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戏剧家莫里哀说，女人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
这句话被著名推理女作家阿加莎放在《尼罗河惨案》小说的最后，借大侦探波洛之口说了出来。
《尼罗河惨案》讲的是一位为人刻薄的贵妇，终究难过情关，被别有用心的穷丈夫和情人合谋杀掉，事情败露以后，情人杀掉丈夫然后自杀。
一石三命，只因为把被爱当做人生最高的评价，女人就让自己陷入被杀和自戕的危险之中，代价可真不小。
01 爱是女人存在的唯一意义？
连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承认，比起男人，女人的确对情感更在意，也更愿意为爱牺牲，这让她们不像男性那么喜欢攻击和竞争，也更容易服从和妥协。
难道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女人生来的原罪就是缺乏某个重要的器官，因此不具备相应的生命力，以及由此带来对拥有这个器官的性别无比崇拜？
阿加莎本人也曾为爱付出过惨重代价。
阿加莎和第一任丈夫阿奇博尔德在舞会上一见钟情，为了他，她不惜毁掉之前的婚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他们迅速结婚，但也让他们马上分离，阿奇博尔德婚后就马上奔赴战场，可惜如此浪漫的邂逅和漫长的思念，却没能敌过久别重逢后的冷酷现实。
阿奇博尔德回来之后，阿加莎的母亲因病突然去世，就在她痛苦不堪时，丈夫不但没有表达应有的安慰，还热衷外出游乐逃避家庭沉闷的气氛。
还，出轨了。
得知真相的阿加莎开着汽车离开家，然后就失踪了，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失踪11天后，她被一位路人认出并向警方举报，但阿加莎否认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特蕾莎·尼尔”。
后来，医生们对阿加莎做了检查，结论是“精神性昏迷”，可能是因为思念母亲产生了记忆缺失。
究竟是母亲的死对她的打击大，还是枕边人在这个节骨眼上的背叛打击更大，谁也说不清楚。
失踪后的整整一年里，阿加莎都保持着隐居状态，这是她人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她本人在自传里一个字都没提过。
阿加莎最终签署了离婚协议，并在人生低谷期创造了马普尔小姐这个终身未嫁的老太太形象。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和爱情绝缘。
离婚三年后，阿加莎在朋友的建议下登上东方快车远赴中东，在那她遇见了考古学家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
第二年故地重游时，马克思被指派来接待她。阿加莎女儿突然患肺炎的消息让她惊慌失措，马克斯就一路护送阿加莎回英国。
阿加莎同意了比她年轻14岁的马克斯的求婚。
她说过，“一个女人所需要的，是感到她的伴侣是靠得住的，她可以依靠他，尊重他的判断。每当有难以决断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他来处理。”
作为20世纪最富盛名的畅销书作家，阿加莎依然需要一位男性为她做出决断、成为她最忠实的依靠，显然马克思满足了这个要求，年轻14岁就不再是障碍了。
那男人需要什么呢？
马克斯说对阿加莎倾心的瞬间，是他们旅途中汽车陷进沙土时，当时男人们都在奋力拖车，阿加莎完全不像那些神经质的小姐贵妇，连一句焦躁和抱怨的话都没说，反而在车的阴影下小睡起来。
情绪稳定、不爱添乱的女人，男人同样想要依靠。
这一次，他们的婚姻达到了全方位的平衡。
02 女性有没有足够的思维能力胜任工作？
1919年，阿加莎的女儿降生，而和她同时代的建筑师鼻祖、现代四大建筑大师之一的格罗皮乌斯也迎来自己的“孩子”：包豪斯校舍，建筑界的“黄浦军校”，培养了数位未来获普利兹克建筑奖（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建筑大咖，包括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
格罗皮乌斯提倡男女同权，学校男女生比例一度达到了1:1。
插一句，八段锦九十年代上建筑系的时候，我们班男女生比例都还没达到1：1，差不多2:1，已经是整个建工学院工科女生比例最高的了，结构系有一个班二、三十人只有一个女生。
据如今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大学同学称，建筑系女生比例已经超过了男生，而且总体比男生学习好、脑子灵，不过就业单位还是优先在懵懵懂懂的男生里“矬子拔大个”。
所以，1:1这个数字在二十世纪初，而且是在男性占绝对主导的建筑界，绝对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但事实上，这也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包豪斯的女人》的作者乌尔里克·穆勒写道，虽然格罗皮乌斯在成立包豪斯学校之初就已规定了将“对任何有良好声誉的人开放，无论年龄与性别”，但女性真要以为可以随便选那就太天真了。
