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確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思想騙局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確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思想騙局

文 | 張舒傑

近日，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再次進入公共視野。近五十年來，對這場所謂的思想實驗的質疑，始終未曾停止。比如質疑這場實驗樣本量過小、研究報告發表在非同行審議的期刊、研究人員曾深度介入實驗等等（言九林，《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真實一場騙局嗎？》）。但對實驗結果所揭示的“惡劣的系統與環境產生的毒害，可以讓好人們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善惡之間的界限並非牢不可破，而是相當脆弱的結論，似未有質疑。我的看法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究其實仍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而破解這場騙局的源代碼恰恰隱藏在津巴多精心設計的結論之中：第一、好人們會因為外界環境的影響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第二、善惡之間的邊界其實相當脆弱。

格勞孔的“呂底亞魔戒實驗”

儘管被套上了各類神聖光環、現代光環，但“斯坦福監獄實驗”本身並不是一場多麼高大上的思想實驗。早在兩千多年的古希臘，就有人提出了所謂“好人受到惡劣外界環境影響，會做出有違本性病態行為”的思想，這就是格勞孔在柏拉圖《理想國》第二章中所述著名的呂底亞魔戒故事。為敘述便利，我暫稱其為“呂底亞魔戒實驗”。

在《理想國》第二章中為了發現正義，柏拉圖和他的弟子們展開一場漫長的尋找正義之旅。在這場結構宏大的思想實驗中，格勞孔的職責之一，就是讓自己站在鄙視正義之人的立場上發表演說，模擬各種極端的狀況來論證非正義者的生活好於正義者的生活，“呂底斯魔戒實驗”即出自格勞孔的第二論證：“沒有能力幹非正義之事的人才鼓吹實施正義”（《理想國》王楊譯本，P398）。

格勞孔認為人們推崇正義不是因為正義本身有多好，而只是因為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普通人太孱弱以至於他們在行不義時無法逃脫懲罰。那些行正義之事的人並非心甘情願，只要把權力交到那些弱者的手中，勾起心中他們的貪慾，他們一樣會行不義之事。隨後格勞孔說出了這個呂底亞魔戒故事：

傳說居蓋斯原來是為呂底亞統治者服務的牧羊人。某日暴風驟雨，一場地震在地上撕開了一個口子，在他放羊指出出現了一個大裂口。看到這裡，他心中充滿了驚奇，下至地下。除了我們所知的神奇之物外，他還看到一匹空心的銅馬，馬上有窗眼，他從窗眼窺探，看到了一具屍體，似乎比凡人更高大，屍體上空無一物，只有一個金戒指戴在手指上。他取走了截至，從裂縫中走出來。他戴著戒指出席往常的月會，向國王報告牲口的情況。當他坐在他人中間，碰巧將戒指的正面轉向自己。剎那間，他就在身邊的人面前消失了，人們只顧著交談，就好像他已經走了。他感到十分神奇，又摸了一把戒指，把戒指正面向外扭了一下，他又出現了。所以他又實驗了一下來測試戒指是否真具有這樣的權力，他做到了。如果他把戒指向內轉，他就隱形；如果他把戒指向外轉，他就現形。當他意識到這點後，他馬上安排自己成為了向國外報告的信使。當他到了那裡後，他引誘了國王的妻子，在她的幫助下殺死了國王，奪取了王權。

格勞孔的目的非常簡單，他試圖用這個心理實驗證明善惡邊界的模糊性：即使設立兩個對照組，將正義一方與不正義一方分開，把他們至於相同的道德困境之下，他們一樣會殊途同歸，同樣犯下這個不正義之行。

格勞孔的這個論證事實上破綻百出，他在論證過程中悄悄塞進了一個“人性本惡”的假設，既假設人性本惡，只要環境能夠把人心中的魔鬼勾出來，他就會犯下各類不義之行，要麼殺死國王、要麼虐殺囚徒。而要破除“呂底亞魔戒實驗”中的邏輯謬誤非常簡單，我們只需證明人性本不惡，正義之人根本就不會成為這場實驗的對象，那些犯下諸如此類不義之行的人根本就不是善人，而是被刻意篩選過的“惡的選民”。畢竟，那些一見空子就鑽（看見一個地縫），一見無主之物即拿（盜死人之墓），哪怕為此突破道德底線（降至地下世界）都在所不辭之人，哪怕他們有一個弱者身份護體，無論如何都算不得正義之人。關於這一點，柏拉圖在第十章中其實已有因應：

