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鸿章《入都》其一,同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被甩多少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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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文自然是左宗棠较差,就是曾国藩的才气也不如李鸿章。人本来是就各有所长,李鸿章人才气天下没几人可比,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与大智慧天下也没几人,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之学,扶危济难、安邦定国能力之强也天下无人能及,而危难之世,更需要左宗棠这样的大才。以李鸿章《入都》诗文甩左、曾几条街,就认为曾、左不如李,是没有见识的。诗文可以见一个人的志向与气概,但诗毕竟是写在纸上的,若论志向与气概,以左宗棠之行止,堪为伟丈夫,奇男子,而曾国藩是称半个圣人的。李鸿章是聪明人,而太过聪明是会取巧的。

近来为李鸿章翻案之风愈演愈烈,李鸿章卖国之说虽有强加之嫌,但也难辞其咎,救国存亡之本领实在差强人意,对外俱惨败。近来更是将甲午之败归咎于翁同龢,李鸿章仿佛成了受气的小媳妇儿,说是人家不给他钱救国于危难。以李鸿章的聪明能干,会被翁同龢一书生难住,真是奇闻。左宗棠收回新疆,开始的时候有人给钱吗?左宗棠差点是求爷爷告奶奶加上四处筹钱才有了粮饷。远征军将士后来穷得没有路费回家;左宗棠自己中粗衣陋食,在风沙中吃着红薯救国于危难;复疆大将刘锦棠后来官至新疆总督,也是穷得家徒四壁,由此可见收复新疆之艰难困苦。李鸿章能推诿于翁同龢不给钱,左宗棠也大可因为李鸿章掣肘而不去冒险万里收疆以保全自身。左宗棠年近古稀万里抬棺征战,在沙漠里的帷帐中吃着红薯,喝着稀饭,矢志于收回新疆,李鸿章有这份舍身为国的气概与万里远征的胆略吗?李鸿章会十分聪明的保身谋权,而左宗棠以国家为重,为国置个人于度外,这就是左、李的根本差别。所以晚清四大名臣,我独服左公,他是伟丈夫,奇男子,担得起伟大二字。李鸿章差左公远矣,能写出气象万千的诗文于国又能怎样?

李鸿章就大智慧与大格局来说是不如曾国藩的,整体成就上也不如曾国藩,可以说差了个等级。以李鸿章国之重臣的地位而以诗文论英雄实在是谬以千里,那宋徽宗、李后主岂不是明君、雄主?国之重臣当以经世致用之学、治国安邦之能论英雄,而诗文只是锦上添花,锦之不存,添花何益?

不要以为左宗棠是举人出身就认为他学识差。左宗棠是不世出的大才,是定国安邦之奇才,他不是以诗文见长的文才。他学的是经世致用之学,长的是干实事、治国家、安天下的本领,不是为了个人前途,科举求仕的八股学问。道光九年(1829),18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刻苦钻研,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对于经世致用的,“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增长了见识,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涸于八股文章的学人士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左公也是寒窗数十载,孜孜不倦,拜名师入学院,学富五车,只不过所学与世人有异,不求功名,但求济世有为。林则徐都十分看重他,道光重臣、两江总督陶澍更是与布衣左宗棠结为亲家,曾国藩、胡林翼推左宗棠为楚才之首。

以李鸿章《入都》其一就敢说甩曾、左几条街,岂不是大谬?就象说宋徽宗以书、画、词甩李世民几条街一样。单以诗文论,李鸿章也不见得甩曾、左几条街。秦桧的诗书倒可以甩岳飞几条街。


雁77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1843年,20岁的李鸿章进京赶考,意气风发作下《入都》,以诗抒发其鸿鹄之志。

曾国藩这样评价李鸿章:“少荃天资与公赎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曾国藩每逢大计犹豫再三,生性“懦缓”,而李鸿章在旁则数言而决,立显明快果断。

1860年,曾国藩欲移军祁门,李鸿章却认为此地处万山丛中,为兵家所忌“绝地”。李元度长期追随曾国藩,被重用领兵防守,但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文人大言”,非将才。在战略和用人眼光,显然李鸿章已在曾国藩之上。

