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任盛宇（山西省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随着2020年新年钟声的敲响，迎来了我新寨乡乡长的第10年任期。如果有人问我：制约目前农村发展的最大短板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德之根——信仰，信仰之花——道德。
接下来，我通过一些工作实例，谈一下我对农村道德问题的认识，乡镇干部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该承担起的时代使命，以及几条通过深化乡镇改革来推进农村道德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一起农地纠纷，10年乡长工作
（10年乡长工作，没有惊天动地，只有家长里短。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的“小事”、琐碎事，组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解，浓缩了我过去3千余天的履职。）
2019年仲春。新寨乡东梁峁上残雪消融，野草破土，柠条林透出新绿。
庄稼人陆陆续续开始清理田间残留的农作物茬子和地膜，春耕大幕即将拉开。
农村的年味消退未尽，在乡政府大院，依稀能听到远方传来秧歌和乡戏的鼓乐声。
这一天下午，魏家坡村马婶风风火火闯入到我的办公室。“任乡长，你是一乡一长，你得给我做主！”马婶长叹了一口气，“我家在下白草沟村的8亩耕地让马杰（化名）家强占去了……”
我很吃惊：“什么原因？”
“就凭人家厉害！”马婶挥起一只手，又有力地斜劈了下去。
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一起因土地确权引发的纠纷。详细询问了马婶这块耕地的归属问题：二轮承包人是谁，本次确权中登记在了谁的名下。
据马婶讲，这块耕地二轮承包人是其婆婆，婆婆几年前过世，去年确权到了孙子马虎（化名，马婶的大儿子）名下。
我当场给下白草沟村委主任打电话，得到确认：土地的合法承包方确实为马虎。我要求村委去调解一下这起纠纷，“是谁的地，就应该由谁经营。”这是我的态度。
已经出门了，马婶又折回身，把头探进办公室：“你是一乡之长，你得给我做主！”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农林交错区进行护林防火巡查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马杰的儿子，说有事找我。我让他在乡政府等待一个小时，同时也告诉了他我所在的位置。
十几分钟后，一辆红色小轿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车上下来一位30岁出头的青年。来人正是小马，因和马婶的土地纠纷一事而来找我。
据小马陈述，这块纠纷地是其父亲马杰于2006年用自家的退耕还林地与族人马俊（化名，马婶的丈夫）交换来的，马杰经营马俊家的8亩耕地，马俊领取马杰家6亩退耕还林地的国家补贴。近3年，马杰和马俊先后病故。
“土地交换了多少年？”我问道。
“换死了！”小马说的“换死”，就是指永久性交换。
“有没有换地合同？”我追问。
“没有合同，就是口头协议。”小马明确回答。
我让他回村里找几名知情人，写一份证明材料，便于我进行下一步调解。（小马答应了，可是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截止现在，也没能等来这份证明材料。）
当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约见了马婶，向她核实小马提供的信息。马婶承认换地的事实，但是在交换年限上与小马陈述不一。马婶说：“土地没有换死，交换期限为国家对退耕地的补贴年限。从2019年开始没有补贴了，所以交换也就自动到期。”我问有没有交换合同，马婶也说没有，就是口头协议。
我电话联系村干部，询问是否对这起换地知情。村主任讲：“换地为私下交换，没有汇报过村委，至于双方协商的交换年限，村委并不知情。”
接下来，我打问了一下该村的耕地流转行情。经了解得知，下白草沟村地广人稀，耕地承包费很低，在10年前，每亩耕地承包费仅为50余元。而退耕地补贴，前八年为180元/亩.年，后8年为90元/亩.年。
这给我带来两难决策：如果支持马婶一方，退耕补贴明显高于耕地流转行情，交换年限为退耕补贴期限有些不符合常理。如果支持小马一方，由于拿不出交换合同，耕地的合法承包人为马婶的儿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可是明明白白盖着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乡里岂敢不认可！
委婉地做马婶的思想工作，引导她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如果只是交换了退耕还林补贴年限，人家当年50元就能承包到的耕地，为什么会拿一百多元的退耕补贴去换？”
马婶辩解的内容我记不确切了，但可以确定她在换地期限上纹丝没有松过口。（2019年11月，我见到马婶，她还是很肯定地说：“绝对没有骗你，就是换到了2018年！”)
我召集村干部开了一个碰头会，专题研究这起农地纠纷。我表了态：从情理上分析，地应该是换死的，但是由于既没有换地合同，又缺乏证人，土地证又在马虎名下，我原则上支持持证的一方为合法承包方。
“乡村两级只能进行耐心调解，如果当事双方不服，建议走司法程序。”我相信，法官可以采用情理分析，辅助以必要的司法调查，能够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
两个月后，有上级纪检干部来乡里，调查我在这次换地调解中是否“不担当，不作为”，是否充当了马婶的“保护伞”。我知道自己被人举报了。虽然办案人员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但是不用猜我都明白举报人是谁。
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在调解中我虽然支持了持有土地证的马婶一方，但是从感情深处，我更倾向于小马。除了对换地期限的情理推测外，还有一个原因：小马的父亲马杰曾经是村里的老会计，共事几年下来，我们私交不错，老马公道正派，我对其人品非常认可。所以，支持马婶，完全是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绝无偏袒徇私的主观动机。
……
这就是一个普通基层乡长的日常工作。能为百姓办一些小事，其乐无穷。苦衷往往得不到上级和群众的体谅，委屈常有。
往事如烟又如尘。关于农村道德问题的思考，是岁月留给我的最珍贵礼物。
二、社会失德问题表现及成因
