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傾訴。
歷史 | 宗教 | 權力 | 戰爭
地理 | 習俗 | 文化 | 民族
當這些因素在某一階段交疊，風雲激盪的年代便登上了舞臺。
烽火連天，開啟群雄逐鹿的亂世。自三國到魏晉、南北朝，長達三個半世紀，硝煙未曾散去。四海之內戰亂不止，佛、道之學勃然而興，宗教藝術隨之日益繁盛，於是寺院鬱起，造像迭生。
兵連禍結，惶惶無終。世人紛紛寫經、造像以求長生。願望愈熾烈，建寺造塔、立碑刻石之風就愈盛行。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刻石佛記滿山遍野，魏碑應運而生。
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全部開鑿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且其後歷代均有修繕、新增。敦煌石窟開鑿於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十多年後，後秦政權在甘肅天水開鑿石窟，是為麥積山石窟；北魏拓跋氏立國之初，就在大同開鑿雲岡石窟，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又在新都南麓開鑿龍門石窟。
石窟藝術的輝煌，便是當年崇佛之盛最直接的證明。一個時代的傾訴，聲徹山谷。
龍門石窟
洛陽龍門石窟開鑿於北魏孝文帝年間，之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隋、唐、五代、宋等朝代連續大規模營造達400餘年之久，南北長達1公里，今存有窟龕2345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2800餘品。
魏碑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以北魏為最精，大體可分為碑刻、墓誌、造像題記、摩崖刻石四種。其中，造像題記以洛陽伊闕山龍門石窟的北魏造像題記為代表，作為中國古碑刻最多的一處，有“古碑林”之稱，共有碑刻題記2860多塊，半數以上是北魏時期的。
清代中後期，書家為提倡魏碑，從數以千計的龍門造像記中，精選出北魏時期有代表性的二十種，合編為《龍門二十品》，十九品在古陽洞，一品在慈香窟。其中《始平公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魏靈藏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最為精妙，號稱“龍門四品”，是魏碑書法的集大成者。
古陽洞位於龍門西山南段中部，它開鑿於公元493年或此之前，考為北魏孝文帝為其祖母馮太后營造的功德窟，且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的一批王公貴族、高級官吏和僧侶也多於該洞發願造像。作為龍門石窟開鑿最早、時代延續最長、內容最豐富的一個洞窟，也是北魏皇室貴族發願造像最為集中的洞窟。
《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記》 孟達撰，朱義章書，民國時期朱朱色拓本。其文字作為書法藝術在著名的“龍門二十品”中尤為第一珍品。一反南朝靡弱的書風，開創北碑方筆的典型，以陽剛之美流傳後世。斬釘截鐵，一些“點”狀筆畫和折處重頓方勒，鋒芒畢露，故顯雄峻非凡。康有為稱龍門石刻“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規也”。在這些“方筆之極規”的石刻中，此碑又是方筆的代表作，可謂極規中之極規，故胡鼻山評價說“方筆雄健，允為北碑第一”。
《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記》孟廣達撰，蕭顯慶書，民國時期朱朱色拓本。用筆方整遒勁，樸厚古拙，峭拔勁挺；力量外拓；章法處理上行列也較為整齊，顯得縱有行而橫有列，雖字字獨立，但並無刻板之感。清代康有為在評魏碑書法時說：“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在包世臣、康有為的褒揚下，龍門造像記的書法價值便愈來愈為世人所認識。《孔秋生造像記》無疑地也成了一劑醫治靡弱書風的良藥。
古陽洞內四壁及窟頂佛龕琳琅滿目，多達1000餘個，龕楣、背光等處的雕刻精細繁縟，所表現出的禮佛場面、建築式樣及龕楣裝飾等圖案紋樣極富於變化，力證當時繪畫和雕刻技巧之精絕。洞內更有碑刻題記800多品，是中國石窟保存造像銘最多的一座石窟。
