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恺
1929年10月28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交易所一天之内下跌12.8%，开启了“大萧条”全球经济危机。而就在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一片哀鸿遍野之际，日本首相滨口雄幸正进行着一场名为“黄金解禁”的豪赌。
所谓“黄金解禁”，对应的是1917年日本政府颁布的限制黄金流出国外的“金禁止”。日本政府推行“金禁止”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均出台了类似的政策。连向来强调“贸易自由”的美国也概不能外。因此甲午战争后才利用满清帝国赔款确立“金本位”体系的日本在当时颁布“金禁止”本无可厚非。
可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欧美诸国陆续解除了“黄金禁令”的情况下，日本却选择了继续维持着限制黄金流出的“非常状态”。日本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一决策，固然是由于受所谓的“大战景气”影响，日本国内各类大中型企业均存在生产过热的现象，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经济存在“断崖式”下跌的风险，日本政府需要庞大的黄金储备以向企业提供贴息贷款进行“护盘”。但是从相对积极的角度来看，在实行“金禁止”的情况下，日元汇率可以不受黄金储备的影响，有利于一战后“日本制造”抢占亚太地区市场。
“金禁止”虽然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诸多便利，但是对普通的日本国民而言却无异于是一个沉重的包袱。由于在“金禁止”的情况下，日元与黄金事实脱钩，直接导致其在国内变相贬值，其结果自然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并逐步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尽快实施“金解禁”的呼声在一战结束后便始终充斥着日本朝野。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却又给日本带来了被称为“财界之癌”的“震灾票据”。
1923年 9月 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造成重大损失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时任首相的山本权兵卫提出了8.76亿日元的庞大复兴计划，但鉴于日本当时的财政状况，这笔预算最终被削减为1.07亿日元。灾后重建所需要的巨大财政漏洞，不得不通过商业形式自行筹措，具体的方式是由日本中央银行向灾区企业提供一种名为“震灾票据”的金融产品。通过相关受灾企业持“震灾票据”到银行贴现获得低息贷款，灾区银行再将买进的票据到日本银行进行再贴现的形式，日本政府虽然规避了议会审批的掣肘，但却无可避免地遭遇了市场的投机。
而由于“震灾票据”本身没有发放的标准，企业可以将受灾损失进行申报，也可以将原本就由于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不良债权充数。到1924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已经向普通银行发放了4.36亿日元的震灾票据，大大超出政府关于发放贴现贷款的额度。一批被不良债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企业逃脱了破产的命运，救灾贷款变成了救济贷款。但票据贴现是有回购期限的，尽管政府两次延长，但直到1926年末，仍然残存约2亿日元的震灾票据未能结算。老百姓对企业和银行转嫁危机、金蝉脱壳，特别是政府用国库资金救助企业和银行的做法非常不满。后续更是遗祸无穷。
正是在一款堪称灾难的金融产品的拖累下，日本政府迟迟没有余力进行“金解禁”。而此时新兴的美国华尔街金融炒家开始将矛头对准了日元。国际金融巨鳄之所以选择在此刻对日元下手，无非是抓住了日本政府及银行系统在“关东大地震”后一系列应对失当，导致黄金储备日益枯竭。在1928年日元汇兑行情动荡，日本银行系统和外贸企业叫苦连天的情况下，滨口雄幸被迫于1929上台组阁之初便确定尽快推进“金解禁”的相关事宜。但此时的日本早已不复“大战景气”时的繁荣，恰如出任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所说：“现在进行金解禁，就好比让肺病患者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但当时的日本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自一战结束以来，日本银行已经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运转而放出了巨额低息贷款，且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而无法收回。而由于“金禁止”，民间存放在银行之中数亿日元存款也无法走出国门，最终只能在不断爆发的挤兑风潮中成为定时炸弹。可以说，日本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调节能力已经为零，唯有通过“金解禁”才能死中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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