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自驾游:看云岭风云,一封什么样的电报,让新四军陷入困境?


皖南自驾游:看云岭风云,一封什么样的电报,让新四军陷入困境?

新四军军部大会堂陈列馆入口的雕塑

此文为春节自驾游的第三篇文章,继项羽和李白之后这次写的是云岭——曾经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安徽宣城泾县云岭处于长江以南、皖南山区的北缘,向南是南中国无尽的崇山峻岭,向北跨过长江是广阔的江淮平原。1938年开始这一带就是抗日的前沿阵地,这里也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地。

红色旅游在感受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还能了解共和国的历史,更加珍惜现在。毕竟书本上看到的总是单薄,而走进真实的山川大地,能让历史变得鲜活生动,更好地了解那段峥嵘岁月。


疑问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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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外小广场上的叶挺军长像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罗里村,分为种墨园和大夫第相邻的两部分,西南侧被开发成了旅游停车场,我们到的时候没看到别的游客。

云岭包含新四军军部的一系列建筑,在196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4A旅游景区,参观免费,只需要到领票处凭身份证登记一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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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墨园的入口

种墨园和大夫第都是传统皖南建筑,制式上比徽州建筑要更开放灵活一些,内部空间更大和舒缓,居住起来会更舒适一些。

军部内部按照当时典型的生活、工作场景做了还原。种墨园在主要空间里布置了一个叶挺摄影展,主要是他在云岭拍摄的各种照片。叶挺曾经想用这些照片出一本画册,为新四军筹集军费。

作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为什么会拍了这么多照片?要知道当时拍照和冲洗底片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很复杂和消耗时间。即便叶挺热爱摄影,但他身在军中,有那么多时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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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厨房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在种墨园内还有叶挺厨房和叶挺花园,这多少和外界对于红军一贯的艰苦认知有些差距,虽然叶挺是军长,但这样似乎也不太好吧。

是布展的问题么?

并不是。可以说这还挺尊重历史事实的。

新四军军部向西一公里是军部大会堂,召开大型会议、文艺演出的场所。最后一进现为陈列馆,里面有新四军从成立到皖南事变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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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馆中的这张皖南事变经过要图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新四军要北渡长江,为什么向南走?而且钻进了顽军(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圈,甚至从地势上看都像是进入了一个口袋。这是为什么?

新四军成立的目的是北上抗日,国共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新四军要渡江北上的共识。在中共中央和蒋介石都一再催促的情况下,为何新四军军部直到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

而且在4日晚和5日晨,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联名向重庆蒋介石、何应钦 、白崇禧,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云相发了一份千余字的电报(全文见附录),说明了自己的行动路线。不但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公开对抗蒋介石禁止从苏南北上的命令,最关键的是为了等待蒋介石回电,大军等待了一天半时间,错过了突围的最后机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不和

周恩来曾在1939年2月23日达到云岭,主要目的是解决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不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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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大会堂中的周恩来塑像

叶挺虽然是国共双方共同委派的新四军军长,但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是事实上的一把手。

有分析认为:叶挺视察部队时,喜欢骑马,带着副官、参谋等众多随行人员。项英认为这是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原则。叶挺穿着整洁,有自己的厨师,吃小灶,项英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两人矛盾逐渐尖锐化。

这些应该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叶挺脱党十年,以党外人士身份空降到新四军担任军长,红军八省游击队出身的新四军官兵对其很难信任。因此,即便项英与叶挺之间有矛盾,也是一种系统矛盾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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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成军时的战斗序列和集结路线图

叶挺对此有一个很贴切的表述:“居士不适合当一个大庙的方丈。”这也是他长时间未取得新四军军事指挥权的原因。

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通过周恩来细致的说服工作,叶、项之间进入了一种和谐状态。一个月后叶挺到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8月份返回云岭,随即又离开前往重庆向蒋介石要军费和编制。这一走,直到1940年8月17日,也就是一年后才返回云岭。

