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制度剛性地影響人們的行為，文化柔性地影響人們的行為。也就是說，在人們的行為中，既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化的影響，二者等量齊觀，共同地決定一國的經濟活動和繁榮發展。
中國文化中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價值取向有兩個，一個是勤儉，一個是重視教育，前者涉及物質資本的積累，後者涉及人力資本的積累，也涉及技術進步的速度。（朱天）
無論在人們的經驗觀察，還是在經濟學的研究結論中都可以發現，文化優勢有著穩定影響投入要素和投入機制的特點，其作用有著滲透性、傳遞性和可延續性的特點。
為什麼有些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抑或繁榮了，有些國家卻不能？
類似“為什麼並非整個世界都已經發達起來”的問題，現在屢屢進入宏觀經濟學的教科書。這是在問，為什麼有些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發達了，成功了，抑或繁榮了，有些國家卻不能？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和兩位合作者在共同撰著的《經濟學（宏觀部分）》中試圖給出一般的答案。
阿西莫格魯提出一個分析問題的框架：“繁榮的直接原因是國家的投入水平，而根本原因是投入水平存在這些差別的理由”。那麼，怎樣更直觀地區別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阿西莫格魯以流感為例，區別二者的不同。人們出現了喉嚨痛、發燒和頭痛的症狀，會服用一些藥物。服用藥物的直接原因是這些症狀，但出現這些症狀的根本原因是你患了流感。世界上許多國家人力資本、實物資本和技術投入不足，導致增長緩慢，但要問為什麼投入不足？這就是對根本原因的考慮和探究。
有許多關於貧困和繁榮根本原因的假說，阿西莫格魯將它們分成三種類型，地理假說，文化假說和制度假說。地理假說認為，地理、氣候和生態的差別，最終決定了世界各地繁榮的大部分差別。在技術進步緩慢的年代，有許多思想家支持地理假說。但是，因為技術革命和技術進步，特別是交通運輸、醫藥衛生技術，還有製冷技術的快速進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或克服了地理上的劣勢。地理假說基本不能成立，但地理位置仍然是經濟繁榮的充分條件之一。
文化假說宣稱，不同的價值和信念從根本上導致了世界各地繁榮程度的差別。比較系統地闡述文化和經濟發展聯繫的社會科學學者是馬克斯·韋伯。他認為，新教的世界觀是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文化假說也可以用來對比亞文化的差異，有些有益於投資和新技術的利用，有些則被認為活力要低且更為保守。亨廷頓是支持文化假說的，他認為，文化在決定繁榮中起著中心作用。
制度假說是指，人們為組織社會所選擇方式的差別，即那些影響社會中的個人和企業面臨的激勵的差別，是導致他們相對繁榮程度有所差別的原因。阿西莫格魯直白地告訴我們，一個保護生命和財產的不腐敗的司法系統，一個冒險和嘗試不會遭到反對的環境，是提供讓個人和國家致富的經濟與社會激勵的兩大支柱。掠奪性經濟制度沒有保護私人產權，沒有維護合同，干擾市場運行。它們還建立了顯著的行業和職業進入壁壘。
阿西莫格魯是經濟學圈人們熟知的制度決定論者。對“為什麼並非整個世界都已經發達起來”的問題，他推薦的答案是，“包容性經濟制度是國家財富的根源”。但是，阿西莫格魯沒有回答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制度和文化在決定經濟持續增長中是什麼關係？筆者結合中國的實踐，試著初步地回答這個問題。
制度和文化在決定經濟持續增長中是什麼關係？
在人們的行為中，既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化的影響。
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原因的探索，也是一個熱門的課題。人們的共識是，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推進工業化戰略，是中國經濟取得階段性成功的特殊根本原因，是必要條件。
不過，有經濟學家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並不存在包容性的制度安排，甚至也不存在內生包容性制度的社會條件，進而否定製度因素對中國經濟成功的解釋。其實不然。
過去四十多年來陸續推出的農村改革、建設經濟特區、國有企業改革、民營經濟發展和引進利用外資等一系列重大舉措，都標誌著中國的經濟制度在持續地進行漸進式變革和完善。這些變革和完善都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如果說包容性制度在中國的作用有什麼特殊性的話，那就是，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破冰”，隨之提出各種制度變遷方案，即改革方案，並對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創新，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成為助力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從上述特殊的根本原因和由這些原因引致的制度變革，還缺乏強有力的、具有微觀意義的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支撐。於是，經濟學家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關注到中國傳統文化。我借兩本專注於此的著作，來闡述文化假說對中國這四十多年經濟增長的有力解釋。
朱天在《中國增長之謎》一書中認為：中國的高速增長之謎，謎底在文化。
