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六經”,滋養精神,增長智慧

讀點“六經”,滋養精神,增長智慧

有人說,中國文化最主要的價值理念都在“六經”,“六經”指《易》《詩》《書》《禮》《樂》《春秋》六種文本經典。《樂》沒有文本傳下來,是為“五經”。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樂》本來就沒有文本,是跟《禮》結合在一起的,所以“禮樂”並稱。儘管後來看到的是“五經”,可是學者們習慣上仍然稱為“六經”。

“六經”經過孔子刪訂,是中國現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經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馬一浮先生稱“六經”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態,熊十力先生則說,“六經”是現代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依據。這些判斷,時至今日也沒有過時,反而愈見其見解獨到。

“六經”包括後來成為“十三經”的《論語》《孟子》《孝經》中,有幾組價值理念,包括仁愛、誠信、愛敬、忠恕、廉恥、和同等,這些概念範疇是中國文化中具有永恆性、普遍性的價值理念,既適用於古代,也適用於今天。

01 仁 愛

仁愛是中國文化裡非常核心的觀念。孔子認為“仁”的主要內涵是“愛人”。孟子也明確說:“仁者愛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中國文化裡的愛,是一種博愛。按孔子的說法,是“泛愛眾而親仁”。“仁”是集親、愛、寬、博諸義於一體的概念綜合。

這緣於“仁”這個漢字的會意構成。《說文解字》解釋“仁”字為:“仁,親也,從人二。”“親”是指親密,“人二”則是“二人”。意思是說,仁與不仁須要在人和人的關係中顯現出來。漢代大儒董仲舒講得更直接:“仁者所愛,人類也。”亦即仁愛是愛人類的一種博愛。所以《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仁愛之愛,還會及於萬物。孟子有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因此董仲舒又稱“仁”是一種“天德”,帶有“無窮極”的特點,也就是具有終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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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誠 信

誠信是中國文化裡非常重要的價值理念。孔子講“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說“朋友有信”,老子也講“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華文化的原初經典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內裡面有誠,外面才有信。無誠,便不可能有信。講“誠”最多的是《中庸》,其中說,“誠”是“天之道”,是“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而想要“立誠”,是“人之道”。《中庸》把“誠”視作“天道”和“人道”的核心問題。

“立誠”的理念,早在《易經》就明確提出來了。《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寫道:“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裡的“修辭立其誠”,就是明確提出的“立誠”。

人生在世,究竟何欲何求?仔細想來,《易經》乾卦這兩句話全包括了。人生在世,一個無非是想把自己變得更好一些,成為一個有修養的人,受尊敬的人。做到這一點,首要的是要講誠信。這就是“忠信所以進德也”。人生的第二層要義,就是事業有成,在某一方面的專業上有自己的建樹,能夠安居樂業。“居業”的前提是“立誠”,所以是“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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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愛 敬

中國文化的另一個核心價值理念是“愛敬”。“愛敬”是從家庭秩序中衍生出來的。父子、夫婦、弟兄之間的關係,都有愛和敬存在。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尊長親人做到有愛有敬,對家庭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至於太不好,至少不會輕慢別人。因此《孝經》說,“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把愛敬看做人生之本和生死大義。人的哀愁和悲痛的情感,最初也是從家庭親人的困厄、不幸中因感同身受而產生的。

對“愛敬”這個價值理念,魏晉時期劉劭的《人物誌》解釋得最為恰切。《人物誌》裡寫道:“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把“愛敬”看成是人道之極,可見“愛敬”這個價值理念在中華文化中的位置。

“敬”當然可以包括尊敬師長、尊敬前賢,尊敬長輩。但“敬”的價值論理的哲理義涵,是指人作為生命個體的“自性的莊嚴”。“敬”是人的內在性格、性體、本性的精神安頓之所,傳統文化中很多道德規範都跟“敬”有關係。譬如,“孝”的精神內核是“敬”。中國傳統社會對官員的察選,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忠敬、誠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為忠於職守、仁愛天下的賢者。

舉凡一切禮儀,都必須有“敬”的精神。《左傳》裡的一句話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戎則是軍事行動。無論祭祀還是軍事行動,都不能沒有“敬”。軍事行動也要懂禮儀。《左傳》有很多記載,很多戰爭的發生,都是由於“不敬”或“大不敬”,引起強者一方的軍事行動。禮儀、敬,是文明的指標;文明與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於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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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忠 恕

