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眾所周知，封建時期的絕大多數政權往往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而且還是不惜以抑制“商品經濟”為代價的那種，從而也就讓很多人都認為明太祖所推行的“海禁”舉措，就足以稱得上是明朝重農抑商的表現之一。但問題早在元朝時期，“商品經濟”就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明初顯然也已經具備了相對完善的“商品貿易”體系，那為何明太祖還要“重農抑商”呢？原來，明初重農是真，但抑商卻並非明太祖本意，只是時局情勢逼的明太祖不得不暫時抑商罷了。

法家思想代表人商鞅示意畫像插圖

“重農抑商”的本質

我們先來了解下什麼是“重農抑商”，所謂“重農抑商”，若是光從字面上來看，無非就是重視以“農業生產體系”為主的“自然經濟”，抑制以“商品貿易”為主的“商品經濟”。

就好比戰國時期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其在秦國推行“商鞅變法”之時，就明文提出了“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的“重農抑商”主張。——《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再比如西漢時期的漢高祖劉邦，亦是同樣提出了“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的“重農抑商”主張，字裡行間甚至莫名的還有一種“輕視商賈”的意思在裡面。——《漢書·高帝紀》

難道“重農抑商”就只是單純的“瞧不上”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利益嗎？並不是！

正如商鞅所說，“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顯然也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巨大利益的，那為何商鞅還要主張“重農抑商”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商品經濟”的基礎正是“自然經濟”。——《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明朝商賈示意畫像插圖

大家想啊，“商品經濟”也可以說成是“貨物的交換”，而封建時期的“貨物”都有啥？“谷、粟、酒、傢俱、衣服”？歸根結底，最終還是會回到“自然經濟”上面，正是“農業生產”造就了這些“商品”所需的原材料。

而想要保證“農業生產”體系的完善，勢必就需要先給百姓提供一個“安穩”的“生產環境”，這個道理沒錯吧？這就意味著又涉及到了“戰爭”，可有戰爭就會有消耗，戰爭消耗的又是啥，除了人力的消耗，剩下的無非就是“物力”了，即“糧食、兵器、被服”之類的，同樣十分依賴“農業生產體系”。

也就是所謂的“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即“重視農業”，便可以實現“富農強兵”，繼而再通過“強兵”最終實現“強國”的最終訴求。——《商君書·外內卷二十二》

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暫時得出一個結論，“重農抑商”的本質並非是因為“輕視商品經濟”，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局勢、亦或者是時代背景達不到“發展商品經濟”所必須的“政權安寧”、以及“農業生產體系相對完善”的外部條件。

就好比《史記·平淮書》中的記載，“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西漢在“孝惠、高後時”，由於漢高祖劉邦的勵精圖治，針對百姓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且邊境也相對安穩，自然便可以停止對“商品經濟”的抑制了。

元世祖忽必烈示意畫像插圖

明初“商品貿易”體系相對完善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明初的商品貿易體系，其實早在明朝之前的元朝時期，其“商品貿易”體系中的“對外貿易”體系就已經是極為發達，而且尤以泉州、廣州、慶元三處港口為最。

咱們就拿元世祖忽必烈在泉州設立的“市舶司”來舉例吧，據史書記載，於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時，忽必烈就曾通過泉州市舶司的諸多客商向海外散佈了這樣一份詔書，“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世祖七》

很顯然，元世祖忽必烈極為支持元朝“對外貿易”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繼而更是一舉讓“泉州市舶司”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貿易港口”之一。

正如史書所記載的，“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無疑就正是當時“泉州市舶司”繁盛景象的真實寫照。——《吳文正公集·卷十六》

而且單憑這個案例，就足以證明早在元朝時期，封建時期的商品貿易體系就已然是達到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狀態，那麼明初時期的商品貿易體系會差嗎？定然是差不到哪裡去的。

鄭和寶船示意畫像插圖

與此同時，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其所乘坐的長“

畢竟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明朝手工從業者能以“木製結構”製造出這樣一個巨大、堅固，且相較於十五世紀末歐洲哥倫布艦隊那最大的長23.66米，船寬7.84米的“聖瑪利亞號”還要大上數倍的船隻，就屬實足以稱得上是一個“造船神話”了不是嗎？

