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強人

湖南嶽麓書院來了新掌門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寧鄉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11年後獲聘任嶽麓書院山長。

一到任，門人就請袁名曜題寫書院大門聯。袁名曜說，我出個上聯，你們對出來就是大門聯。

“惟楚有材！”他說。

大家都在使勁想。這時，湖南貢生張中階進來了，大家告訴他有這麼回事。聽完，張中階應聲對曰：

“於斯為盛！”

哇，張中階這個對法很高階。袁名曜出的上聯典出《左傳》，張中階對的下聯出自《論語》，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誇了一下，再把嶽麓書院往死裡誇。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這副天下聞名的門聯至今還是嶽麓書院的門面擔當，誰都可以到現場瞻仰一番。

歷史上有許多事，說起來很玄。

在這副門聯出現之前的漫長的兩三千年時間裡，湖南人才不僅不盛，還慘淡得很。那個時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國史館參與編纂《嘉慶一統志》，一邊編書，一邊感慨，說我現在正在編輯儒林、文苑列傳，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鄉歷史名人不爭氣，搞得陶澍很沒面子。

但是，在這幅門聯出現後的50年內，湖南人開始冒頭，且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整整100年裡（大約1850—1950年），湖南人才輩出，權勢之重，功業之盛，影響之深，全國無出其右。

用大師馮友蘭的話說，湖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三個地區之一，不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還都是大才，是“經綸治世之才”。

湖南人，到底是怎樣在近現代實現人才逆襲的？

1

陶澍感慨湖南歷史上沒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點。後來，他的湖南老鄉、湘潭人毛潤之也說：

“元明歷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四千年曆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

同樣感慨湖南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沒有出息。

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民國時期曾對“二十四史”列傳中的人物進行籍貫考訂，統計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屬於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佔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陝西（505人）、江蘇（505人），湖南的人才歷史簡直慘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實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環境。“地理決定論”在交通越不發達的時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處內陸，不靠長江文明核心區，更遠離黃河文明核心區，連運河文明的末班車也沒搭上。這個地方三面環山，一面臨湖，全省形成一個朝北開口的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國”之稱，因而民性倔犟，風氣不開。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曾經這樣評價湖南的地理氛圍：

“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

▲北面天塹長江，東西南三面崇山峻嶺，這就是湖南。

也就是說，很長時間內，湖南人根本就是遊離在中原文明之外。無論是貴族蔭庇，抑或科舉取士，哪一種人才選取模式，都輪不到又遠又窮又落後的湖南冒頭。

2

湖南無人才，怎麼辦？

總得有人來帶頭。

悲傷的陶澍站了出來。

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發按鈕的第一人，雖然影響不及曾國藩，但是，他影響了曾國藩（這一點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歷任安徽、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實學，認為“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強調讀經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時，為現實所用。

在他周圍，團結著一撥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則是嘉道年間湘系經世派的首領，帶頭大哥。

▲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長沙人

在袁名曜出任嶽麓書院山長的第二年，嘉慶十八年（1813），書院來了個學生。

這名學生是邵陽人，之前參加縣試、府試，都考取了頭名，前途看好。他在嶽麓書院待的時間很短，但這段歲月影響了他一輩子。

他就是後來編出《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賀長齡延聘為幕僚，並代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可見，他的思想能領先同時代人幾個身位，是因為有經世派學風打底。

湖南這一撥人才，還有賀長齡的弟弟

賀長齡的女婿、長沙人勞崇光，曾任廣東巡撫、雲貴總督等職；

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現屬長沙）唐鑑，理學大師，曾代理兩江總督；

陶澍的幕僚、湘陰人李星沅，官至雲貴總督、兩江總督兼河道總督……

這撥人，是近代以來湖南人才崛起的先聲。

陶澍對湖南的意義很大很大，因為他影響下的湘系經世派人才群給湖南留下了兩件“法寶”。這兩件“法寶”在此後湖南歷次人才爆發中，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寶”就是，陶澍他們倡導的經世致用之學，影響所及，“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經世之志”。

直白點說，這種學風影響下的湖南人，讀書一般，但實踐能力強，動起手來就能改造社會，改變國家。曾國藩、譚嗣同、毛潤之等不同時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與踐行者。

