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前190），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之冠，字子房，封留侯。宜阳人世代奉张良为乡贤，《宜阳县志》列名“乡贤”并供奉于文庙乡贤祠的11人中，第一人即为张良。县城通贤门外有敬奉张良的专祠，韩都故城城东的官庄村北有张良墓。清雍正二年，河南知府张汉亲题“留侯冢”三字立碑墓前。因毗邻两京官道，古往今来到墓前致祭并以诗文凭吊者不乏其人。清吕履恒有诗曰：“故国同丘垅，空山接隐沦。仙游疑未死，草木自生春”（《留侯墓》），而诗人周揖则写道：“三尺孤坟洛水滨，留侯墓畔最伤神。千年断碣生新草，十里寒烟锁旧。寂寞山河谁下马，迟回天地独沾巾。我来欲向祠前拜，落日荒凉下古津。”
张良墓在韩城，是宜阳一处历史名胜。这一点，不仅官方认可，在知识界也获广泛认同。鲁迅先生的好友，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曹靖华，1917年曾写过一篇《赴汴入校途中记》，其中描述了过访韩城并拜谒留侯墓的情形：“出东门，极目远眺，松柏古秀，参出霄汉，遥望郁郁苍苍，不识是雾是树。趋至迩，径尺大楷，石青字殷，则留侯墓碑也。流连再四，不禁作崇拜英雄之想焉。七时返舟，夜色苍茫已甚。”曹靖华是卢氏人，走水路赴汴，路过韩城，出于对韩都宜阳和先贤张良的向往，特地泊舟洛岸作半日之游，虽系文人雅好，但更多的是出于对英雄的崇拜。这篇百年前的散文也为我们今天寻访古迹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它说明，至少在民国初年，张良墓墓碑还完好竖立着，周围古柏环护，呈现出一派葱茏肃穆的景象。
作为历史名人和宜阳乡贤，张良在宜阳民间也是有着广泛影响的。韩城北7公里处有个子房沟，传即张良故里。韩城西7.5公里处的水沟庙村有条黄涧水（因上游有黄公洞得名），村口涧水上架着一道石拱桥，便是知名的“纳履桥”（《县志》卷二有注：“纳履桥在邑西水沟庙，即黄涧口桥”）。围绕这座桥还派生出张良纳履的故事。说是张良年少时，曾游学各地，一天在黄涧桥上偶遇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老者坐在桥栏上，不经意间把鞋子丢到了桥下，见张良走来便随口吩咐道：“小子，拾上来！”张良忙不迭地到桥下捡了上来。老者又说：“给我穿上！”张良已觉诧异，但想既已如此，索性好事做到底，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给老人穿上了鞋。老人满意地笑着离去了，临分手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五天后黎明时分，和我在这里见面。”张良答应了。五日后前往赴约，早见老者等候桥上，老人生气地说：“与老人约会，怎能迟到呢？下一次早点来。”后五日张良鸡鸣即往，谁想又晚了。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到桥上，不一会儿老人也到了，高兴地说：“年轻人就该这样。”随即拿出了一编书，对张良说：“读好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师了，十年后必将事业有成，十三年后你我在济北谷城山下见面，有块黄色石头就是我。”张良所得之书，就是传说中的《太公兵法》。张良日后辅佐汉高祖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奠定了大汉基业，黄石公当年的教诲，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说，张良依前约十三年后到了济北谷城山下，果然见到了一块黄石，张良便带回珍藏，还遗言死后和黄石一起安葬。宜阳人说，张良墓中有块黄色宝石，大概就源出于此。
以上是“纳履桥故事”的宜阳版，在宜阳流传甚广。不过，这个故事本出于《史记·留侯世家》，发生的地点据说在“下邳”（今江苏睢宁一带），是张良当年刺杀秦始皇未遂后逃亡的地方。至于黄石公，则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虚幻人物，连写《史记》的司马迁也认为“亦可怪也”，未能写明其由来。但宜阳人却认为是个真实存在的神人，还为黄石公安了家，就住在黄涧水上游的黄公洞。《县志。山川》“黄公洞”条目下注称：“在上一里北王村，洞外溪水涓涓，奇石甚多。产椿，或尺或寸，种即结子。南十里有纳履桥，桥南有村曰黄涧口，黄涧水自村南入洛。”黄公洞所在的北王村，现属高村乡。此外据《县志》所载，韩城北旧时还有个黄石公庙，惜乎今已不存。
