造出“中兴”的政局，显示出体制运作的可预测性，实为“统治理性”的呈现。换言之，晚清皇权虽然限缩于官僚体制之下，但遗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恐怕是嘉庆、道光皇帝当初选择走上制度化时，始料未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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