另一件“法寶”則是，用實踐告訴湖南人一個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們的主要活動，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內，而在省外。窩在省內，視野受限，空間狹隘，是沒有什麼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納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必須到京津、江浙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去，比如魏源中舉後在江浙一帶任職，較多接觸了外國文化，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進步主張。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響全國，在國家層面有話事權、話語權，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國時期，湘軍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國軍政系統無可替代的地位。

毛潤之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這個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詩明志：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3

湘鄉人曾國藩的科舉之路並不順暢。他第一次會試落第後，特意轉道金陵，去拜見前輩陶澍。他對陶澍極其佩服，曾細心研讀過陶澍全集。

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陽人胡林翼送給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親選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帶在身邊著力培養。在湘軍高級將領中，對於曾國藩來說，要論淵源最深、私交最厚、幫助最大的，沒有人能超過胡林翼了。

湘陰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進京趕考。胡考上了進士，左名落孫山。不過，他極力向老丈人推薦左宗棠，這樣，左宗棠得以與陶澍相識。

陶澍年長左宗棠33歲，但他同樣很欣賞這名晚輩，認定左宗棠將來必成氣候。於是，陶、左兩人從忘年之交，發展到結成兒女親家。

這樣，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夜，圍繞在陶澍身邊，近代湖南真正意義上的人才爆發式群體——湘軍的主將，已經完成了聚集。

▲曾國藩幾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國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出身的新寧人江忠源，通過湘陰人郭嵩燾的介紹，認識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國藩。曾國藩此時已經中了進士。

告別時，曾國藩出門目送江忠源，緊接著回頭對郭嵩燾說：此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人聽了都很詫異，不知道曾老師說得準不準。

這一晃，就過了七年。整個帝國，沒有人想到一幫來自廣西的造反者，最終吞噬了帝國半壁江山。當時，曾任河南巡撫的李僡跟咸豐皇帝報告說，他在河南懷慶戰役期間，親眼看到黑龍江旗軍見了太平軍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隊八旗、綠營都不頂用，挽救帝國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麼？當時人心裡也沒譜。

這時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經募了一批新寧勇，搞團練，戰鬥力不賴。丁憂在籍的曾國藩於是請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辦理團練。最初的士兵來源，正是曾的老家湘鄉和江的老家新寧，這就是湘軍的雛形。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經官至安徽巡撫的江忠源，眼看著廬州城被太平軍攻破，投水自殺，應驗了十年前曾國藩對他的預言。

一年後，湘軍在湖口、九江被太平軍虐得潰不成軍，曾國藩氣得投水自盡。不過，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來了。

郭嵩燾說，曾國藩之所以預言到江忠源的結局，不是因為他相人相得準，純粹因為兩人是同類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當激烈的性格。

大難不死，遂有轉機。在與太平軍激烈對抗的十年中，湘軍的權勢如日中天。因軍功而獲保舉上位的湖南人，成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群人。

整個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總督、巡撫。這些封疆大吏，八旗佔了97人，佔比超過1/4，這是清政府的統治根基，不可動搖。除此之外，誕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

湖南以40名封疆大吏，高居各省榜首，佔全國的10.67%。有句話說“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確非虛言。

在湖南省內，湘鄉縣尤其扎眼，一個縣就產生了9名督撫，比大多數省份一個省的督撫還多。湘鄉是曾國藩的老家，湘軍用人，喜歡用同鄉人，所謂“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曾國藩語）。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這一時期（包括後來的民國時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發的主體在湘軍軍功，也就是在武力層面，跟文化層面關係不大。這從晚清湖南的進士人數，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國考中進士的人數大約7900人，按省份劃分，浙江、江蘇、山東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數大約僅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當弱的廣西多了十幾人。

我們來小結一下，湘軍人才群體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曾國藩是公認的領袖，地位無可撼動。

第二，地域相當集中，主要集中在湘鄉、長沙、寧鄉、湘陰、新寧等地區。

第三，高官居多，都是憑藉軍功晉升帝國封疆大吏。

4

湘軍集團的崛起，對湖南的意義怎麼形容都不為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了湖南過去那種“未嘗一為輕重於大局”的狀況。

湘軍興起之前，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中，湖南在中國的版圖中存在感極弱，可有可無。但湘軍興起之後，整個湖南對中國價值立馬躍升了好幾個檔次。

長沙人楊毓麟說：

“鹹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即太平天國運動）始。”