下白草沟村的这起土地纠纷，再一次强化了我的担忧：农村的道德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遥想当年，两个庄稼汉坐在晋西北的土炕上协商换地，不用证人，没有合同，一言九鼎。用老百姓的话形容：隔沟喊下也算数。
而现在，二人尸骨未寒，双方妻儿间却不顾族亲之谊，同室操戈，兄弟阋墙。
近年来，农村类似的失信行为呈显著上升趋势。有不少甚至在父子间、同胞兄妹间，因蝇利纠葛，翻脸无情，对簿公堂。
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刻指出：“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道德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
一些国民对他人、对政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了，而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却越来越弱化，维权意识强烈，可义务观念淡薄，诚信精神、集体主义和传统孝道文化严重缺失。
1、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失德行为屡有发生。
现实中，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媒体上，揭露失德行为的文章俯拾即是。一些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行径令人发指。
《半月谈》2019年12月13日消息：“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盯上了生猪价格洼地。他们不顾政府禁令，组成炒猪团，跨省收猪、贩猪、炒猪，而不管其中有没有病猪。为了压价收猪，有的散播疫情谣言，制造社会恐慌情绪，甚至向他人饲养的猪群投放非洲猪瘟病毒……”
2、集体主义精神严重缺失。
中纪委网站（2019年11月8日发布）：江苏省泗阳县沈圩村，由于“不给好处，党员不来开会”，村支书决定：为激发党员参加组织生活会的热情，凡是到会的党员每人发一桶“福利油”。
放之全国，“沈圩村福利油”绝非孤例。党员都缺乏开会热情，群众大会召集难度可想而知！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如果不发礼品，许多村民根本没有参会的热情！
2019年12月5日，在庄窝村下乡，我与县劳动就业局的两位工作人员不期而遇，她们在对贫困户培训后的就业情况进行摸底。只见每个贫困户在一张摸底表上进行确认签字后，就能领取到一只电水壶。我问为什么还发礼品，工作人员回答道：“如果没有礼品，贫困户就不过来。”该村的贫困户职业技能培训举办在2019年初夏，我也刚好碰到过。免费培训不说，每人还给发一袋白面和一件马甲。“不发礼品就不来培训！”村干部这样对我说。
免费培训尚且如此，更何况维修田间路、护林防火和打扫公共卫生等公益事业！没有真金白银，干部很难召集起村民，农村的“义务工”时代已经终结！
3、中华孝道文化遭遇严峻挑战。
子女有经济能力，开着门店，养着大型运输车辆，但是父母危房改造，得找政府，得不到满足，就闹；成年子女年收入超过10万，年迈父母还在争当建档立卡贫困户，不能如愿，就告。
4、对基层政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你是一乡之长，找你没找错！”这句台词让我耳朵生茧。面对村民来访，不管要求是否合理，不管乡镇有无解决能力，乡镇干部都无权说不。
一位老人，25年前因子女升学转户被村委抽了地（在当时，这是完全合法合规的），25年后的今天，却来向乡政府要地。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省城上访。缠访不回，包乡副县长、乡党委书记亲自去接。老人提出要求：回可以，但需要乡党委书记给她打一张10万元欠条！
道德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基层工作的最大短板。中央指出的“一些社会成员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中央号召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失德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所有的社会问题中，也许道德滑坡成因最为错综复杂。
国家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他国400年以上的经济积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经济建设步伐。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跨越式转型发展，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家族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领域市场秩序混乱，城乡贫富差距加大，利益多元化导致道德规范多元化，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了直接影响。
有关管理部门不积极作为，致使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屡禁不止，在直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为失德文化滋生培育了土壤。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领域腐败导致法律有时不能惩恶扬善，对道德建设也产生了显著消极影响。
文革十年，不但彻底清除了传统礼教的糟粕，也使优秀传统道德文化遭受冲击。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家庭、社会道德教育滞后，而西方文化却强势入侵，致使传统道德文化雪上加霜。
三、在道德建设中乡镇干部大有可为
面对失德失范现象，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往往所有人在指责所有人，可很少有人自我反省。
其实，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必要深入思考：我们自身是否存在失德失范行为，在道德建设中，自己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老人摔倒，路人不敢扶，全民都在指责这种冷漠，但是旁观者里面，可能有你也有我。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利害关系人，都应该身体力行，做道德楷模的践行者。
