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下發了2017年1號函件《關於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函》。文件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戰”字樣，改為“十四年抗戰”，並視情況修改與此相關內容，確保樹立並突出十四年抗戰概念。
“十四年抗戰”概念確實有悖於我們耳熟能詳、已成為常識，併為群眾喜聞樂見的“八年抗戰”概念。而與輿論表現出的驚訝不同，學術界其實一直存在“十四年抗戰”和“八年抗戰”兩種說法。例如，早在1995年即二戰結束50週年之際，北大教授金克木就曾說道：“追本溯源，大戰的開始並不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也不是1941年6月德國襲擊蘇聯，也不是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引起英、法對德宣戰，實際上是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的1931年瀋陽的‘九一八’和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
但是，對於十四年抗戰概念於史有據乎？我們還必須得回到歷史當下。
日本帝國自明治維新後以英為師，脫亞入歐，內政外交追隨世界列強的殖民邏輯，企圖“八紘一宇”，開疆土於四方，通過“賭國運”，在清末接連戰勝兩個大國中國、俄國。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重創了日本列島，為解決經濟危機，日本政壇與歐洲意、德一樣，普遍右轉，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並影響日本政治，九一八事變就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發生。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國民政府一直以“攘外必先安內”為藉口，消極應戰。蔣介石認為當時中國的政治、財政、軍備，無法與已經現代化了的日本抗衡，中國只能暫時隱忍。但隱忍並不意味著投降，國民政府為應對即將到來的戰爭，開始佈置國防工程，並將一部分工廠向內陸遷徙，加強對經濟資源的調查和管控。
而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立即通過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抨擊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政策，提出通過抗戰“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東北組織了磐石游擊隊、東滿游擊隊、珠河游擊隊等七支抗日遊擊隊。
除國共兩黨外，其他中間政派抗日民主運動也蓬勃發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大公報》《申報》等媒體紛紛發聲，批評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提出抗日要求。
由以上史實可知，從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各黨派、社會團體主動或者被動地進行了抵禦日本侵略的鬥爭，尤其對於東北民眾，他們的淪陷與抗爭都在1931年發生，十四年抗戰有真實的歷史事實支撐。
事實上，我們耳熟能詳的“八年抗戰”，更具體的意義是指中國全面——各階級、政黨、團體的統一戰線的抗戰，這也是抗戰結束後經過共識形成的一個名詞。抗日戰爭開端問題關係到對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關係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和南京國民政府作用的評價；關係到九一八事變歷史地位的認識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的認識分歧。因而全面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對於深入地客觀地全面研究抗日戰爭是有意義的。也是基於此，史學界才提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
不過，人類社會的事件一旦完成，便被封存進了歷史。我們一般所說的歷史，就是儘量按照史料臨摹後的構建。而且這種歷史書寫往往帶有時代的溫度和個人的體驗，所以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人類的社會時間分三種，過去、現在與未來。“現在”的合理性，往往要通過“過去”來說明，所以“現在”若赫拉克利特所言說的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而過去則生生不息，不斷地被現代人言說。而隨著人們對抗戰歷史研究的深入，我們也在不斷糾正、改變對歷史的看法，努力做到趨向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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