湘軍將才的發跡，順應了“亂世出英雄”的需求。楊毓麟的話，絕非溢美、自誇之辭。

順帶說一句，1911年，楊毓麟在英國聽聞黃花崗起義失敗，赴利物浦海邊，蹈海自盡，死在了民國前夜。湖南人那種卓厲敢死的個性，十分強烈地表露出來。

▲楊毓麟，蹈海自殺的湖南人。

湘軍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滿天下，同時也表明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

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湖南人心態和心氣的變化。

陶澍當年感慨湖南無人時，那種胸悶氣短，到了譚嗣同、蔡鍔、楊度這群人這裡，是難以體會的。這時，湖南人的心態和心氣徹底變了，骨子裡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氣，有一種拯救中國的使命。

邵陽人蔡鍔曾經提出“湖南民族主義”的構想，即湖南自立以對內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對外抵抗外國侵略者。

湘潭人楊度的話，知名度更高：

“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中國……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種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無法企及的。

儘管湘軍後來衰落了，但湖南這個人才庫，依然源源不斷走出一流的人物。緊接著湘軍人才群，就先後湧現出兩撥湖南人才：

一是光緒年間，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湖南維新志士。他們是全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左翼激進派，在湖南建學堂、辦報刊、設學會、倡辦近代工礦企業，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二是辛亥革命時期，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是同盟會的核心，多次武裝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湖南是武昌起義後的首應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護國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

5

一直到民國時期，湘軍集團對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結構的影響，還在繼續。

湖南民眾自古以來習慣於農耕，較少外出經商和從軍。但湘軍興起後，許多普通家庭憑藉軍功興旺發達，因此，不僅一些無業遊民樂於習武從軍，就是許多農民也紛紛放下犁耙，走出田園，拿起刀槍，走上戰場。

楊度說，鹹同之際，湘軍戰勝，湘人僥倖之心因而大盛，出現了人人樂於從軍的景觀：

“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屍兒更往，弟魂無返兄逾烈……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群。”

從此，湖南人和軍隊結下了不解之緣，有“無湘不成軍”的諺語，湖南人才也多為軍事人才。

黃埔軍校辦在廣州，但它的早期畢業生中，不是廣東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

蔣介石當年北伐統一全國的國民革命軍中，高級將領也是湖南人最多。

在全國範圍內，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補關係的省份，是江蘇。江蘇在文教科技領域，全國遙遙領先，但在軍事領域，卻跌入谷底。尚文與尚武，兩種民性的差異，恰好代表了中國的兩極。

湘潭人毛潤之年輕的時候，對晚清湖南籍中興名臣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只佩服一個，是佩服三個：

他親口說過，近代人物裡面，他最佩服曾國藩。這個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實他也佩服，怎麼個佩服法？左宗棠寫過一對聯子自況，上聯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毛潤之的朋友，則這樣形容毛：身無半文，心憂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純屬膜拜。

至於胡林翼，則佩服到了為之改名的地步。“潤之”這個名字，與胡林翼的號（潤芝）嚴重撞車。

可見，湘軍對湖南的影響，不僅深遠綿長，而且形成了偉人影響偉人、一流人物影響一流人物的格局。

曾國藩之後，湖南總能出大人物，絕非偶然。近一百多年來，湖南人的國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國藩影響和塑造出來的。他們的較真、韌勁、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國藩的“遺產”。

1955—1965年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授少將以上將帥1614名。湖南雖然排第三，落後於江西、湖北，但是其開國將帥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開國將帥，其中元帥3名、大將6名、上將19名、中將45名、少將131名。就全國佔比來看，湖南籍元帥佔了將近1/3，大將超過一半，上將佔1/3，中將佔1/4。中將以上將帥人數，湖南絕對全國第一。這些湘籍將帥主要分佈在湖南東部靠湘贛邊界的平江、瀏陽、茶陵、醴陵地區一帶。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一個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來完成人才終極逆襲，正是靠這兩點。

湖南人個性堅韌，認定一個目標，就會死磕到底，有一種不信邪的騾子脾氣。青年毛潤之的名言“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最能說明問題。

有句話叫“湘運之興，從湘軍起”。湖南“省運”亨通，真應該好好感謝曾國藩，以及影響了曾國藩的陶澍，還有被曾國藩影響的毛潤之。

從大歷史層面看，正是他們改寫了湖南，也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參考文獻：陳旭麓等編著：《中國近代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王繼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奇生：《中國近代人物的地理分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陶用舒：《論湖南人才的地理環境》，《湖南城市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何麗君：《晚清（1840—1912）政治領袖區域分佈研究》，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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