接下来，我从基层工作视角，谈一下乡镇干部在公民道德建设领域，应该承担起的3项时代使命。
（一）乡镇干部应积极参与到对农村道德规范的制定中来。
评价行为是否道德，首先应该确立道德规范，制定道德标准意义重大。同时，道德标准制定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以孝道文化为例。
过去10年，经常有村民来找我，要求给其父母申请危房改造。经调查，有些村民经营着大型运输车辆，年收入超过10万元。问题来了：村民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乡镇干部该如何处置才不违背职业道德？
很显然，无论子女收入情况，老年人的住房安全法定由政府负责，如果政府不给老人危房改造，老人子女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基层干部违背职业道德；而如果子女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老年人的住房安全法定由子女负责，政府不给老人危房改造，基层干部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但老人子女道德失范。
可见，评价是否道德，首先需要厘清公民和政府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老年人的危房改造究竟该由子女还是政府来负责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热点争论主题：养老在“靠政府”、“靠市场”和“靠子女”间，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
现在，农村孝道文化逐渐缺失，不孝行为日趋增多。“养儿防老”观念开始弱化。经常有老年人有困难来找乡政府，我问为什么不找儿子，有的老人会直截了当说“人家不管”，有的老人表述会委婉一些：“儿子家庭负担重，顾不过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从思想深处认为，老年人房子破了，维修责任在乡政府，而不是自己的成年子女。这是近年来发生在农村的深刻观念变化。
因为历史原因，国家对农民欠账太多。目前，农村人居环境相对落后，“空巢老人”问题严重。下一步，大幅度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统一的养老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养老该“靠政府”多一点还是“靠子女”多一点呢？
毋容置疑，养老“靠政府”程度，也并非越高越好。就全社会而言，养老“靠政府”，是政府通过高税收，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经过跑冒滴漏的流程，把本来属于子女的钱给了老人。社会福利具有极强粘性，上去容易，但是如果想要降下来，个人难适应，社会不稳定。
高福利政策曾经拖垮过许多国家。希腊为了维持过高福利而陷入深度债务危机，大政府造就百万公务员，高福利酿成惊人腐败和浪费，在过去几年里，国民经济萎缩约25%。
在抵制高福利的诱惑上，瑞士的国家智慧值得我们重视。2016年6月5日，瑞士通过全民公投，以77%的反对票，压倒性地否决了“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Income）法案，该法案“犹如提供免费午餐”：无需任何理由或资格，凡是瑞士人，成年者每月无条件获得2500瑞士法郎的收入，儿童每月获得625瑞士法郎，分别约合16800元和4200元人民币。
我认为，如果摈弃传统孝道文化，养老完全依靠政府，最大的消极后果既不是资源浪费，也不是拖慢经济增长，而是可能到来的“低生育陷阱”。
在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淡化，农村居民生儿育女的最大现实动力，还是“养儿防老”。如果养老完全靠政府，子女靠不上，加之抚育子女负担太重，往往一代人进城，三代人可能成为“房奴”，农村居民的生育动力会大大降低，进入“低生育陷阱”很难避免。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出孝道文化缺失可能会对国民生育意愿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城乡生育率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各国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如果把握不好，人口危机有可能上升为民族危机。
所以，我们既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制度，还须大力培育新时代孝道文化。养老“靠政府”和“靠子女”并不冲突，孝敬父母不完全是单纯的给钱给物，还可以是亲情陪伴。明确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会强化孝道文化，孝道文化会影响生育意愿，人口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事关民族兴衰存亡。
所以，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到地区、个人短期利益，更要考虑到国家、民族长远利益；既要深入实际，脚踏实地，还要高瞻远瞩，培养战略思维。
近年来，一些地方以推行“村规民约”为抓手，在提升村民文明素养、引领良好社会风气形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而从长远上来看，我们应该逐步确立全国统一的公民道德规范，全体党员干部重任在肩。
（二）争当维护道德的楷模
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各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1、知行合一，争当诚实守信的楷模。
忠于人民，忠于党，绝不对中央阳奉阴违，表里如一，敢于说实话，应该成为基层干部的最基本品德。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问题错综复杂。乡镇干部应该实事求是，把最真实的情况反馈到上级，让中央准确了解农村实际。对群众应该坦诚相见，信守承诺。
发布过几篇反映农村实情的文章，许多网友留言：敢于说真话。而对于那些完全不靠谱的“研究成果”，网友们虽然纷纷批评，但却没看到有人使用“敢于说假话”这样的措辞。说真话居然需要“敢于”，这很不正常，应该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的深刻反思。