宜阳还有个妇孺皆知的歇后语：“水沟庙桥头——蒜市儿（算事儿）！”这是个双关语，表面上是说水沟庙桥头有卖蒜的集市，但重点却在表明：凡答应人的事一定要办好。其实这则歇后语的真正源头来自于张良的纳履桥故事，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人们把这一宝贵的品格赋于张良，正表现了对乡贤张良高尚人格的敬仰。说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宜阳另一位乡贤张思叔，张思叔即张绎，宋代理学家程颐的高足，他的《座右铭》被许多人家奉为家训（如山西榆次常家）。《座右铭》中写道：“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做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重然诺、讲诚信，张思叔所秉持的，正是先贤张良身体力行的诚实守信精神。
12年前，笔者在《人文宜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中分别介绍过乡贤张良、张思叔，并提出过一个观点：宜阳人尤崇二张。除列举祠庙、故事等民俗文化现象作为依据外，还援引过两段话，一则来自明代县令李日强的《宜阳儒学题名记》，其中特意点明“子房之节义、思叔之学问，不可不7法之以自立”，表明了一县之长对青年士子的要求；另一则来自宜阳乡贤王正国（王邦瑞长子，嘉靖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所撰的《新修宜阳学碑记》，其中引用了县令何其智的话，告诫儒学生员应能“因修学而各修其行，因新学而各新其心”，标定志向，“遇则建子房之事功，不遇则修思叔之道德”，既对学子提出了期望，也表明了对先贤的崇敬。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宜阳境内的平泉村还建有一座先师行宫，这座行宫可能是山东曲阜而外国内最早的一座孔庙，创建这座孔庙的正是张良。新安人吕维祺（明万历进士，官至南京户部侍郎）在所撰《平泉庄至圣庙记》一文中记述了建庙由来，文中说：当年孔子曾到“洛出书处”考察，听说宜阳平泉地方的农人误把麒麟当怪物杀死了，特意带领弟子们前来祭拜并为之修造了“麒麟冢”。为了纪念孔子的宜阳之行，“汉儒张子房构先师行宫，至唐李德裕、宋张思叔复修之，我明宣德年里人张孝玉重修葺焉。”从此文中看，平泉至圣庙历代均有修葺，而且复修或重修者均有张姓族人，可见宜阳张姓是以张良为其始祖的。笔者编写《人文宜阳》时还到平泉做过考察，村人尚能指认麒麟冢、孔子晒书台的遗址，惜乎孔庙已被民居侵占，仅余一个剥蚀得难窥面目的石狮沦落道旁。
张良的里籍，自司马迁起就已难道其详了。《史记》中仅用一句“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一笔带过。《词源》采用《史记》说法称“汉韩人”。旧版《辞海》注称“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新版《辞海》又改注为：“相传为城父（今河南襄城西南）人”。新版将不靠谱的安徽说改为河南襄城说，沾了点边儿，因为襄城属韩国。但用了“相传”的字眼儿又分明缺乏底气了。如果以“相传”为据，我们宜阳作为张良故里的理由就多得多了。宜阳是韩国所建的最早的都城，史称张良的祖父开地、父平曾“五世相韩”，包括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相厘王等，昭侯墓至今大冢尚存，考古发掘也初步给出了昭侯墓周围为韩国贵族墓地的结论。张良家族属韩国贵族无疑，直到秦灭韩后，尚有“家僮300人”。古人有“卒葬先茔之侧”的定例，昭侯墓东南一公里处的留侯冢，应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衣冠冢，正在进行的韩都宜阳故城田野考古很可能会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
近些年来，争名人之风盛行，张良自然也很“吃香”，被许多地方拉去做旅游广告。张良故里、张良隐居处之类的伪景点比比皆是，真正和张良关系非浅的宜阳倒似乎无动于衷，连一块必要的标志牌也没有。子房村、纳履桥、留侯冢、留侯祠、黄公洞、黄石公庙、先师行宫等古遗存，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县志》中的相关记载，一切都说明张良故里在宜阳，张良作为宜阳“乡贤”载之于碑刻、祀之于庙堂，前人的论述已足够详尽的了。对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怎么办？考验着我们的胸襟与智慧。深入发掘、精心保护，通过适当的修复、展示，使其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宜阳人理应有所作为。
乔文博，原宜阳教育局局长。
来源 灵秀师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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