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234年六月，南宋發佈
“撫諭東京等處官吏遺黎”的檄文，宣稱宋軍北上“收復三京”的軍事行動是兼愛南北赤子的正義之舉，是盡君父之責。十二日，宋將全子才率宋軍自淮西制置司駐地廬州(今安徽合肥)出發，史稱“端平入洛”收復三京的軍事行動正式開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說了端平入洛行動的必要性，但是“端平入洛”的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不僅僅收復三京失敗，士兵損失慘重，丟了很多物資，還給了蒙古進攻南宋的藉口。那麼端平入洛行動又是為何失敗？
一、情報缺乏，對蒙古軍破壞力認識不足，導致無處補給，舉步維艱
自從蒙古崛起之後，對外戰爭實行的戰略基本上是“一掃而光”。對西夏如此，對花拉子模如此，對金國也是如此。這種前所未有的破壞力遠遠超過了宋人的想象力。當宋軍北上之後，發現中原地區幾乎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荒涼狀態。
蒙古鐵騎的破壞力極大，遠超宋軍想象
從當初宋蒙在四川地區發生衝突，後面蒙古強行武力借道，南宋就該認清楚蒙古的破壞力了。但是南宋對於蒙古的還是低估了，這次出兵又過於草率，沒有在出兵之前在前沿地區建立一個個穩固的補給點，使得宋軍的前進舉步維艱。
一路上宋軍完全沒有遇到抵抗，但是也沒有任何收穫，想象中的百姓壺漿簞食、喜迎王師的場景完全沒有出現。蒙軍每過一個地方，都將當地人口殺害遷移，房屋和樹木全部毀掉，所以宋軍現在踏上的基本上是一片人間地獄。
宋軍進入東京故都，昔日的東京夢華早成過眼雲煙
七月二日，宋軍接近汴京，原金國守軍投降。五日宋軍進入東京汴梁。自靖康之變後，整整107年，汴梁城又一次升起了宋朝的旗幟。這終於實現了岳飛韓世忠等抗金將領一輩子都沒有實現的夢想。然而他們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圖》中那座繁華的都市。卻是他們見過最殘破的城池，曾經超過百萬的人口只剩守軍六百餘人、居民一千多家。當地無法補給，所攜帶的軍糧即將耗盡，就一直等待在那裡。
二.前線將領私心太重不能團結一致，以致於錯失戰機，遭遇慘敗
七月二十日，淮東制置使趙葵所領的淮東軍也到達汴梁，與淮西的全子才匯合。全子才從初五進入汴梁，到此時已達十五日之久，因此趙葵一來到開封就責問全子才貽誤戰機，全子才以糧餉未集回應。於是趙葵更加督促全子才出兵，派遣了前後兩批士兵進軍洛陽。
為什麼全子才到達汴梁後會坐等半月而不發兵洛陽？史書中記載“子才與葵爭，欲得開封為之，故違命不行”。 也就是說全子才所說的糧餉未集的理由不成立，大軍駐紮在開封也要消耗糧食，而全子才欲爭知開封府、東京留守才是他遲遲不肯進兵的原因。
汴梁曾是北宋首都，因此知開封府、東京留守的地位無疑要比知應天府、南京留守或者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的地位要高。由這一則史料的確可以找到全子才駐留開封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糧食問題同樣也是全子才駐留開封的重要原因。
黃河在金代多次掘口，金滅之後，蒙古軍掘開堤壩，造成大面積的黃泛區，使得宋軍糧食運輸困難
宋軍駐紮在開封的確也要消耗糧食，但糧食問題最主要的不是大軍缺糧，而是一旦出兵洛陽，從開封到洛陽沿途的糧食運輸成為問題。蒙軍將領塔察兒聞報宋軍北進，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黃河以北。撤退之前，決開了黃河堤壩，以致於“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造成兩淮一帶出現大片黃泛區這既延緩了南宋大軍的行軍速度，更給糧食運輸增添了難度。
由此可見，與趙葵爭當知開封府、東京留守以及因運糧困難而等待糧夫集結這兩方面原因致使全子才遲遲滯留開封，直到趙葵督師而至。儘管面臨缺糧的情況，但是趙葵還是命令徐敏子率一萬三千人先行，楊誼率一萬五千人為接應，帶了五天的口糧開赴洛陽，後來徐敏子將五天的口糧分成七天。
南宋端平入洛進軍路線
在宋軍前鋒離開汴京前往洛陽後，蒙軍統帥塔察兒命令部將再次渡過黃河，到洛陽東邊的龍門地區埋伏。當徐敏子的軍隊到達洛陽後發現全洛陽城只剩下三百餘戶，和一座空城無異。徐敏子軍隊的進入，可以說端平入洛佔領三京的目的得以實現。
佔領洛陽的第二天，接應的楊誼一部就在城東遭蒙古軍的伏擊，幾乎全軍覆沒。蒙古軍進攻洛陽和徐敏子一軍僵持。八月初，徐敏子一軍在斷糧四日的情況下被迫撤退。蒙古軍趁機掩擊，宋軍大部被消滅。