而在此之前叶挺已经出走过一次。

1938年8月叶挺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请辞,10月又向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和蒋介石请辞,10月23日与从延安赶回的项英交谈后,离开云岭返回广东。

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15日惠州失守,21日广州沦陷。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斌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对叶挺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在廖承志的配合下叶挺面见了第四战区司令余汉谋。余汉谋当即任命叶挺为广东东路游记区指挥部副指挥(正职未上任)。

叶挺凭借自己在广东强大的号召力,在两个月内组织起一支超过万人的抗日队伍。这引起蒋介石的忌惮,一方面责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另一方面向延安施压,声称要另外委派新四军军长。

1939年1月,叶挺离开广东前往重庆,再于2月2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返回云岭。

为什么新四军军长只能由叶挺担任呢?

诚意

新四军成军的大背景是国共合作抗日,新四军成军、叶挺出任军长,是国共双方诚意的体现,也是共同抗日的成果。

叶挺出身黄埔军校,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率部打出了铁军的威名,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是中国革命元老人物,也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

但在1927年11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被临时招来担任军事总指挥,正确的军事指令被共产国际代表否决,起义失败后又遭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罚。中共六大前夕,叶挺奉命到莫斯科述职,又因此事受到王明等人“政治动摇”的指责,一气之下脱党,跟随宋庆龄到德国去筹办“第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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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成立前后的一些历史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看祖国有难,叶挺毅然回国。

1936年西安事变,叶挺怕蒋介石真有意外,国家陷入内乱,于是面见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赴西安营救蒋介石。何应钦认为叶挺代表了共产党,断然拒绝。

叶挺的营救虽然未能成行,但这份诚意显然蒋介石已经收到了。回到南京后不久,蒋介石就任命叶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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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高级将领

国共合作抗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需要下山整编后开赴前线抗日。但蒋介石怕游击队集结后拒绝北上,反成心腹大患,不肯让共产党完全控制新四军。中共中央也怕新四军被蒋介石夺得指挥权,拒绝蒋介石指派军长。

于是,当时并没有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叶挺,就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这也是叶挺在新四军军长任上,一直未能恢复党员身份的原因。

游击

中国红军万里长征艰苦卓绝,但比长征更艰苦卓绝的是坚守在革命老区打游击的红军战士,项英就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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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有关游击战的讲座提纲

项英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军委主席,被美国记者誉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之一。1934年长征开始,项英留下来出任中央苏区司令员和政委,领导3万人的军队抗衡国民党50万大军,掩护主力撤离。

项英手下的三万人中有一万多伤病员,装备也较差。在初期,项英坚持集团正面作战,遇挫之后,承认错误并转入游击战,避免了损失扩大。

项英是搞工人运动出身,他的军事实践是从留守苏区开始,能力是在游击战争中成长完善的。因为他与陈毅的辛勤努力,游击队的战术素养和政治觉悟保持了正规红军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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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大会堂外的项英塑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与中共中央失去直接联系的状况下,项英主导了与国民党部队的和平谈判,争取到了围剿军队撤退,游击队改名“抗日义勇军”的大好局面,这是新四军得以成军的基础。项英也在新四军官兵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南辕北辙

事后来看,新四军军部错失了一系列的北移机会,最后在顽军调动集结完,已经形成合围时才开始移动。而在移动方向上,选择了重点布防且授人以柄的向南再向东的路线,可以说是一错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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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中陈列的介绍牌

在当时,首先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较难做出决断;内部则是叶挺没有实权,项英对于形势存在误判,认为留在皖南等待时机是更好选择;最后新四军内部很可能存在叛徒或者间谍,如上图所示参谋处处长和副处长都在皖南事变时投敌。