人一旦擁有了正義的靈魂，不管他有無“人們的監視”、不管它是否能獲得獎賞或美好的名聲，它都會自覺地去做正義之事。因為對於靈魂來說，正義本身就是最美好的回報，是勝過一切的獎賞和榮譽。

“斯坦福監獄實驗”也好，“呂底亞魔戒實驗”也罷，本質上只是一隻道德之甕，只可能吸引那些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或者急需錢來傍身之人去鑽。這一點，津巴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們看到，他在《路西法效應》中急不可耐地宣稱自己選擇的人似乎是善良之人：

經過事先挑選，我們的受試者普遍代表了中產階級、受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學生的同質團體，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藉著隨機分派，將他們分為‘獄警’‘犯人’兩個角色，但事實上這些人不但可以比對，而且隨時可以互換角色。犯人並不一定比獄警兇殘邪惡、充滿敵意，獄警也不一定是強烈尋求權力的權威者。……兩個星期後，這些年輕人是否還是難以辨別？他們的角色會不會改變他們的人格？

津巴多的辯白其實是蒼白無力的。中產階級充其量只代表了一個人的經濟實力；受教育（理性德性）並不能用來反證一個人有與之相對應的道德德性，哪怕這個人畢業於斯坦福；至於“學生的同質團體”更是暴露出津巴多這場思想實驗中濃重的人口篩查痕跡，如其自述“經過事先挑選”。實在有太多學生為了拿到一個好成績，或者希冀名教授的推薦信來陪這位監獄狂人玩一場賊喊捉賊的遊戲。

最後，從邏輯謬誤上看，津巴多實際上操弄得是一種循環論證的把戲。他和格勞孔一樣在實驗中先塞進一個“人性本惡”的假設，預先判定“好人們”會在惡劣的環境下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然後再用實驗證明“人性本惡”。之所以津巴多的套路不易被識別，誠如我開頭所言，實在是因為這場實驗被包裹在太多讓人暈眩的光環：先入為主的名校夢、美國夢，基於監獄環境下的暴力設定、血腥場景，都飾演了矇蔽普通人靈魂之窗的障眼法角色。

善與惡的邊界並不脆弱

善與惡的邊界並不脆弱，在善與惡之間實際具有巨大的鴻溝。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中嘗試給出了善與惡的光譜。他將好品質分為：神性、善、自制，而將壞品質分為：不自制、惡、獸性。在這條善與惡的光譜之上，神性表徵極致德性，也就是無窮善，獸性則是極致惡的代表，是無窮惡。善居於神性與自制的的中間，是人可以達到的良好心態，是一種出類拔萃之善，惡則是出類拔萃之惡。最後剩下的自制與不自制，實際上表徵的是某種平庸之善與平庸之惡。

有些志願者被隨機指定扮演獄警角色後，很快便開始濫用新取得的權力，他們殘酷成性，日夜無休地貶低、鄙視、傷害‘囚犯’。……其他獄警雖然並未有虐待傾向，但是顯得冷酷、苛求，對於受難同胞們的處境極少流露出同情。

某種程度上，津巴多是正確的。正如他在這場思想實驗中所揭示的那樣：要讓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個惡的幫兇其實並不困難，因為平庸之善與平庸之惡的邊界是模糊的。但津巴多所沒有說的是，要讓真正的出類拔萃之善變成出類拔萃之惡是困難的，要讓極致之善變成極致之惡更是難上加難。在亞里士多德這個關於善惡的“六分法”中，善與惡之間至少相隔了一個平庸之善到平庸之惡的距離。這恰恰是柏拉圖所試圖告訴人們的真理：

