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右翼政黨尋求跨國聯合

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

在當今的極右勢力看來，幾乎沒有比“國際主義”更骯髒的詞了。

它包含了當代民族主義者所鄙視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們最緊迫的問題需要通過跨境合作來解決。但國際主義，一個含蓄地假定國家存在的概念，和極端民族主義不一定是不相容的。

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團體正在建立聯盟，越來越多地在跨國機構中運作。

這喚起了國際極右主義聯盟的精神。他們的民族主義、對少數民族的敵意以及對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蔑視使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提倡在本應同質的、有機生長的、封閉的民族社區之間進行全球合作——這被稱之為“反動的世界主義”。

這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國際主義形式，但與傳統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變體相比，人們對它的研究還較少。

實際上，民族主義運動的國際聯盟與這些運動本身一樣古老。

歷史學家格倫達·斯盧加（Glenda Sluga）指出：“在19世紀的各種政治文本中，包括在以弘揚民族主義而聞名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一種普遍的國際化意圖和與國際主義的互動。”

畢竟，國際主義這個概念含蓄地假定了民族的存在，而這使得它極端民族主義並不一定是不相容的。

實際上，19世紀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世界主義者。他們認為國家秩序是普遍的，並試圖將他們的鬥爭跨越國界。其中最著名的是革命家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領導了意大利統一運動，並參與了歐洲其他國家的鬥爭。他的人民國際聯盟(People 's international League)推動了國際聯盟的出現，並且主張“國籍權利”和“各國人民之間的真誠諒解”。

儘管民族主義者在20世紀初開始變得激進，變得越來越沙文主義、反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國際主義野心。在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後，不管是中間派、保守派還是極右主義極端分子的民族主義者都團結起來，共同對抗他們眼中的左翼威脅。

許多人在本國國內與之戰鬥，但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戰鬥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哥倫比亞大學保守校長尼古拉斯·默裡·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這個右翼國際組織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在1918年的《發酵世界》一書中區分了“膠體”（即世界性）國際主義和“結晶”國際主義。

巴特勒認為，膠體國際主義是自由主義者和左派人士對“一個沒有民族紐帶和民族野心的世界共同體”的“無可救藥的不切實際”的願望。相比之下，結晶般的國際主義是基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和目標”，這些是“人類更大事業的要素，每個國家都應該是這個事業的獨立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早以這種方式出現的組織之一是1924年成立的日內瓦國際組織(Geneva International)，其分會分佈遠至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18個國家。它致力於在世界範圍內“捍衛秩序、家庭、財產和國籍的原則”，它的世界性聯繫網絡包括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和法國的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它還和貝尼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以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有所接觸。

歐洲法西斯運動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進行了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包括一系列的世界大會。其中最重要的是墨索里尼於1934年在瑞士蒙特勒召開的法西斯政黨會議，其目的是在反對社會主義和自由民主的鬥爭中建立一個跨國聯盟。所有主要法西斯政權都舉行了自己的國際會議，並邀請其他法西斯政黨參加本國的活動。在紐倫堡的集會上，納粹歡迎來自伊拉克、暹羅(現在的泰國)和玻利維亞的志同道合的團體。

這些政權還建立了幾個國際主義組織，參與世界各地的法西斯運動。“法西斯主義現在是一場國際運動，這意味著法西斯國家不僅可以為了掠奪而聯合起來，而且他們正在探索，也許只是半有意識地，走向一個世界體系，”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37年觀察到這一情況。

法西斯國際主義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尤為明顯。隨著社會主義激進分子湧入西班牙加入國際縱隊，法西斯和右翼民族主義者雖然人數有所減少，但卻壯大了民族主義者的隊伍。其中包括愛爾蘭法西斯分子和羅馬尼亞鐵衛隊武裝分子，更不用說佛朗哥還得到了柏林、羅馬和里斯本獨裁者的支持。

這種國際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了頂峰。1936年東京和柏林批准(1937年意大利和西班牙批准)的《反共產國際公約》在1941年得到修訂，當時克羅地亞、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薩爾瓦多和作為觀察員的土耳其成為了締約國。

戰後，極右勢力雖然遭到削弱，但仍繼續在國際上組織活動，召開會議，成立組織並開始出版出版物。甚至新納粹組織也成立了國際組織，包括1962年成立的極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世界聯盟，該聯盟在美國、歐洲和亞洲設有分支機構。在冷戰期間，許多這樣的聯盟都植根於反共產主義:與此同時成立的臭名昭著的世界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將極右勢力與全球範圍內更為溫和的保守派團結在了一起。

當時和現在一樣，國際合作的優勢太明顯了，明顯到民族主義者無法忽視，它們提供了外部的物質和精神支持。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更大的跨國運動的一部分，也讓他們在國內看起來更重要。

然而，這樣的聯盟可能是脆弱並且充滿摩擦。右翼民族主義團體經常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小分歧而發生衝突。

他們的成員往往對國際主義政治不感興趣。參與國際事務的右翼領導人往往是本國社會精英的一部分，他們可以輕鬆地跨越國界，而他們的追隨者往往會發現這些國際化的世界不那麼有吸引力。簡而言之，民族主義者狹隘的觀點使得國際合作變得簡單而直接。

馬志尼領導的19世紀國際組織的民族主義者在領土邊界、政府類型和合作形式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戰爭年代，儘管各方都試圖團結起來，但敵對情緒仍使極右勢力四分五裂。以1940年希特勒和佛朗哥之間的爭端為例，當時西班牙為了在二戰期間支持德國而提出了大膽的領土要求。同樣，東南歐軸心國的領土修正主義被證明是不可能克服的。

戰後，極右翼團體之間的聯盟總是被相互猜疑和自私所玷汙——例如，德國和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經常在南蒂羅爾的國際集會上發生衝突。

今天的極右勢力可能也會發現，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世界性的國際主義之間的鴻溝太大，無法彌合。以歐盟的民粹主義議會集團為例，該集團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存在分歧。在民族主義自尊心的驅使下，其成員在預算赤字規則和難民分配問題上存在分歧。

他們還在與俄羅斯的關係上存在分歧。俄羅斯受到東歐民族主義者的鄙視，但也受到許多西歐國家領導人的讚賞。最終，儘管新成立的民族主義國際組織內部存在種種矛盾，但它可能不如其支持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穩定。

即便如此，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構成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極右翼並不總是需要建立穩定的聯盟，包括在政治領域，以達到破壞性的目的。只要他們能夠在選定的問題上進行務實的國際合作就足夠了。他們確實在足以造成傷害的問題上達成了足夠多的共識:要對抗哪些敵人，要削弱哪些機構，要打擊哪些價值觀。如果我們忽視了右翼政治的國際化，這就是在自擔風險。

翻譯文章：

David Motadel, The Far Right Says There’s Nothing Dirtier Than Internationalism – But They Depend on I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 2019.

網絡鏈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03/opinion/the-surprising-history-of-nationalist-internationalis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