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菲利普·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美國人，1927年4月18日出生於美國紐約，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家。
記得上次讀《文明的衝突》還是大二或大三的時候，內容差不多都忘記了，大致只記得他的一些基本思想。最近又重新翻了下，略談下看法：
書中的主要思想：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他認為當代的主要文明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許還要加上非洲文明。他還探討了文明的性質，以及歷史上的文明的演變，他認為文化差異是最根本的差異，文化差異導致各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差異，擁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會有親近感，更容易看到他們的共同利益，因此也更容易聯合起來應對共同的威脅。他認為文化的差異將是未來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和根源所在，西方文明正在衰弱，而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正在擴張，這種擴張將對世界的秩序構成威脅。
亨廷頓
現在回過頭來看， 這本書在90年代就以全新的角度——文明的衝突來看待冷戰後的世界局勢，是十分有新意的。我們在所謂的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們不能只看到經濟一體化、政治一體化趨勢的某些表現，更不應該認為將來會有一個“普世文明”出現。亨廷頓提醒我們，在1500-1750年西方人成功地創造出第一個全球帝國的要訣，是由於“軍事革命”，“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起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越（其它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它通過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個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 亨廷頓從看到歷史上西方征服世界靠的是武力而不是思想、價值的優越這點出發，他認為文明是難以被征服的，文明間的衝突將是未來世界安全的最重大的隱患。
亨廷頓的這種看法，提醒我們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特別是處於不同文明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必須把尊重彼此的文化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亨廷頓卻沒有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對待不同的文明，他本質上還是位“西方中心論”者。他片面地認為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擴張將對世界的次序構成威脅，伊斯蘭文明我們暫且不論，就拿我們中華文明來說，隨著中國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們的文化的影響力也在增大，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怎麼就能夠因此說這是對世界的威脅呢？難道中國人就應該活在貧困當中，過著飢不裹腹的生活？看看當今世界真正在全球試圖推行其所謂的高級文明的正是西方國家，引起世界動亂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看看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烏克蘭等地就知道，他們試圖改造哪裡，哪裡就動亂不止。
另外，我認為作者過於重視文化對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影響，而過於忽視了利益對於國家關係的影響，正如丘吉爾所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利益爭奪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國家和地區衝突的重要原因，歷史上如此，將來恐怕也如此。
這本書另外一個讓我眼前一亮的觀點是“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這西方化”。長期以來“現代”這個詞總是與“西方”聯繫在一起的。但是亨廷頓提出：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他告訴我們中華文明、日本文明等這些本土文化並不一定就是現代化的障隘，在現代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確實促進了現代化，但是在後期，現代化以兩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復興。本土文化的復興將加強對本土文化的信奉，反過來又抵制了西方化。因此，一個西方化的世界或者說“普世文明”是不可能出現的，這種觀點是十分有啟發意義的。當今，中華文化正在走向復興之路就是最好的明證。
萬里長城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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