這也就意味著明朝初年非但“商品貿易體系”因受元朝“對外貿易”的影響而相對完善，自身的“手工業”亦是同樣發達，儼然是有著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資本的。

那明太祖為何不發展“商品經濟”，反而明文要求“片板不許入海”，赫然是嚴格打擊“對外貿易”，這又是什麼情況呢？

若是大家結合筆者上文所說的“重農抑商”的本質，相信便可以很輕鬆的得到明太祖“重農抑商”的真正答案。正是因為明初的政治局勢並不安穩、且內憂外患皆備所致。

元世祖遠征日本示意畫像插圖

明初政局不穩，內憂外患皆備

就像上文所說的那個“孝惠、高後時，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的案例，元朝之所以能將“海外貿易”打造的那般繁榮，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其已經滿足了“發展商品經濟”所必需的外部條件，即“政權安寧”以及“農業生產體系”相對完善。

據史書記載，早在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就下達了一道“以江南既定，將有事於海外”的詔書，這也就意味著截至公元1266年，一路從北向南擴張的元朝大軍已經基本鞏固了元朝疆域，轉而逐漸將擴張的目標向海上延伸。就好比後來“元世祖遠征日本”的歷史事件。——《元史·列傳第十六》

那麼也就代表元朝內部的政治局勢已經相對安穩，而政權安穩了，百姓進行“農業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自然也就具備了，所以也就等同於是滿足了“發展商品經濟”的外部條件，接下來自然是要發揮“商品經濟”的優勢，藉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正如前文所說，“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封建政權在疆域穩定後，如果想要獲取更大的利益，單憑“農業生產”肯定是無法滿足需求的，那麼“發展商品經濟”自然也就成了必然。——《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明朝武將“徐達”示意畫像插圖

可是反觀明初時期，於洪武元年（1368年），發生“徐達入元都，封府庫圖籍，守宮門，禁士卒侵暴”的事件以後，明太祖才算是推翻了元朝的“都城”，其它諸如北方草原、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諸多地區，其實仍舊屬於元朝殘餘勢力的統治範圍。——《明史·太祖二》

即是說，明太祖北伐滅元的戰爭於洪武元年才算正式拉開了一個序幕，而據《明史太祖三》的記載，直到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燕王敗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還”，結束了明洪武年間的第八次北伐遠征以後，明朝對“蒙元殘餘勢力”的打擊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而在明太祖揮師北伐期間，從洪武初年開始，倭寇在明朝沿海一帶入“寇山東，轉掠溫、臺、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頻繁侵掠的事件就一直屢禁不止，對沿海商船肆意劫掠，已然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以及財物損失。——《明史·外國三》

赫然呈現出一種內憂外患皆備的不良政治格局，也就表明明初時期其實並未達到“政權安穩”的基礎條件，那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所必需的“安穩的生產環境”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又哪裡還有工夫去發展“商品經濟”呢？

明太祖“重農”示意畫像插圖

明太祖“重農”

所以，明太祖在明初時期，只能是先想方設法的促進“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藉以滿足軍事上的需求，就好比明太祖曾“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明史·食貨一》

繼而又在“徐達平沙漠”之時，“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明史·食貨一》

就這些案例，都還只是明太祖遷徙百姓“屯田墾荒”的一部分案例，並且明朝的軍事體系“衛所制”，同樣是有著“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的“軍屯”制度。其目的不用說，同樣是為了滿足明朝軍隊的“戰略物資”需求。——《明史·食貨一》

正如史書所說，洪武年間的明朝，赫然正是呈現出了一種“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的“重農”之景。

明朝海禁示意插圖

明太祖“抑商”

也正是因為“明太祖”的“重農”，讓很多人都把明太祖所推行的“海禁”政策與“抑商”聯繫到了一起。

就好比洪武三年，明太祖下詔“罷太倉、黃渡市舶司”，這也是現如今史書有所記載的明太祖所下達的最早的一道跟“對外貿易”相關的“海禁條例”。——《明史·職官四》

至於再往後的一系列能跟“抑商”沾邊的禁令，也幾乎都跟“對外貿易”、或者說是“海禁”政策有關。

• 諸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所下達的“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禁令。——《明太祖實錄·卷七十》
• 以及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又先後撤掉了“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廣東之廣州三市舶司”。——《明史·職官四》
• 再比如史書所記載的“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個月銷盡。”——《日知錄之餘·卷二》