一個有著自由意志的高貴靈魂，一個君子，絕對不會聽憑津巴多的擺佈，這些人早在實驗開始之前就被津巴多刻意的人口篩查過濾掉了，剩下的只可能是他口中出身“中產階級、受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學生的同質團體”這樣普通美國人的奮鬥模板。人的意圖是津巴多在這場鬧劇中竭力迴避的事物，也是他在這場實驗中總是希望通過人為干預刻意壓制下去的“微暗之火”。

津巴多當日所為，操弄得其實是與漢娜阿倫特當年在耶路撒冷一樣的套路。利用公眾對西方政治與哲學理論相對陌生的缺陷，把某些古已有之的思想包裝成駭人聽聞的概念，用平庸之惡或者平庸至善，去掩蓋真正的出類拔萃之善與出類拔萃之惡。漢娜阿倫特是用平庸之惡來掩蓋出類拔萃之惡，偷換掉它的概念。津則是反其道而為之，用平庸之善這種也許連善都談不上的東西去替換真正的善，然後指著那些生活中的普通人說：他們就是好人，就是善人，只是被“

偽儒、劣儒們的玩法還真是出奇得一致。

“斯坦福監獄實驗”只是左翼運動的結果

“斯坦福監獄實驗”本無足輕重，真正值得一提得是這場思想實驗背後的時代洪流，也就是二戰之後歐洲左翼勢力大量進入西方大學校園的歷史。馬爾庫塞、布迪厄、福柯這些接受過良好西方哲學訓練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們，在歐洲左翼的社會運動中，研製出一顆顆射向萬惡的資本主義的炮彈，發明出諸如“單向度的人”、“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環形監獄”的概念，來論證資本主義世界藉由各類資本、權力、庸俗的藝術對人類社會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控制。左翼旗手們非常善於使用各類新鮮的概念，藉由讓人血脈噴張的內容，給普通受眾帶來極大的感官刺激，以進行意識形態的輸出。誕生於1971年的這場思想實驗，恰恰處於左翼在60年代晚期70年代前期的黃金期（巴黎於1968年爆發五月風暴）。

在1971年這場血腥的監獄實驗結束不久，福柯即於1974年出版《規訓與懲罰》，描述了權力在近代社會中的變體 —— 一種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而最能體現此種權力運作機制的無獨有偶恰好是邊沁的“環形監獄”。福柯所試圖解構的對象則是整個西方哲學的道德根基，柏拉圖在《高爾基亞》篇中所闡述的“規訓與懲罰”的概念。在蘇格拉底看來到底“一個做錯事的人到底是接受懲罰更糟糕，還是不接受懲罰更糟糕。”，那麼顯然沒有比不接受懲罰更糟糕了。因為當人類的財產、身體、靈魂狀況處於一種腐敗狀態之時，就分別產生貧窮、疾病與不正義。而要治病救人，驅趕身體層面的疾病與靈魂層面的不正義，唯一的手段就是懲罰，“被規訓之人在接受懲罰之時就是在被執行正義”。這些受到懲罰之人恰恰在被善所感化，這樣當他被規訓之時，他的靈魂也就經歷了改善與淨化。

福柯則試圖證明，身體的疾病乃至靈魂的不正義一點都不重要。規訓與懲罰其本質就是錯的，是權力藉以干預人、訓練人、監視人，乃至於奴役人的工具。最低限度的暴力是一種惡，不是暴力的暴力也是一種惡，我說是惡就是惡。

某種意義上，“斯坦佛監獄實驗”像極了福柯“ 全景敞視監獄”理論的現實證明，儘管並沒有證據證明津巴多與福柯之間曾有過哪些可能的交集。他們在各自的思想實驗中都達到了彼此希望達到的效果 —— 犯人在監獄被懲罰從來不是犯人的問題，而是作為權力象徵的獄卒（哪怕是角色扮演）受到權力唆使的結果，是人的異化的產物。“好人們”一旦受到權力的驅使，就會展現出“平庸之惡”，“對於受難同胞們的處境極少流露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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