据艺术史学家Anja Baumhoff所说，格罗皮乌斯和学校的全体教员（显然主要是男性）有一个“隐藏协议”，阻止她们在学校更负盛名的工作室（建筑和木工）进行实践，她们只能进入“被指定”的不那么重要的领域，如纺织、陶瓷和玩具制造，而且尽量减少她们的数量。
1:1只不过是个噱头罢了。这位现代主义先驱真正确信的是，
女性无法进行三维思考，建筑领域是女性的禁地，他甚至在开办一年后担心女生太多了，外人会认为这不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学校。这种状况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根本的改善。
1991年，著名的后现代建筑奠基人文丘里在接到普里兹克评委会获奖通知电话时，很自然地问：“那丹尼斯呢？”
丹尼斯·斯科特·布朗，文丘里的妻子，所有文丘里建筑作品的共同创作者，自结婚起就和丈夫在同一事务所并肩工作。
但无论文丘里如何与组委会沟通，他们坚持将奖项仅颁给他一个人，正如当时的社会和媒体一样，非要把所有功劳归文丘里一人所有，不管文丘里愿不愿意，而事实又是什么。
建筑界可以容忍一切坏脾气或公认性别歧视的男性大师，并把这些都当做个性、才华和实力的附属品，不遗余力地树立男性建筑大师的权威形象，但理所当然地无视女性对建筑的贡献，就像无视居里夫人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一样。
罗伯特·文丘里© George Widman
22年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学生发起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普里兹克奖组委会追认丹尼斯的付出与贡献，但没有成功，不过还是让社会重新讨论了建筑界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
请愿者中有一位女性扎哈·哈迪德，最终成为男性一统天下的建筑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女性，评审团给她的评语是“英雄式的奋斗历程”。
扎哈出生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单单是走出女性地位低下的中东文化在英国就读建筑，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更不要说以有色人种女性的身份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了。
扎哈的作品遍地开花，可直到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前，她生活了20多年的伦敦，竟然没有一件她的作品。
获奖后她的作品被广泛赞誉，称它们充满了想象力和超现实主义风格，但那之前曾有数年，同样的作品却被认为是过度有现代感，只能待在图纸上。
号称“女魔头”的扎哈，坏脾气比从前那些大师只有更火爆，以口出狂言、性格难搞和请她无论设计费还是建筑成本都会超支而闻名。
“坏脾气”几乎是优秀男建筑师的身份标志，但放在女性身上，就成了污点。对于坏脾气的指责，扎哈说，没有完美主义强迫症，哪能成为一个好的建筑师？
扎哈一直未婚，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如果男建筑师如此可能会被夸敬业，在婚恋市场还能成为趋之若鹜的“钻石王老五”，而女性？
扎哈被骂是把“爱神吓跑的女魔头”。
女人的脾气越来越坏，可不是因为天性如此。
曾有记者问扎哈：“你是一个幸运儿，对吗？”她严肃地反驳：
“不！我花了数倍于他人的力气！我没有一天放过自己！”公正是不能奢望的，只有一路奋战。但她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成为一个“英雄式的优秀建筑师”？
扎哈在获奖之后说，“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一直在为获得人们的认可而奋斗。从这一刻开始，人们真正接受了我，知道我是个能出活的女人。”
也许我们每个人穷其一生都在争取一种认可。当人们都以为你是在为荣誉而战时，其实你还在为最基本的身份认同而苦苦挣扎。
2016年3月31日，扎哈·哈迪德因心脏疾病英年早逝，享年66岁。
扎哈·哈迪德
继她2004年获奖之后的十几年，又有四位女建筑师在男性主导的建筑界分得一杯羹，分别是妹岛和世（与搭档西泽立卫一起，2010）、卡莫·皮格姆（2017），以及2020年获第42届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爱尔兰女建筑师伊冯·法雷尔（Yvonne Farrell）和谢莉·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
如果说今年获奖这两位建筑师有让人特别感到惊讶的地方，那就是她们有点太“普通”了。
毕竟以前获奖作品大多是惊世骇俗的设计：
获奖人是连业外人士都如雷贯耳的大师：
安藤忠雄
或者是极有个性的小众个性派：
中国建筑师王澍
但这二位，也太邻家了，被人亲切地称做大婶、大妈和奶奶（这又是女性特别的待遇？年龄、样貌永远是第一评价），连业内人士都不熟；