1863年,苏州太平军开城投降,其中八降王率部不愿解除武装,索要官衔编制。李鸿章忌惮“变生肘腋”,迅急诱杀八降将,“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亦赏识他眼明手辣。

1864年,天平天国基本被清廷剿灭,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主动裁掉大部分湘军。李鸿章则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主张保留淮军更着眼于“御外侮”,比曾国藩高处一筹。

1870年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纵观世界之发展,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在于“患贫”。

他开办船务局、矿物局、电报局。初设电报业务,清廷上下惊恐万分,“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

李鸿章坚持而为之,因为他深知电报业务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中日交涉,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李鸿章暮年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都为中兴重臣,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左宗棠凭经世致用之才收复新疆,李鸿章平内乱、发展洋务运动,后世来看三人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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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都》是李鸿章进京赴考的时候写的,年少轻狂,春风得意。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就这个就这个feel 倍儿爽 倍儿爽!

这个时候的他平步青云指日可待。年轻人意气风发,有意大展宏图,以诗言志,写出什么都不奇怪。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是他当时给自己定的奋斗目标。

如果就凭这首诗断言李鸿章甩曾国藩、左宗棠几条街。未免太不公平了。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一样,都是晚清的肱股之臣。难有高下之分。

就诗词本身而言,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曾国藩的诗乡土田园的气息更浓一些,但也有豪气干云的诗作(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而左宗棠多是边塞诗(提戎素来禀慈训,身受君恩逾感奋。终当移孝作忠臣,为我国家扶厄运)

我觉得曾、左二人写诗的水平是不如李鸿章。但是二人毕竟一辈子也没写过“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这样的诗句。

当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李鸿章,最后的感悟却是“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我们读着史书,不禁感叹,李中堂你肿么啦,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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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入都》,是他奉父亲之命入京应试时写就得立志抒怀之作,共有十首。现摘录“其一”如下: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看他的诗作,确实大气磅礴,韵味悠长,表现了他的胸襟,胆略和气魄。年轻人吗,正是立志报国,胸怀天下的时候,这也无可厚非。但你要说能甩左宗棠,曾国藩几条街,我认为此说法有失公允,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

一,他们都是立志发奋,刻苦勤学,靠功名走上政治巅峰的人。没文化不行,水平低了也不成,能写诗作赋是他们登堂入室的基本功。说到文学造诣,一则,他们都没有列入名家行列;二则,虽然李鸿章,左宗棠的诗作我也有所见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曾国藩的“修身”和“齐家”文章: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的循循善诱,对弟弟曾国荃的谆谆教导,对如何能更好地生活在世上,他都看的很透,悟的很深,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他们三位可以说都是当时的能臣,也在各自不同的方面维护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都是抒怀之作,所表现的也都是他们各自的境遇和心境:左宗棠一片丹心,抬棺出征,收复新疆,其诗作战斗气息较浓较多(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李鸿章作为晚清内忧外患时期的重臣,其很多无奈之举都写在了诗作里(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曾国藩在竭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也在考虑后路,才有了许多道德文章。

综上,他们三位都可说是能臣,也可说是忠臣,文韬武略齐备,文学造诣吗,还是不比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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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李鸿章是曾国藩一手培养起来的,曾国藩给过李鸿章很多机会,而他也抓住了这些机会,从平叛反贼,到法国传教士事件,李鸿章都交上了完美的答卷,也树立了自己的威名,这些都是曾国藩的栽培;所以说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可能单从《入都》这篇文章来看,李鸿章是个不甘平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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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大清皇帝的掘墓人,,李姓人洪水猛兽一般的淹没清朝章程,为官者官印,清朝的官印被李鸿章抛弃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里,清朝结束之象,李鸿章是清朝的亡国之臣,与南宋末年的贾似道秦朝的赵高齐名,李鸿章是标准的民族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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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李鸿章甩街曾国藩、左宗棠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就像我们眼中的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他们只是各自的理念和处事技巧不同,但不能否认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被后世敬仰为云手大家。具体说到题主,曾、左、李包括张之洞,合被称为中兴四名臣,自然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功绩、地位、能力、影响、风誉之所在。臧否人物,应该具体的看他们所处的位置、社会现状、行事手法和内心动态来分析解图,不隐其功,不晦其恶,更不可赞甲而去毁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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