这些因素叠加可以解释新四军错失北移时机,但仍然无法解释为何选择最难的一条曲折路线北上。

新四军北上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直接向北从繁县和铜陵之间渡江到江北的无为。

这条路原本就是新四军江北、江南的联络线。江南是新四军三支队常年经营之地,群众基础非常好。为了更好地协助军部渡江,三支队挺进团和江北游击队已经控制了江北渡口,准备策应大军渡江。

另外一条路则是先向东到苏南,再从镇江一带渡江到苏北。这条路线是最初制定的北上路线,提前设立了兵站并安排了民兵接应。但这条路线已经被蒋介石否决,怕新四军会对孤悬苏北的韩德勤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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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北上计划路线与实际路线示意图

最终走的路线是临时选择的,不但未经侦查、敌情不明,连作战地图都没有。如上图所示,原本计划的路线是向北或向东,最终实施的却是茂林,翻山到星潭、三溪,然后以山地作掩护移动到宁国,再到苏南。

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4日晚间开拔,由于下雨道路湿滑,5日中午才行军到茂林附近,又在当地休整到6日晚间才再次出发。而且在4日晚和5日晨,叶挺、项英联名向重庆蒋介石、何应钦 、白崇禧,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云相发了一份千余字的电报,说明了自己的行动路线。

根据电报内容,此时叶挺、项英已经知道顽军在调动阻截自己,依然公开了自己的行动路线,显然对国民党的反共势力认识不足,认为“最多发生局部摩擦”。并且为了等待允许通行的回电,在侦察部队已经与顽军交火的情况下,一直耽搁到了6日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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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遗物

选择一条不为人知的路线,可以理解为想要出其不意,迅速突破顽军封锁,但行动时却广而告之,为何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决策,成了未解之谜。

据已经解密公开的国民党电文看,事先顽军围堵重点在云岭的东和南两个方向,太平、宁国都是重点布防,从云岭向茂林运动等于钻进了包围圈。而在叶挺和项英等待回电时,6日蒋介石下达了剿灭新四军的命令,包围圈迅速收缩。

7日凌晨仍然按计划向东南方向突击的新四军与40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本以为会轻松击溃对方,没想到40师装备精良,是块硬骨头,最终连第一个目标星潭都未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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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评皖南事变: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经过多日激战,12日深夜大部队分散突围,700多名指战员向北突围到达了江北无为。

项英在战争途中曾脱离大部队,想独自突围未果。后在集体分散突围中向南冲出包围圈,在泾县南容乡濂长村蜜蜂洞躲避。

项英离队后,中共中央明确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主持大局,叶挺随即布置队伍分散突围。叶挺在冲出包围圈后又被围困,14日在饶漱石的说服下,下山谈判被扣押。叶挺先被关押至上饶集中营,后辗转多地,最后囚于重庆渣滓洞。

叶挺在狱中宁死不屈,被周恩来评为“比某些共产党员还坚定”(《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5页)。

重生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番号取消,叶挺革职送“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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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桎梏的新四军,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

1941年1月20日由中共中央任命,一直在江北抗日的原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军部重新组建。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9万余人。

1941年3月14日凌晨,项英在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941年5月皖南事变突围的指战员和第三支队挺进团,以及无为游击纵队组成了新四军第七师,师部设在无为县城。

七师依托地理优势,建立汤沟自由贸易区,并在全区实行粮食管制,交易必须到汤沟进行。此举导致芜湖、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粮价暴涨。而且由于控制了粮食供应,日伪也怕断粮不敢来犯,七师成为新四军军费的稳定来源。

1944年七师上交军部现款4400万元,而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拨付新四军的总军费也就220万元。七师的队伍最终也由2000人发展到了3万多人,另外还有十万民兵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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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内叶挺摄影展最后的展板

1946年4月8日,刚出狱的叶挺带着夫人李秀文及小儿子阿九、女儿扬眉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延安,由于军统特务的破坏,飞机在晋西北的黑茶山失事,机上全部人员遇难。此时,距离叶挺重新入党,只过去了一个月。

1942年11月21日,叶挺在重庆渣滓洞的囚室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风起于青萍之末——透析皖南事变之起因》童志强