伊冯娜·法瑞尔（Yvonne Farrell）和雪莱·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
她们的作品，主要是大量的教育类建筑、住房项目以及文化和公共机构，乍一看也缺乏获奖作品应有的非凡气质：
矿山研究所，照片由Alexandre Soria提供
伊冯·法雷尔出生于1951年，谢莉·麦克纳马拉出生于1952年，她们同时就读于都柏林大学（UCD）建筑学院，师从理性主义建筑师们，并在毕业后任教。
评审团高度评价她们坚持四十多年“永不妥协的敬业实践、对合作的坚韧信念、对同行的慷慨分享” ，称她们的风格清晰地反映了普利兹克奖的宗旨：以所有的建筑作品致敬建筑艺术，为人类社会做出持续贡献。
还特别强调了她们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领域中的先驱，她们在开创出模范性的专业道路的同时，也为其他人点亮了一盏明灯。”
所以，评委们认为以后的女建筑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用我们大学老师的朋友圈总结就是：
她们的作品其实和女性身份没什么关联，反而能看出一种刚阳之气，甚至有粗野主义（一种建筑流派）的倾向。她们四十年如一日，作品不怎么曝光，人也不轻易上镜，更不发明什么玄乎的理论，感觉她们只是在延续一个古老的职业，没有取巧、没有炒作、没有标签，把一个个项目做到自己能控制的程度……
总之，女建筑师也别太在乎“女”这个性别，更重要的是建筑师，而她们获奖的特别意义也正在于此：
原来现代的职业女性，已经不必须像扎哈那样个性飞扬、风采卓绝，总要咬紧牙关去战斗，没有任何明星色彩的“普通”女建筑师，用踏实的坚持就能赢得建筑界最耀眼的荣耀。
她们不是因为女建筑师、女性特色作品、依靠任何可以吸引眼球的额外噱头而获奖，而是因为把建筑做出了建筑本该有的样子的职业精神而获奖，这是多少女建筑师的梦想！
也是，多少男建筑师的梦想。
男女真正平等的那一天，是女性不必非做个特别光彩夺目的女人才有机会赢过男人，做个正常人就行。
财务部办公室，照片由Grafton Architects提供
03 成为评价体系的一员，而不是永远等待被评价
疫情让那些拼命宣扬女人的成功就是拼命花男人钱（好像没代价似的）和用女明星的p图告诉所有女性，少女感才是女人一生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脑残文，少了很多。
憋家里这么多天还能想不明白吗，多一个人赚钱才是生存第一要义；少女感在生死关头什么用也不顶，没准还是累赘。
媒体浮于表面的咋咋呼呼根本不算什么，政治和经济才是硬道理，而在这两个领域，女性还没有太多话语权。
不过以男性为主导的评价体系已经悄悄升级了，他们不要女性只会撒娇扮美做个第二性，理智能打的女性更适合一起打怪。
也许他们终于醒悟了，不是每个拥有“重要器官”的人都那么可靠，也不是每个没有“重要器官”的人都那么不可靠。
而在2020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中，也终于实现了男女评委1:1的比例。
不过除了鼓励和男性同样勤奋、专业，实质性的奖励也要跟上才是真好。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从各经济体排名来看，北欧国家排在前五，中国排名第100，这是自2008年的第57位以来，连续第9年下降。
以收入情况为例，目前全球男性平均年收入为2.1万美元，女性仅为1.2万美元。以这个进进退退的速度来看，实现职场平等还需要217年！
其实中国目前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两个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
但在“同工同酬”上，实现程度仅为64%。2011年，雪莉当选美国《电脑周刊》评选的IT界最伟大的十位人物之一，同在榜单上的还有乔布斯和比尔·盖茨。
80多岁的雪莉在演讲里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女性，头的形状都是平的？”
“因为我们无数次，撞击着头顶上的透明天花板，试图打破偏见和不平等 。”
早在20世纪60年代，28岁的斯蒂芬妮·雪莉 (Dame Stephanie Shirley) 就创办了英最早的一家IT公司Freelance Programmers（自由职业程序员），只招女性员工。
雪莉和女王
只有在评价体系里有更多女性的位置，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到来。
近日，papi酱在生子之后自豪地说：“我可真是了不起！”
时代变迁在女人身上的体现，是她们最大的心愿不再是被人爱，而是被自己爱，认可自己的付出，做自己的评价者。
阮玲玉自杀时遗书里有四个字“人言可畏”，但刘嘉玲被绑架拍下不雅照以后却公开站出来抗议，逼得没底线的东周刊停刊。
她对想伤害她的人说了一句，“我比我想象中更坚强”。
恭喜这届女性，学会了不再被他人随便评价和定义。相信自己，整个世界就是你的！
祝姐妹们节日快乐，转发是最好的祝福~
建筑相关图片来源：www.pritzkerpri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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