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適，祖籍隴西成紀，唐代宗李豫長子，母為睿真皇后沈氏，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則天和唐殤帝外）。
李適初封奉節郡王，寶應元年，擔任天下兵馬元帥，改封魯王、雍王，在名義上，統軍平定安史之亂。次年拜尚書令，廣德二年，被立為皇太子。大曆十四年，李適繼承皇位。他登基之後，懷著一顆復興大唐的雄心，厲行節儉、取消上貢、疏斥宦官、收斂兵權、任用能臣，使得唐朝確實有了一絲中興之望。
然而，治理一個國家，並非唐德宗想的那麼簡單。
公元784年，新春伊始，唐德宗懷著沉痛的心情將一份“罪己詔”公諸天下。
就在詔書頒佈的兩個月前，本來被調往關中平亂的涇原軍，竟因軍餉不足而對長安城倒戈相向，逼得唐德宗狼狽逃出都城，被叛軍追殺至東北奉天。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德宗走投無路，只能發佈“罪己詔”，並赦免了所有參與叛亂的勢力，將所有過錯一人承擔。
從此之後，唐朝皇室徹底失去了公信力，再也無法扭轉藩鎮坐大的格局。
那麼，涇原軍為何能夠謀反成功呢？
筆者認為：與他們譁變的時機關係很大。根據史料中的記敘，在五千多名涇原精銳倒戈長安城時，他們爭相闖入府庫中，將其中的金銀布帛搬運一空，與此同時，還打著“不奪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的口號。而這句莫名其妙的口號，竟成功安撫了長安城中的百姓，併為涇原軍收穫了合法性。
那麼，為何一句奇怪的口號，能起到這麼大的作用呢？
這一切還得從幾年前的一項政策說起。
唐德宗登基時安史之亂已經進入尾聲，他完全有中興唐朝光復祖宗基業的機會。為了削弱藩鎮對中央的影響力，德宗在宰相楊炎的幫助下，推行了新的“均田制”與“租庸調”，希望能通過發展中央經濟，從而，積攢實力掃清藩鎮。
在德宗之前，唐朝始終效仿隋朝進行著“租庸調”，不過，這種並行收稅的方式，卻極大地增加了統計難度。為了降低統計難度，朝廷只能完善戶籍制度，這也是我國戶籍制度在唐朝發展迅速的主因之一。在唐德宗改革了兩稅法後，唐朝稅收不再按人頭計數，而是按照戶籍徵收，大大縮減了徵收流程，使稅收成本大幅縮減。更難得的是，這項政策的出臺使各地百姓有了遷徙的自由，同時，獲得了土地買賣權。
不得不說，這項政策的出臺是我國曆史上的一次躍進。
然而，兩稅法雖然很好，但是，卻頒錯了時間。
此時的唐朝，正值安史之亂末期，天下尚未平息動亂。德宗一心想著簡化徵收過程，卻將壓力推向了百姓。況且，在兩稅法頒佈期間，恰逢山南節度使叛亂，德宗的計劃被全盤打亂。無奈之下，德宗只好提前開始動用武力，與各地藩王反目。一時間，藩鎮動亂變得愈發嚴重，各節度使擁兵自重，戰禍四起。
正所謂，“一步錯步步錯”，此時，唐德宗再次走了一步“昏招”，那就是：在全國實行“借商法”。那麼，何為“借商法”呢？那就是：要求全國各地的商戶，每戶僅留一萬貫作為經營週轉之用，其餘一律上繳到朝廷充當軍餉，待朝廷成功剿殺叛軍後如數奉還。
就這樣，在朝廷的授意下，長安京兆少尹韋禎親自前往各大商戶，搜刮金銀財寶。一旦商戶未如數上報財產，當即大刑伺候並強行征斂其家產。在這場鬧劇結束後，朝廷卻僅籌到八十萬貫軍費，其餘數不清的金銀全部流入執行政策官員的腰包。
最終，這場名為“借商”實為掠奪的行為，激起了各地商戶的不滿，商人們紛紛罷市，來到街頭向皇帝表示抗議。
倘若，此時的唐德宗及時的懸崖勒馬，安撫商戶，或許此事還有轉機。然而，高居廟堂的德宗，根本沒有理會商人的不滿，反倒變本加厲地稅間架、算除陌，也就是加收商人的印花稅和房產稅，進一步從商人手中盤剝軍費。
根據史料的記載，德宗頒佈瞭如下政策：
“凡屋兩架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
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
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家。”
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借商”所引發的鬧劇尚未結束，德宗繼續對盛怒之下的商人們進行剝削，此舉無疑是飲鴆止渴。果不其然，沒過多久，叛軍們便打著那句莫名其妙的旗號攻入長安，商人們反倒給予了叛軍極大的支持。
涇原兵變後，大唐天子的威嚴完全掃地，中央權力進一步削弱，應對地方的藩鎮割據更顯得無心無力。唐德宗成為第三個逃離長安的皇帝，從此不再信任宰相，對將領猜忌，更為重用宦官了。這起事件的始末，完全是唐德宗操之過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由此，所引發的惡果實屬必然了。
【《舊唐書·卷十二·本紀第十二》、《唐會要·卷一》、《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紀》】
閱讀更多 指點江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