在開封留守的趙葵與全子才得知洛陽一部慘敗後，本來軍隊就少再加上糧草不濟，也被迫撤軍。“端平入洛”以失敗收場。
三.朝堂陷入“國是”之爭，始終爭論不下，各方面努力拖後腿，無法協作，最終導致北伐失敗
“端平入洛”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國是”未能達成“共識”。所謂“國是”，就是指“千準萬確”的最高國策。“國是”一說，在先秦便已出現，但作為政治文化運作中的一種模式，卻是從北宋王安石變法開始實行的。為了排斥政敵、抑制異論，保證新法的順利實施，神宗與王安石共同定新法為“國是”；也就是說“國是”乃由新法之爭引起的“新舊黨爭”的產物。
以後，定“國是”、持“國是”，一直成了兩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文化的運作或朋黨之爭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因為“國是”作為最高國策而存在，絕不允許“異論相攪”，所以在每個階段的朋黨之爭中，黨爭雙方都竭力爭取定“國是”持“國是”的權力。
宋朝軍隊
總之，黨爭需要“國是”，“國是”激化了黨爭。而“國是”的推行，在用人層面上，則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則”發揮得淋漓盡致，盡情地凸現了黨同伐異的政治情況。
我們來看，“端平入洛”是主戰派以攻代守軍事戰略的軍事實踐，而其失敗的直接原因則應歸咎於戰和兩黨的黨爭，在於主和派於出兵一事上的阻撓，南宋一方在內部“共識”未達成的情況下，實際上只是由主戰的兩準戰區出兵北伐，並非舉全國之力，更未能按計劃形成三大戰區統籌配合的局面。
自宋室南渡之後，南宋形成了兩淮、京湖和四川三大戰區，這三大戰區在抗金戰爭中相互配合相互協作，有效保衛了南宋半壁江山。在宋朝提出“端平入洛”時，南宋的朝堂上對蒙和戰的的 這一次“國是”爭執。這一次爭執的涉及範圍之廣，規模之大，爭論過程之激烈在宋朝歷史上也是罕有的。
因為之前聯蒙滅金的戰役主要由荊湖的史嵩之主導，滅金之後史嵩之有大功勞，所以兩淮的趙氏兄弟有些嫉妒，就上疏要求收復三京的行動。
根據周密《齊東野語》上記載：
“端平元年甲午…孟珙合韃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南仲，範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為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
周密的這段論述交代了三點，其一，交代了“國是”的背景，即在“聯蒙滅金”之後;其二，這場“國是”之爭因主戰派建言“守河據關”而挑起;其三，“守河據關”之策最先由降人谷用安向趙葵等三公所獻。
谷用安本名國用安，原為李全部將，李全敗亡後，國用安逃回山東，後因佔據徐、宿、邳三州，得罪蒙古大將投降了金國。後投降宋朝。國用安既降過金，又降過蒙古，熟知當年金與蒙古作戰時依託黃河來防禦的戰術，故而向趙葵等獻“守河據關”之策。
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地方上的邊帥，包括準東制置使趙葵、沿江制置使趙範、知廬州全子才，朝內則是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主和派中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態度最為堅決，勢力最為強大。作為聯蒙滅金的推動者，史嵩之與蒙古使者王橄交往密切，是堅定的主和派。
而在宋理宗在決定出兵河南之後，便開始著手用兵的準備工作，但主和派與主戰派之間的矛盾卻始終無法調和，且主和派在出兵的行動上處處加以阻撓，這首先表現在京湖、四川兩大戰區的不配合上。起初，宋理宗與主戰派商議兩淮與京湖、四川聯合出兵，相互配合以形成掎角之勢。但京湖方面，史嵩之表示拒絕。
南宋三大戰區不能通力合作，是導致端平入洛北伐行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宰相鄭清之勸史嵩之出兵，並許以兵部尚書之位，但史嵩之“力求去”，最後“歸養田裡”。在四川方面，鄭清之要求四川制置使趙彥吶出兵，配合行動，但趙彥吶不從。從兩準進兵河南，糧食運輸困難，在史嵩之不出兵配合的情況下，宋理宗退而求其次，要求史嵩之籌劃糧餉，但史嵩之又予以拒絕，還說荊湖地區遭受蝗災民不聊生。
