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垂柳
屋后头原来是村里的小学，大约在十几年前因为生源少学校就撤掉了（专家们用一大堆模式公式证明儿童减少，村民就知道屋后头有一所空置的学校）。现在学校作为村委办公和乡村医疗服务功能使用，也许过不了多久就没人再愿意记起这里曾经是个学校。
现在睡觉只要一点动静就立马会醒过来，整个晚上都听到村子里的狗叫。早上起来严严实实的围绕着学校转了几圈，也记起自己上小学时候的条件比好多孩子都要好，打开后门２０米就可以走进校门，每天都比别的村的孩子要多睡好几个小时了。
记忆中大约在２年级之前我们都是自己搬桌子、凳子到学校上课的，放假了又都招乎家长们把桌子、凳子搬回家，长长宽宽、高高低低的桌椅拼在教室里一点儿都不整齐，但却是很有层次……确实是想起了一些事情了。
那时候学校周边有很多厕所（更具体来讲在那时候但凡学校周边都有很多的厕所），有公家厕所也有私家厕所，而公私区分的标准在于厕所由谁修建、收集到的粪便的使用权归谁。没错，就是粪便的财产属性体现得非常具体。
也终于想起来，那个时候农家都特别重视收集粪便，人的、动物的，大家为了收集粪便想到很多办法。而去学校边上挖个坑，然后筑个碎石围墙就是收集粪便的好办法之一。
没想到“收集粪便”这个事，因为非冠疫情的滞留从脑子冒出来。
“因为想从土地里多一些收成，所以只能尽最大努力给土地以赠予，而粪便应该是给土地最好礼物。”或许这就是当时农人最简单的生产逻辑。
“集粪便之力，获粪便之利，先予而后取。”或许这就是当时农人遵守的道理。
而在这些逻辑与道理的坚持之下，那个时候的生活所得到的是“不需要绿色有机标志认证”、“不需要强调营养也有高低”……遗憾的是时间把道理解释得越来越明，却让人们行动却越来越迟缓。
“为什么会滞留在武汉４２天？”我开始给自己原点之问。
在提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仍会怀恨、后悔自己的行为，我仍然会咬牙申讨政府的封城管理为我的家庭与事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损失，但现在我内心开始平静，“这一次非冠疫情如此之猛烈，是要世界来共同参与偿还‘未予先取’的自然之债。”我当确定。
不知道关于人类“高级动物”这一昵称的记载是源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高级动物们”从什么时候养成了很多低级的爱好，如吃野生动物，吃得越冷门越代表自己高级；“高级动物”中的“更高级动物们”一直在乐此不疲的探索作死之道。但大众何其无辜，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而自然给予人类的游戏规划只有一条——共同偿还。
滞留在武汉的第４２天我开始真心期盼：吹哨人失业，而掏粪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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