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楊案逐漸清晰後，有網友在霍頓微博上給其道歉。其實這樣的行為大可不必，霍頓所說“我的立場一直是關於體育的清白”不假，但他的雙重標準也是真實的。
給運動員貼上嗑藥作弊的標籤可能會成為引起轟動的新聞標題，而拒絕登上領獎臺的抗議行為也可能是絕佳的電視報道，但是孫楊案所展示出來的是，事情從來沒有這麼簡單。
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對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決定感到不滿，並認為應該採取更進一步的做法。他們將孫楊稱為“嗑藥作弊流氓”和“竊夢者”。這個團體，包括游泳選手、教練和媒體，都希望孫楊不僅被判八年禁賽，而且同時還被取消他的冠軍頭銜，並讓霍頓獲得他“應得的”金牌。
在澳大利亞游泳選手謝娜·傑克去年世界游泳錦標賽前夕未通過興奮劑測試（並且正在等待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對她的審理）之後，霍頓對其緘默得多，完全不像對孫楊一事的反應。當被問到他的前隊友傑克的問題時，霍頓迴避了這些問題，只在第二天發表了書面聲明。
霍頓堅稱他對孫楊的批評是正義的。
霍頓在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宣判後接受轉播奧運會的澳大利亞七頻道的採訪時說：“我的立場一直是關於體育的清白，從來不是關於國家或個人。”但是這種立場讓人們質疑，為什麼霍頓單單對孫楊例外，卻忽視了澳大利亞隊中同樣捲入興奮劑爭議的其他選手。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在去年世界游泳錦標賽上的4x200米接力隊友，就是霍頓拒絕和孫楊同登領獎臺的那場賽事。托馬斯·弗雷澤-霍爾姆斯在一年內錯過三次興奮劑測試，被禁賽12個月。運動員想出很多理由來錯過藥物測試——他們無法到現場，他們忘記了，他們去了另外一個地方。有時仲裁員相信他們，有時則不相信。弗雷澤-霍爾姆斯受到了處罰，其澳大利亞同胞傑羅德·普特也因在一年內錯過三項檢測而受到處罰。另一位隊友瑪德琳·格羅夫斯一年也錯過了三次檢測，但她辯稱，檢測員當時在她大學的某個地方，而她在另一個地方，她沒有受到處罰。
在一年之內錯過一兩次檢測不是問題。一連12個月錯過三次檢測會被仲裁員認為是相當於未通過藥物測試。但是霍頓並沒有發聲譴責這些選手。
給運動員貼上嗑藥作弊的標籤可能會成為引起轟動的新聞標題，而拒絕登上領獎臺的抗議行為也可能是絕佳的電視報道，但是孫楊案所展示出來的是，事情從來沒有這麼簡單。
根據澳大利亞體育反興奮劑機構網站的數據，平均每月都有一名澳大利亞運動員服用補充劑後檢測結果為陽性。有些是無意的，有些是作弊。 目前，有50多名運動員根據澳大利亞體育反興奮劑機構的制裁被禁賽。 但是絕大多數澳大利亞體育迷都很難說出哪怕其中一個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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