倭寇示意畫像插圖

這諸多案例無疑就足以證明明太祖朱元璋的“抑商”政策，幾乎都跟“海禁”有關，但這些能說明明太祖主張“抑商”嗎？並不能。

因為明太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

這句話就明確表明明太祖之所以會推行“海禁”政策，屬實只是迫於百姓私自與外番進行貿易的緣故，而這個“外番”所指，正是明朝沿海一帶肆虐的“倭寇”。

由於明太祖在洪武年間的軍事行動重心幾乎都放在了針對“蒙元殘餘勢力”的北伐上面，再加上倭寇又都是些零散的小股“海盜勢力”，雖時常侵掠沿海一帶，但倭寇在此時所能造成的影響還並不足以對明朝政權構成嚴重威脅。

明朝倭寇及其小船示意畫像插圖

所以明太祖在洪武年間打擊“倭寇”之時，幾乎都是以“被動防禦”為主，但是問題就在於“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八》

雖然明太祖還曾專門下詔讓“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①，但受限於“倭舟甚小，一入裡海，大福、海蒼不能入”②的原因，難免就會有些漏網之魚繼續對沿海一帶的明朝商人、漁民等船隻大為劫掠。——《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五》①、《明史·兵四》②

而這些商船被劫掠的那些“物資”都哪裡去了？毫無疑問，定然是成了維持“倭寇”生存的必要物資，如此一來，豈不就變相的成了明朝打擊倭寇的阻礙嗎，那明太祖能願意嗎？自然是不願意的。故而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明太祖此舉反而還對打擊“倭寇”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更是為後來“海上之警亦漸息”的良好轉變趨勢，以及“鄭和下西洋”之時那相對安寧的航海環境等諸多方面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史·外國三》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關於明朝“重農抑商”的這一點，“重農”是真，但“抑商”卻屬實是有待商榷，畢竟不管怎麼說，相信大家從前文也能看出來，明太祖之所以會推行“海禁”，其實也只是為了更好的達成對“倭寇”的清剿。

所以從“重農抑商”的本質上而言，明太祖“抑商”的說法其實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說只是給了我們一種明太祖“抑商”的假象，就其本質，卻屬實與“重農抑商”中的“抑商”無法相提並論。

如果大家覺得這些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明太祖“不抑商”的話，那筆者就再給大家提供一條證據，明太祖還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明季北略·卷五》

大家應該還記得筆者在前文提到過的明初“衛所制”軍事體系之下的“軍屯”制度吧？明太祖之所以會說出這句話的原因，就正是因為他憑藉著“軍屯”就已經基本滿足了軍事上的“糧食需求”。

明朝軍隊示意畫像插圖

這也就意味著明太祖其實是將“軍事”和“民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隔離，讓軍隊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自給自足。那麼民間的“農業生產”自然也就不再是“強兵”的主要供給對象，而是完全足以憑藉明朝發達的手工業直接實現“富民”。

如此一來，既然明朝“商品貿易”體系已經相對完善，又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滿足軍事需求，頂多只會將其視為“滿足軍需”的保障體系！那明太祖又何必去抑制“商品經濟”，阻礙“明朝百姓變富”呢？顯然沒有必要。

亦是隻需要讓明朝“商品經濟”正常發展，靜待明朝疆域鞏固以後，便可以憑藉其已經相對完善的“商品貿易”體系一舉跨入最後的繁盛階段。就好比永樂盛世所呈現出的那副“萬國來朝”之盛景，無疑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因此，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明朝的“海禁”，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明朝“抑商”舉措，其實並非明太祖本意，只是明太祖在明初政權未穩、且內憂外患皆備之際所採取的一個權宜之計罷了，對打擊倭寇還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

所以，我們並不能單純的把明朝那看似“重農抑商”的海禁舉措視為一個會阻礙“社會經濟體系”建立和發展的消極政策，而是要結合當時的時代大背景去加以分析，方能得出一個客觀且真實的答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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