《试探皖南事变国民党军参战人数及新四军失利原因》马民康

《周恩来倾力化解新四军主帅叶挺、项英矛盾始末》杨飞、周鑫辉

《抗战初期叶挺将军在广东组建抗战东路游记总指挥部》邹金城

《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董之曦

《对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再认识》童志强

《项英在南方三年游记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刘勉玉

附录:

叶挺、项英皖南事变前夕发给重庆蒋介石、何应钦 、白崇禧 ,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云相的电报全文如下:

职军奉命北调,逾月以来曾加速准备,唯对于开拔应行请求事项,久电往复,迄未蒙确示。除应领经常费至十二月份止外,刻临时费则只由顾长官批发五万元而已,其他伤残本年之抚恤未得一文,对敌应备之弹药未发一粒,仅奉顾长官电允于开拔后当全拨发,或开拔过半即行拨发等因,致成延宕之局。另出动期限虽蒙统帅部展缓至十二月底,惟当职军正奉命出动之际,忽又令以主力由铜繁一线北渡。经一再考虑,铜繁江面敌艇封锁甚严,民船征集不易,然为难尤甚者尚不止此,皖北友军于事先已出舒、桐、无、庐为据江岸,企图堵击我新四军。虽蒙层峰加转第五战区长官部商洽让道,而迄今未见诸明令,则过江困难又及昭著,不得已复呈顾长官拟以主力仍照原定路线转进苏南敌后,而复示乃只准一部经过苏南,探索与与其余大部仍就原地渡过皖北。综此经过,职军只奉命惟谨,以期从速完成北渡。无如事与愿违,运动遭掣肘,辎重运输则乏夫役之费,行军糈粮则无购买之资,并使抗战伤残不得安置,地方积欠无法清偿,而敌后进军则封锁重重,与敌对战则弹药空空,加以长江天堑非可飞渡,又况友军云集公言截堵。当此之时,职等固已计穷于尽也,甚难于束手矣。然此尤未足以尽其困苦于万一。职军北渡准备,皖南人民无不遂知。而这其中实际困难亦为顾长官、上官长官所洞悉、体察,严重之事曾不足以取信于当局,而困难之点则未实际予以扫除,且遣兵布阵,剑拔弩张,若某某师之集太平地也,若某某师之开宁国也,若某某师等之编为右翼军也。劳兵伤财,如大敌之将临,虽前年冬季对日寇之攻势,曾不若是赫赫。职等明知项庄舞剑必有用意,则因于上月梗有两电分呈请示,并略陈职军顾全大局,奉行命令之微忱,以冀倘蒙谅宥。但观皖南友军合围部署,曾未尝稍懈,且加紧焉。事急矣!职等再四思维,保全抗战力量与肆意内争孰重?执行命令而保全抗战力量与执行命令而不能保全抗战力量孰重?职等虽千万死亦唯知保全抗战力量之重要而内争之可耻也,亦唯知既执行命令又能保全抗战力量之为重,而徒知执行命令以抵消抗战力量之不足为也。职等以为坐以待毙者而不为,而一交兵则恐累盛德,故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以期实践职等十一月佳电之诺言,亦以避皖南人民元气之涂炭,全东南战场团结之始终。攘羊之证固不敢,大杖则逃,其义实美。总司令俯念下枕稍加周全,勒临崖之奔马,挽未倒之狂澜,所望沿途友军开饱诺之覆辙,推让道之高风,则拜赐者固不仅职等二人一军而已。职等亦当严束所部,弛弦入鞘,匝道而行,以期早入苏南敌后以谋北渡,必不有意寻衅于三-年并肩之战友也。若必欲攘贪婪之功,奋内斗之勇,以徒遗臭万年,为快敌寇,则激动东南,动摇战局,其责任不在职等矣。谨电奉闻,伏乞垂察,死罪死罪。职叶挺项英同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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