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愷
1929年10月28日，美國紐約華爾街股票交易所一天之內下跌12.8%，開啟了“大蕭條”全球經濟危機。而就在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一片哀鴻遍野之際，日本首相濱口雄幸正進行著一場名為“黃金解禁”的豪賭。
所謂“黃金解禁”，對應的是1917年日本政府頒佈的限制黃金流出國外的“金禁止”。日本政府推行“金禁止”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峰期，世界主要經濟體相繼均出臺了類似的政策。連向來強調“貿易自由”的美國也概不能外。因此甲午戰爭後才利用滿清帝國賠款確立“金本位”體系的日本在當時頒佈“金禁止”本無可厚非。
可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歐美諸國陸續解除了“黃金禁令”的情況下，日本卻選擇了繼續維持著限制黃金流出的“非常狀態”。日本政府之所以做出這一決策，固然是由於受所謂的“大戰景氣”影響，日本國內各類大中型企業均存在生產過熱的現象，隨著戰爭的結束，日本經濟存在“斷崖式”下跌的風險，日本政府需要龐大的黃金儲備以向企業提供貼息貸款進行“護盤”。但是從相對積極的角度來看，在實行“金禁止”的情況下，日元匯率可以不受黃金儲備的影響，有利於一戰後“日本製造”搶佔亞太地區市場。
“金禁止”雖然在國際貿易中存在著諸多便利，但是對普通的日本國民而言卻無異於是一個沉重的包袱。由於在“金禁止”的情況下，日元與黃金事實脫鉤，直接導致其在國內變相貶值，其結果自然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並逐步影響到了企業的生產。儘快實施“金解禁”的呼聲在一戰結束後便始終充斥著日本朝野。但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卻又給日本帶來了被稱為“財界之癌”的“震災票據”。
1923年 9月 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造成重大損失
關東大地震發生後，時任首相的山本權兵衛提出了8.76億日元的龐大復興計劃，但鑑於日本當時的財政狀況，這筆預算最終被削減為1.07億日元。災後重建所需要的巨大財政漏洞，不得不通過商業形式自行籌措，具體的方式是由日本中央銀行向災區企業提供一種名為“震災票據”的金融產品。通過相關受災企業持“震災票據”到銀行貼現獲得低息貸款，災區銀行再將買進的票據到日本銀行進行再貼現的形式，日本政府雖然規避了議會審批的掣肘，但卻無可避免地遭遇了市場的投機。
而由於“震災票據”本身沒有發放的標準，企業可以將受災損失進行申報，也可以將原本就由於經營不善所造成的不良債權充數。到1924年3月，日本中央銀行已經向普通銀行發放了4.36億日元的震災票據，大大超出政府關於發放貼現貸款的額度。一批被不良債權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企業逃脫了破產的命運，救災貸款變成了救濟貸款。但票據貼現是有回購期限的，儘管政府兩次延長，但直到1926年末，仍然殘存約2億日元的震災票據未能結算。老百姓對企業和銀行轉嫁危機、金蟬脫殼，特別是政府用國庫資金救助企業和銀行的做法非常不滿。後續更是遺禍無窮。
正是在一款堪稱災難的金融產品的拖累下，日本政府遲遲沒有餘力進行“金解禁”。而此時新興的美國華爾街金融炒家開始將矛頭對準了日元。國際金融巨鱷之所以選擇在此刻對日元下手，無非是抓住了日本政府及銀行系統在“關東大地震”後一系列應對失當，導致黃金儲備日益枯竭。在1928年日元匯兌行情動盪，日本銀行系統和外貿企業叫苦連天的情況下，濱口雄幸被迫於1929上臺組閣之初便確定儘快推進“金解禁”的相關事宜。但此時的日本早已不復“大戰景氣”時的繁榮，恰如出任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所說：“現在進行金解禁，就好比讓肺病患者去參加馬拉松比賽”。但當時的日本已經沒有了其他選擇。
自一戰結束以來，日本銀行已經為了維持國內經濟的運轉而放出了鉅額低息貸款，且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而無法收回。而由於“金禁止”，民間存放在銀行之中數億日元存款也無法走出國門，最終只能在不斷爆發的擠兌風潮中成為定時炸彈。可以說，日本政府在金融領域的調節能力已經為零，唯有通過“金解禁”才能死中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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