想要群众诚实守信，基层干部应该带头做表率，无论是对中央还是对群众，都必须敢于说实话。
2、抑恶扬善，争当坚守工作底线的楷模。
通过村委会换届选举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基层民主根基越来越实，这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随着乡镇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弱化，基层工作中，出现了“恶人得益，好人吃亏”的不良倾向。
少数村民提出不合理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上访、告状。在属地管理原则下，不管上访事由是否合理，乡镇政府都得负责。在沉重的接访负担和严厉的行政问责下，乡镇往往会对不合理要求妥协，从而打破原则底线。
还有一些不良媒体，以曝光负面新闻为要挟，向乡政府要好处。许多人可能会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还是你们自身存在问题。”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目前的乡镇政府，责任无限大，而人权、财权、执法权都没有，面对许多工作，真的是力不从心。一个媒体人，在路边农田，拍一张秸秆焚烧照片来找你，点火人是否为拍照者本人谁能说清？不给钱就在媒体发布，后果就是基层干部被问责。作为一名乡政府负责人，自己被问责事小，如果连累到县级领导和乡里其他干部，内心的痛苦和煎熬，难为他人体会！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乡镇干部应该学会忍辱负重，不忘初心，坚守工作底线，抑恶扬善，培育职业道德，努力维护公权力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
3、洁身自好，争当廉洁自律的楷模。
顶得住各种压力和诱惑，廉洁自律，甘守清贫，是对基层干部的最大考验。别人身居豪宅，自己跻身寒门，这种反差能否接受？面对妻儿抱怨，能否保持乐观豁达？面对同事嘲讽，又能否微笑面对？
宁愿吃亏，也绝不跑官要官，为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奉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干部任用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社会和道德文化的发展方向。不可否认，个别地方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出现过一些问题。2014年，山东巨野县曾因特大买官卖官案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全县18个乡镇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时任县委书记刘贞坚行贿。设身处地反思一下：如果您处于该地当时的政治生态下，能否保持该有的道德定力？
四、深化乡镇改革，促进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居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目前，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弱化，服务社会能力缺位，对农村的道德秩序维护，存在一定程度的治理真空。
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牢固树立超前的农村治理理念，不失时机地推进乡镇政府职能的战略性再造。大幅度撤乡并镇，重新定位乡镇功能；大力改革乡镇政府运行机制，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乡，大力提升乡镇的法律服务能力。
（一）乡镇现状
1、权责严重分离。
乡镇政府有限的权力却承载着无限的责任，权责不对等、有责无权问题非常突出。中西部的绝大多数乡镇财政开支完全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入不敷出，无力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乡镇政府没有独立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权，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一些农村失德问题，有心无力。
2、行政管理体制严重僵化。
乡镇政府的岗位设置很不合理。有的岗位工作压力很大，却缺乏相应编制。而许多岗位，职能上移，乡镇一级已经没有了实质性工作内容，却配置了2-3人。法律是维护道德体系的最有力防线，而多数乡镇没有基层法庭，司法所名存实亡。
薪酬激励机制严重落后。工作和报酬基本分离。年轻干部工资最低，却干得最多。而许多老同志，工资涨上去了，却丧失了工作动力，得过且过，拈轻怕重。现实情况是：干得越多，不仅得不到任何额外报酬，被问责的风险反而越大。在负向激励机制下，乡镇政府“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问题日趋突出。
基层政府人浮于事，一些干部工资高不干事，助长了不劳而获的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群众意见极大。基层干部在批评部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的同时，是否曾想过，我们也应该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3、规模严重偏小。
在中西部地区，许多乡镇人口不足1万，常住人口往往仅有三五千人。随着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乡镇规模明显偏小。
新寨乡目前职工编制约40人，如果在一个理想的行政体制下，现有的工作内容不变，乡镇规模再扩大三倍，大家觉得需要配置多少工作人员？依我10年的乡长工作经验：10人足够了！
乡镇改革滞后成为影响农村道德建设的重大制约因素。由于权责不统一，乡镇政府对农村失德行为处于“不管不作为，一管乱作为”的尴尬境地。
如果不能够从战略性的高度完成农村工作的观念革新和基层政府的体制创新，那么培育农村居民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引导群众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很难取得理想成效。
（二）改革方向
