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人民政協報，作者：葉慕安。
華克之，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的傑出戰士。早年是國民黨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從事反蔣活動，1935年策劃和主持了刺殺汪精衛的事件。1939年進入潘漢年的情報系統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潘漢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華克之
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設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門口掛著一張“粵華公司”的牌子，以經營茶葉生意作掩護。
1939年潘漢年到延安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就被留在中央社會部搞情報工作，不久他到香港治療眼病，組織上讓他順便抓一下香港的情報工作。
潘漢年的眼疾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很快痊癒，病癒後，中央任命他為中社部副部長，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線的情報工作。又指定他負責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掌握和領導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內的華南地區的情報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當時敵我友三方情報工作的主要戰場，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遠東最大的情報中心，是中統、軍統各種特務機關活動的重要據點，蘇聯和第三國際也同時在這裡設有情報活動站。潘漢年到任伊始，就著手四處物色人才。廖承志的助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副處長連貫是華克之的老朋友，深知華克之的能力和為人，便向潘漢年推薦。於是華克之在香港中環的皇后大酒店裡，由連貫介紹，第一次見到了潘漢年和廖承志。
華克之從延安返回華南後，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濟深和陳銘樞等人身邊工作，做延安和華南民主力量之間的信使，盼著組織來人找他。現在，潘漢年帶著黨組織的信任和重託來了，他感到萬分激動。
潘漢年對華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給中共做情報工作。於是，華克之化名為張建良進入了潘漢年的情報系統。潘漢年首先要求華克之擔任他在港滬兩地情報班子的聯絡人，華克之利用對上海的熟悉和各種廣泛的社會關係，來往於上海和香港之間，一路暢通無阻。
與華克之一起擔任滬、港之間交通和聯絡工作的，還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輕女子，她是香港大銀行家的女兒，以董事長小姐的名義，穿梭於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銀行總行和上海分行之間，堂而皇之地做著中共地下黨的工作，這個董慧後來成為了潘漢年的終身愛侶。
通過華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動，中共港滬兩地情報據點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漢年介紹，華克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華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張子羽，是他在從事反蔣活動時結識的。此人雖然在國民黨軍政界任職，卻不滿蔣介石的作為，同情共產黨。他與華克之一見傾心。華克之呼任庵為兄，連他的名字“克之”，也是這位兄長贈送的。華克之一生用過的名字多不勝數。然而只有這個名字終生使用。
後來晨光社行刺汪精衛事發，任庵也受到牽連，遂離開南京，隱居上海租界。華克之回到上海後，重新與任庵取得聯繫。在兄長任庵面前，華克之絲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將自己刺汪後顛沛流離，以及後來投奔延安、委派華南的經過一一說了，限於紀律，將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一事略過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從事的是愛國事業，希望能得到任庵的支持。
任庵當然能猜到華克之所說的“正義的事業”是什麼，他當即表示，凡是有利於抗日救國的事情，他一定不計個人利害，盡力去做。一次，華克之託任庵向軍統頭子戴笠送一封信。原來，潘漢年手下有位情報幹部名叫袁殊，與日本駐上海的情報機構“巖井公館”以及國民黨軍統都有情報聯繫。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多面間諜。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關係蒐集情報，進一步打入“巖井公館”，潘漢年讓袁殊出面主持了一個漢奸組織“興亞建國社”，想通過這種途徑獲得日偽方面更有價值的情報。
然而這樣一來，袁殊表面上就成為受人唾棄的“漢奸”。為了避免軍統方面誤會而派人暗殺袁殊，潘漢年要華克之請任庵把袁殊寫給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慶，交給戴笠，表示不變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華克之的動員下，任庵去了重慶，見到戴笠，併成功地將戴笠表示可以諒解的回信帶回上海，從而使袁殊安心地揹負起“漢奸”的惡名，周旋於日偽之間，蒐集情報。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人民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率領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的陰謀，阻止日、蔣之間妥協。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設法搞到蔣、日、汪之間進行秘密勾結的情報，以便及時採取對策。
這時潘漢年想到了任庵。任庵與重慶的國民黨政要之間關係很深，他一定能夠擔此重任。在華克之和潘漢年的勸說下，任庵毅然表示，一切服從抗日事業的需要。
華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間的聯絡人。兩人經過一番周密計劃，任庵主動上門拜訪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當了漢奸以後，就因為許多親朋故舊對他有意疏遠而頗感失落。任庵的突然來訪，使他喜出望外，兩人相互都有需要。從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賓，經常出入周公館。由任庵引見，華克之也成為周公館的座上客。兩人從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獲悉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原來，周佛海一直同重慶保持著接觸，他的母親和岳父被軍統頭子戴笠作為人質關進息烽集中營，軍統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壽常駐在周公館。太平洋戰爭後，周佛海成為日蔣幕後活動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過周佛海從中斡旋，與蔣介石拉關係，以求得蔣的妥協；蔣介石要通過周佛海瞭解日本人的動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因此任庵的出現，讓他感到與重慶打交道又多了一個渠道。
一天，任庵在與周佛海閒談中有意提及，他與正在江西前線的蔣介石的親信、某戰區司令長官有交往，該司令官將請他去一次江西。此事正中周佛海下懷，遂拜託任庵向司令長官和蔣校長轉達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馬之意”。
事實上，這位司令長官在上海有大量經濟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汪偽政府現任上海市長周佛海的保護和照料，因此在司令長官身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便乘機推薦任庵，司令長官欣然接受。既然雙方各有所需，任庵當然不虛此行:司令長官願意替周佛海向重慶代為致意，而周佛海對司令長官請他保護其家人、部將在上海的經濟利益的要求自然滿口答應。
於是，通過任庵在周佛海和司令長官之間穿針引線進行溝通和聯絡，周佛海與重慶的秘密渠道從此又多了一個。任庵成為司令長官的駐滬代表，以某戰區駐滬辦事處主任的名義，直接打入了日偽蔣勾結的圈子，周旋於江西、重慶與上海之間，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報。
隨著戰局的發展，周佛海與這位司令長官之間的秘密渠道益顯重要。蔣介石曾通過戰區司令長官，肯定周佛海照顧國民黨被俘軍官，收編、改編、整編偽軍的“功勞”。而任庵在替雙方傳遞消息的同時，也把這些內幕由華克之傳送到延安。
在抗戰後期，華克之通過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館的活動，幾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動。在這段時間裡，周佛海的確為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僅收編、改編偽軍一項，就為蔣介石打內戰儲備了近20萬兵源。而四大家族在上海的利益也因為周佛海的照顧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戰區司令長官轉給周佛海的一份絕密指示:蔣介石委任周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他收編、整編在上海各地的偽軍，以備反共。華克之迅速將情報發往延安。中共中央將消息很快在報上曝光，從而使蔣、日、汪暗中勾結的內幕大白於天下，使蔣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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