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細雨，陰
終於回到了只有我一個人的家，闊別了一個月又三個星期。精神並沒有放鬆下來，家人們留在了新冠疫情越來越嚴重的澳洲，而我將在北京獨自面臨十四天的居家隔離生活，滿世界沒有一個安寧的角落。
首都機場入關時加了一道防疫手續，工作人員竟然穿著全封閉的白色防護服，本來安靜的人群開始躁動起來，有些人稀里嘩啦地翻出防護鏡戴上了。只戴個一次性口罩的人，顯得孤單而無助。每往前走一步氣氛都加倍的緊張。
早上七點半到達家門口，已經有四五個門衛守在那裡。不是通常印象中的帶紅袖箍的老大爺，都是年富力強的保安人員或志願者。我在人群當中一眼便認出了居委會的美女工作人員，寒暄了幾句，她熱情地幫我辦理出入證。
“十四天我果真不能出門？”
“嚴格的說不能，雖然您不是從那六個國家回來的(韓國，意大利，伊朗......)，但是咱北京的疫情從本週開始重點預防境外輸入......”
“放心，我足不出戶，安心享受這十四天的獨居生活。”
“好嘞，您在網上買菜，我們幫您送到門口......”
居家隔離的日子，我計劃每天讀書兩小時。想想以往的生活，不是開會就是聚會，還有大量的時間消耗在路上。遠程辦公節約的時間何止兩小時，能一個人在寧靜中奢侈地消磨光陰，也許是一件幸事。
靜下來的一瞬間，就想起了法國記者西爾萬.泰松，於是重溫了他的著作《在西伯利亞森林中》。2010年的時候，西爾萬在貝加爾湖畔的一個廢棄木屋裡獨自生活了六個月，與他最近的村莊相隔一百二十多公里。他每天讀書、劈柴、釣魚、巡山，站在窗前喝伏特加，看著貝加爾湖在春天裡緩慢的融化。總之，什麼正經事兒都不幹，碌碌無為的生活只為對自己的一個承諾——四十歲以前要在森林深處過一段隱居生活。他把這段經歷以日記的形式做了詳細記錄。
東經 108.54453度，北緯54.44587度，有心人西爾萬給我們留下了這個小屋的準確座標。我早已在奧維互動地圖裡做了定位，這就是很多朋友的疑惑，為什麼我總有那麼多地方可去？其實我的旅行清單上的目的地大部分是在讀書過程中獲得的。
要了解俄羅斯的人文地理，應該首推烏拉爾山。山不高，但有兩千五百公里長，將俄羅斯分割成東西兩部分，也分出了歐洲和亞洲。其次就應該去西伯利亞森林，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人活動但又最接近原始的自然地帶。西爾萬住過的這個小屋我是一定要去的，可能會用六天，肯定不會住六個月。
六天的時間，可以充分感受一個陌生的地方。住上六個月，這個地方已經不再陌生，我想西爾萬可能是要追求內心的寧靜。從伊爾庫茨克運來的一卡車半年所需物資當中，竟然有一扇雙層玻璃黃松木窗，用以替換原先使木屋散發著警察局色彩的窗格。這樣主人在窗前叼著雪茄凝視湖面的時候，也許更能獲得心靈的自由。
迴歸自然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理想，祖先在荒野上奔跑時的喜悅，深深的植入了我們的基因。而那一卡車物資又恰恰使自由打了折扣，十五個品種的番茄醬，正是由於這類事情，他才想避開現今的塵世。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迴歸自然的起點，就是社會的充分保障。
不僅如此，在那一堆物資中還有一面法國國旗，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一切真是難以割捨。
住進小木屋的第九天，深夜的寧靜被打破了。十幾輛越野車出現在木屋前的冰面上，是一群統一俄羅斯黨的要人，在州長和幾名親信的陪同下進行環湖八日遊。他們在這兒紮營狂歡，在冰面上嚎叫，汽車裡鳴放著響徹天地而庸俗的音樂。又在冰上鑿了一個洞，在攝像機的燈光照射下，一個接一個大喊著跳進冰水裡，抵得上車臣兵營裡的新兵第一次被捉弄的程度。西爾萬走出木屋，向布里亞特方向走了兩公里，然後躺在了冰冷的湖面上。等待人類離開，野獸迴歸。
住進小木屋的第二十天，是他父親的生日。如果一切正常，全家人應該在已經改造成飯店的十八世紀馬廄裡聚會，他想象著親人們會冒雨抵達，現在正暖融融的用餐。還設想如果父親來到這個木屋，他會幸福嗎？這種自然不會讓他開心，他喜歡爭論，在辯論的世界中如魚得水。而在西伯利亞的森林中，不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對話。
住進小木屋一個月的時候，西爾萬頂著狂風徒步前往烏齊卡尼島，他說距離是130公里，但從地圖上測量，直線距離是65公里，也許他說的是往返，或者說的是華里，但法國人絕對不會用華里這個單位，也許就是他寫錯了。
耐心的讀下去，發現它的行進路線是沿著貝加爾湖西岸向南，逐個拜訪護林員的小屋，路線是一個三角形，130公里是有可能的啊！
這實際上是一趟交際之旅。在索爾內琴那亞氣象站，遇見護林員阿納託利和他的前妻勒娜，他們剛剛分手，分別住在一棟房子的兩頭，在這個只有他們兩個人的被世界遺忘的角落每天怒目而視。勒娜滔滔不絕地講起她在每天查看氣象數據時，如何用石頭對付狼，以及她的兩頭牛被熊襲擊時的慘狀。尚未盡興，就起身去發無線電報，因為跟上級的約定是：“如果連續三次不發電報，就說明我死了。”
烏齊卡尼島上的主管叫尤拉，他和妻子管理島上的氣象站，住在四座面朝夕陽的大房子裡。他儼然就是一個國王，統治著這個島嶼。過林間生活的人，對所謂的“公民城市”抱有深深的疑慮。他享受著這裡的孤獨和遼闊，莫斯科法律的回聲傳到這裡時已經逐漸式微。
住進小木屋第五個月的時候，一個女人不願再被男人當做隨風飄零的麥秸，不願再做一樣毫無價值的東西。西爾萬的妻子通過衛星電話跟他提出了離婚，他在這條路上終究是走的太遠了，幾乎夠不到最近的連接社會的繩索。
忽然想起第一天的那一幕，護林員主管謝爾蓋完成護送西爾萬到達小木屋後，臨走時做了一個動作，他指著自己的太陽穴：“這是個自殺的絕佳地點。”
一點都不意外，今天讀書好像超過了兩個小時，同時還幹了很多別的事。和西爾萬的差距真的很大，同樣是把自己關在一個地方，他的時間變慢了，而我的時間似乎變快了。按照中庸之道，我們可能都是錯的，他只顧自由，應該生活得更快一點；我只顧生活，應該自由自在的再慢一點。
今天的伙食也正合我意，一頓正餐，大米飯配圓蔥炒雞蛋，兩杯咖啡，三塊澳洲軍團餅乾，兩個手撕麵包，一個香蕉，一個蘋果，一盒酸奶，一盒牛奶，花生和巧克力，正打算開一瓶紅酒，因為今天還沒有結束，一個人一天怎麼會吃這麼多東西？
無論如何，隔離的第一天，我過得很愉快，我去了遙遠的西伯利亞，這趟旅行收穫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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