其實我們看紹定元年(1228年)，經歷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可見史嵩之在襄陽任職期間十分重視屯田，並且已儲備了六十八萬石糧食。在聯蒙滅金之時，史嵩之曾派遣孟拱“獻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所儲備的糧食還有不少結餘。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其實史嵩之的不配合除了意氣用事之外，還有自祟心做怪。這次史嵩之擔心二趙的功勞超過自己，也生出了嫉妒之心，所以極不配合。史嵩之與趙彥吶的不配合使得宋理宗與主戰派謀劃兩準與京湖、四川聯合出兵的計劃流產。宋廷在京湖、四川兩大戰區不同意出兵的情況下，轉而依靠兩準的兵力收復河南。
而兩淮的軍隊勢單力薄進入中原地區最後導致慘敗，與這次國是之爭分不開關係。
點評
端平入洛的失敗，對南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從財政上說，使南宋在人、物、財力上皆蒙受了慘重損失，為解決財政危機，宋廷採用“權宜一切之斂”，雖有傷國體，也不暇顧及了；
從軍事上說，準西精銳數萬人，經洛陽一戰就損失一萬五千人，“而他州陷沒者猶不計”，造成宋軍士氣低落，“雄膽已喪”，此後宋兵再不敢大規模主動出擊，只是採用據守城池據點之法，聽憑蒙軍騎兵縱橫馳騁於江準平原，掌握了戰場的主導權；
從外交上說，“端平入洛”之役，正好成為蒙古人南侵的藉口，從此拉開了宋、蒙之間長達四十餘年鏖戰的序幕。
在金國滅亡，河南空虛的情況下，南宋南宋出兵收復三京，劃河而守的戰略不能說錯。但是其對蒙古缺乏足夠的認識以及內部朝廷的黨爭使得這次北伐只能草草結束。
四川彭山虞公著墓石刻宋軍甲士
其實我們看，而對外軍事行動的成敗不僅僅在於軍事行動本身，還往往與內政密切相關，南宋“國是”之爭與“端平入洛”的軍事行動之間就有著密切的聯繫。自從建炎南渡之後，南宋朝廷的“國是”引起的黨爭一直沒有停過。南渡以後的“國是”說盛行於高宗朝，並經過了從以和戰為內涵到以整個治國方略為內涵的發展歷程;而其形成和發展的前提，則在於事關國家和民族存亡的主戰與主和之爭。
由於主戰與主和者各執所見，不能合而為ー，使得士大夫群體的分化，並隨之演化為激烈的朋黨之爭。反過來說，朋黨之爭又推進了和戰為內涵的國是之爭。
這在一線的情況也能表現出來。因為宋朝是立國是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的，所以對武將特別防範。總是“防”字當頭，處處掣肘，動輒生疑，不予信任，嚴重的甚至被陷害至死。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前方將領的命運，還受到朝廷內部權力鬥爭的嚴重影響:得宰臣支持的將領，容易發揮作用;得不到支持，就會遭到無端猜疑，甚至排斥致死。
紹興黨爭，秦檜全面把持朝政主戰派幾乎全軍覆沒，尤其是岳飛在朝中的頂樑柱趙鼎倒臺，以至於岳飛蒙冤，朝中可支援的幾乎沒有。岳飛一心要抗金恢復中原，成為秦檜的眼中釘肉中刺，是自己把持朝政的一個重要阻礙，所以欲除之而後快。
南宋“中興四將”圖
這就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是武將必須依附文人集團才能生存。南宋在接下來的幾次北伐中武將都得依附文人集團。岳飛依靠著趙鼎、李顯忠依靠張浚、孟珙依靠史嵩之，餘玠依靠鄭清之等等。這就導致了一旦依仗倒了，自己的也會命運多舛。不僅如此，一旦武將表現過於突出，而他依仗的文人集團又想方設法去壓制排擠。所以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能形成一個和衷共濟、共同抗敵的局面，從而嚴重地削弱了抗擊外族人侵的力量。
端平入洛失敗後，南宋朝堂中反對出兵河南的官員不是總結經驗教訓，精誠團結，一致對外，而是再一次互相攻擊。主戰派固然消極灰心，主和派也提不出任何的良策，造成朝政的更大混亂。朝堂上那喋喋不休的爭論，看似很有道理，大多是意氣用事，甚至相互攻訐，最後皆爭而不決，不能形成共識，從而坐失良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南宋就是在這種激烈的黨爭和無休止的清談中將江山斷送。
《南宋文人與黨爭》
《齊東野語·端平入洛》
《宋史紀事本末·三京之復》
《宋元戰爭史》
《細說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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