1、扩权强镇，赋予乡镇改革主体功能。
坚定走扩权强镇战略，大幅度撤乡并镇，追求最优效率规模，没有集镇功能的乡镇应坚决撤并。以晋西北八县为例，一个县仅需保留2——3个镇。同步推进撤县并市。
赋予乡镇深化农村改革主体功能：乡镇政府应该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培育农村道德新风尚的探索者、实施者、推动者。我国农村进一步发展存在着系统性制度瓶颈，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耕地细碎化严重，不利于农业的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与可持续发展，无法适应市场化进程；落后的农村财政、金融制度难以为农村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农村道德教育滞后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制度瓶颈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破除，乡镇政府是推动农村改革的天然执行主体。
有责必有权，权责严格统一。既要避免权力缺位，又要避免乡镇滥用行政权力。严格界定职权职责，杜绝职能部门不顾乡镇财力和行政权力实际，滥用责任状落实工作任务。
2、大力改革乡镇政府运行机制，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岗位动态设置，薪酬动态设置，工作和报酬严格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打破陈旧的科层体制，建设扁平化乡镇政府。乡镇工作经费大包干。因人、因时、因事灵活调整人员分工。详细分解每一项工作任务，严格根据工作任务和完成情况科学确定工资报酬，多劳多得，按劳分配。
3、依法治乡，赋予乡镇必要的行政权，强化乡镇的法律服务功能。
不加重财政负担，用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后闲置出来的人力、物力，引入优胜劣汰人员竞争机制，就地建设乡镇法庭，强化乡镇司法服务功能，引导农民学法、守法、用法。乡村重大决策、土地流转等各种合同拟定都可咨询法律顾问。有纠纷，可诉诸乡镇法庭。让农民不出乡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法律服务。
有人会质疑，乡镇干部没有法律专业知识，如果转岗为法律工作者，能否胜任？农村日常法律事务相对单纯，只要肯学习，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新寨乡现任人大主席张贵虎同志，师范毕业，知天命之年刻苦自学，通过了国家法律任职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是内心的法律，农村许多失德失范行为，如不赡养父母，欠债不还等，本身就涉嫌违法。
没有法治乡镇，何谈道德农村？
4、把公平正义理念贯穿到农村各项工作中去，成为基层行政、司法之要。
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有着重要引导作用，必须优化行政、司法考评机制，把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有机融入到行政和司法实践全过程。在目前的工作绩效评价体制下，无论是行政还是司法工作，往往都会把“息事宁人”作为重要工作原则。对法院而言，年度结案率被作为考核法院、法官全年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谈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提“南京彭宇扶老太太”一案的判例。2017年9月4日南京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既然彭宇无过错，为何还要给被扶老太太适当补偿？这是一个用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换取“息事宁人”的典型案例。
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丰富，它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等，我们要从行政和司法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司法实践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全体社会全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如鲁山县、原阳县，纷纷开通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医绿色通道，有的地方，如彭阳县，开通了贫困户贷款绿色通道，还有的地方，如甘肃省，全省检察机关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开通了绿色通道。
在过去，农民进城看病，没有钱，缺人脉，楼道睡几天挂不上号，受尽歧视。而现在，贫困户看病居然有了“绿色通道”！
前后对比鲜明，表现形式虽相反，但本质相同——少数公职人员缺乏公平正义理念，特权思想严重。
给了贫困户免挂号特权，就影响到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公平就医权。谁赋予了有关部门随意分配特权的特权？
农民最需要的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而不是任何特权。公平理念应该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写文章，公权力道德建设应该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总开篇，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公平正义。
传统道德文化好比传统村落，整村拆除后，该固守修复，还是移民进城，新建家园？
我认为，传统道德村落，我们再也无法回去，也不应该再回去了。一幢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大厦，在世界的东方，即将拔地而起。
党中央已经对建设新时代道德家园绘就了蓝图，而建筑工匠，有他，有你，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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