“忠恕”在孔子那裡是通貫全體、貫徹始終的思想。忠和誠可以互訓,誠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至高的道德律令。弟子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回答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可知“敬”和“忠”都是仁的構件。

“忠”和“信”更為密切。取信的要道是“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一、二兩項內容,第一是“為人謀而不忠乎?”第二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和信是與人交往隨時需要反省的問題。孔子還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如果做到了“忠信”,而在行為上又能體現出莊重和禮敬,到哪裡都能立得住腳跟。相反,如果言不由衷,對人不能以誠相待,得不到交往對象的信任,行為上又輕慢無禮,即使在自己的家鄉也照樣吃不開。

忠恕的“恕”,按孔子的解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這一價值理念所含蘊和所要求的義涵,通俗地說,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自己不喜歡不希望的東西不要強加於人。“恕”這個價值理念,彰顯了中華文化的異量之美。這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一個偉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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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廉 恥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禮記·中庸》把好學、力行、知恥,當作修身的三要素。一個人的修為,自然離不開吸取知識,這也就是《禮記·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因此,“學”是修身的第一要素。

學了以後何為?如果成為裝知識的器皿,或者從知識到知識,學了等於不學。學的要義,在於用,在於踐行。此即古人常講的“知行合一”,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力行”。學習了,也踐行了,離“仁”就不遠了,至少是走向通往“仁”的道路上。

但無法保證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正確無誤。出了錯誤怎麼辦?要能夠反省,善於反思,找出原因,知錯改錯,力戒重犯錯誤。當認識到錯誤的時候,人的良知會讓自己感到羞愧,感到後悔,感到不好意思。能做到這一層,就是“知恥”的表現。“知恥”是改過的前提,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知恥”。

智、仁、勇在古代被稱作“達德”。具有了智、仁、勇的德品,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斷不致發生錯誤,遇到困難不會感到憂慮,面對威脅無所畏懼,就是孔子說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修身的三要素中,“知恥”尤不可輕視。恥感是人成為人的一個文明指標,孟子稱之為“羞惡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惻隱之心就是同情心,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辭讓之心指文明禮貌;是非之心指社會的公平正義;羞惡之心則是“知恥”。

“恥”跟“廉”構成一個組合概念,“廉恥”。管子的一個著名論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是文明秩序,“義”是社會正義,“廉”是節儉廉潔,“恥”是道德的約束和自律。禮義廉恥沒有了,國家的處境就危險了。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曾經說過:“廉恥,立人之大節。”他說,如果不廉,將無所不取;而不恥,將無所不為。他還說過:“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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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和 同

“和而不同”是中國人面對這個世界的總原則。“和同”思想源於《易經》。《易》的繫辭概括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是說,人們的不同,常常表現為途徑和方法的不同,終極目標是相同的,所以最終會走到一起。人類社會的存在形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彼此之間是不同的,但生活的價值追求,人的心理指向,往往有相同的一面。孟子對此說得很明白:“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好吃的食物、好聽的音樂,多彩的顏色,人們都會喜歡,在這點上人和人是相同的。既然在這方面有同樣的感受,那麼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東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人心所相同者,是“理”和“義”。

孟子講的“心”,也可以做“心理”解。大學者錢鍾書先生說過:“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遠沒有想象的那麼多,誇大人類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而且在人類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為如此,人和人之間、文化和文化之間,才可以溝通,不同也能夠共存於一個統一體中。

不同文化之間可以共存、溝通、融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固有的理念。這個理念基於中國文化的“和”的觀念。“和”是由諸多的“不同”構成的,沒有不同,便無所謂和。所以孔子的著名論斷是:“君子和而不同。”

宋代的思想家張載,有名的“四句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還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大意是說,這個世界是由一個一個的生命個體組成,有人類的、動物的、植物的,這些生命個體都是不同的。因為他是對整個宇宙世界發言的,所以我把這四句話稱為“哲學四句教”。

張載“哲學四句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遠的。反觀現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總括性的看法,就是:這個世界有差異,但差異不必然發展為衝突,衝突不必然變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有了這個觀念,很多事情會得到更恰當的處理。

魯迅曾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都不應該培養仇恨,“仇”是可以化解的,應該走向“和而解”。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原文有修改,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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