他的觀點是，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國為什麼比其他國家增長更快的原因。在給定同樣的體制、政策和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由於文化的優勢會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增長更快。中國文化中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價值取向有兩個，一個是勤儉，一個是重視教育，前者涉及物質資本的積累，後者涉及人力資本的積累，也涉及技術進步的速度。由中國乃至東亞文化解釋的勤儉即高儲蓄和重視教育即人力資本積累，都是必要條件，進而在漸進形成包容性制度的基礎上，融合文化的作用，最終解釋了中國經濟這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奇蹟成因追蹤》一書作者廖群從投入及其效率、主體行為和儒家哲學三個層面，闡發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原因。不難發現，後二者都屬於文化的範疇。
他認為，過去四十年國人的經濟行為呈現五大特徵，即超高的致富慾望、超強的吃苦精神、熾烈的學習熱情、高昂的儲蓄/投資意願與強烈的攀比心理。
當然，這些行為在不同年代的國人身上有程度的差異，但基本符合這四十多年國人經濟行為的現實。行為當然受到價值觀的支配。那麼，國人價值觀背後的成因是什麼呢？廖群進一步分析道，這五大行為體現出有為精神，其淵源是儒家哲學（文化）的“入世有為”主義。儘管這是一家之言，但將經濟增長與經濟行為聯繫，進而將經濟行為與文化傳承掛鉤，在邏輯上是合理的、正確的。
制度剛性地影響人們的行為，文化柔性地影響人們的行為。也就是說，在人們的行為中，既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化的影響，二者等量齊觀，共同地決定一國的經濟活動和繁榮發展。制度可以成文的形式，也可以非成文的形式，激勵或約束人們的行為。所謂非成文形式，即約定俗成，就是文化延續的滲透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為什麼是深圳？
制度文化、移民文化和嶺南文化交互作用，形成深圳特色創新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當下，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積極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這是一個至高的定位和要求。人們有很多關於“為什麼是深圳”的解讀。從文化視角來看，我認為深圳具有獨特的文化優勢。
多年來，我在觀察、思考深圳發展時發現：特區、移民和區位這三個關鍵性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形成了深圳不同於其他城市的文化，由此構成獨特的文化優勢。
特區是第一個因素，是必要條件。沒有建特區這一條，其他全部免談。深圳特區不同其他特區的一點，就是它幾乎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出來的。這就決定了深圳建構了獨特的體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文化。在深圳，無論是老百姓的心目中，還是政府官員自己看來，政府就是“市民中心”。在“市民中心”，有市民餐廳，老百姓在裡面吃飯聊天。這些都是制度文化的折射。
移民是第二個因素，是充分條件。從全球範圍看，移民的國家或城市，是創業創新的國家或城市，移民是創業創新的主體。現代史上的美國和以色列，都是因為大規模移民，成就了它們成為創業創新的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圳，也是因為大規模移民，出現了大量的新創公司、完善的創新生態，乃至獨特的移民文化。移民城市的深圳，顯得更加包容，沒有歧視、偏見和傲慢，就像現在的一句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因此，深圳在集聚科創資源、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區位是第三個因素，也是充分條件。區位大致決定了三個東西，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區域（亞）文化。這裡不展開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對深圳發展的作用，只是說一句，自改革開放以來，對面的香港通過貿易中介、產業轉移和金融資本等資源，極大地幫助和促進了深圳的發展。
今天，經濟的一體化將成為它們共同發展的重要條件。深圳的區域文化屬於嶺南文化。務實是嶺南文化的最重要特徵 。移民文化的冒險精神，融入了嶺南文化的務實精神，在深圳得到了完美的表現。在深圳的企業文化中，敢為天下先和務實進取通常是其中的主要元素。
制度文化、移民文化和嶺南文化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深圳獨具特色的創新文化。無論在人們的經驗觀察，還是在經濟學的研究結論中，都可以發現，文化優勢有著穩定地影響投入要素和投入機制的特點，其作用有著滲透性、傳遞性和可延續性的特點。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謝宇認為，美國科學的最大優勢不是錢，也不是人，而是文化。多元的、開放的、自由的、推崇個人創造力的文化，是科學發展的軟實力。當然，在美國，創新文化也具有區域特徵，屬於亞文化的範疇。在中國亦是如此。
“先行先試”作為“漸進式改革”的操作路徑，在推動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實現的同時，又能促進先行地區制度創新的自覺實踐。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的深意在此，影響在此，作用也在此。
（文章原載於《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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