《輔國將軍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民國時期朱朱色拓本。屬於脫盡隸法、斜畫緊結的典型邙山體。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將其列為峻健、豐偉之宗。其特點是中宮緊收，四面輻射；點畫輕重對比明顯，形成塊面元素；而用筆特點，則圭角盡露，沉厚恣肆，即所謂“方筆之極軌”。其點畫特徵無疑受刀的影響，刀意顯著。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民國時期朱朱色拓本。此碑起筆都將鋒穎露在畫外，有的角稜若刀，有的細鋒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畫也挺直有力，折筆顯見方稜；收筆處，有時斂毫便止，有時放鋒犀利，有時如《寶子》之上揚。筆畫或大或小，大者縱矛橫戈，如虎奔龍吟，小者輕微一點，如蜻蜓掠水，皆能順勢合情．絕無率意輕發。結體或取橫勢，或取縱勢，皆極意顯示雄踞盤關之威儀，懷隱瑰玉之神采。整篇看來，嚴整肅穆，端莊雋潔。
“二十品”的稱呼，最早見於清代康有為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隨筆》，內容一般是表達造像者祈福消災的願望。其書法藝術是在漢隸和晉楷的基礎上發展演化，從而形成了端莊大方、剛健質樸、既兼隸書格調，又孕楷書因素的獨特風格。其結體、用筆在隸楷之間，是北魏時期書法藝術的精華之作、“魏碑”體的代表。
清代康有為在對龍門二十品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之後，認為它有十美：“魄力雄強、氣勢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美。 ”
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距今已經1500年，位於中國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1000餘軀，是石窟藝術“中國化”的開始。
《五十四人造像題記》，是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雕刻於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上的摩崖題記，全稱“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廟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記”，位於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上層南端。
雲岡造像題記多集中在中部和西部窟群中，大量造像龕下中央位置雕有方形銘刻石位，銘石左右雕引導僧，後有男女供養人。在雲岡洞窟的眾多石位上，只有少數刻著銘文。從現有資料看，雲岡石窟尚存造像題記32種、47題。這些造像題記集中見於中部第11、12、13窟，散見於曇曜五窟和西部第22至38窟，同時也偶見於東部第4窟、第6窟等。
《五十四人造像題記》 長78釐米，銘高37釐米，共25行，每行13至16字，除周邊菩薩名刻字外，共351字。它記下了平城內54名信士女在雲岡11窟東壁雕造95尊石佛的緣由，對文成帝復法後佛事中興的“盛世”稱頌有加，對當權者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此題記書法高古質樸，墨酣筆凝，溫文敦厚。基本面目是楷書而存隸意，結字方而略長，寬綽而外拓，略呈左高右低之勢。用筆以圓筆為主，偶然雜以方筆，更多一些手書的意味。結字不拘方整密集而是筆圓體博，體勢非右昂反呈右垂之勢，橫畫捺筆收筆處無上挑之態。
雲岡石窟北魏時期最早的造像題記，是第11窟太和七年（483年）《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最晚的是第5-40窟和第4窟正光年間（520-525年）《為亡夫侍中造像記》。第6窟的《道昭銘記》、第19-2窟的《一兒銘記》、無名窟的《王三、周師兒銘記》，雖無明確紀年，但據字體和場景可認定為北魏時期所刻。從銘文內容上看，幾乎全部都是發願文，銘文中的魏碑體雕刻字口剛勁、古拙，是具漢隸遺風的新書體，作為研究早期魏碑的珍貴實物資料，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1956年出土。這是雲岡石窟難得的一塊完整的造像題記。其石為雲岡細砂岩，略呈方形，高30釐米，寬28釐米，字跡大小不一。全文共楷書10行，行12字，共110字。原文除首尾稍有缺泐外，大部完好。此記末行年號已漫滅不可連綴，所幸第二字右半“月”字尚存。考北朝年號，第二字右為“月”者，有孝文帝承明，宣武帝景明，東海王建明和北齊廢帝乾明，而其中數到四年者惟有景明，就此斷定此碑年代為景明四年（503年）。
《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書法極佳。縱觀其以圓筆為主，寬博雄渾的書風，應與魏碑名品《鄭文公碑》相類。特點之一是圓潤沖和。此記用筆幾乎是筆筆中鋒，不似一般魏碑書體大起大落的方頭重腦。另一個特點是寬博從容。結字方整，筆勢開張，寬厚穩健，古樸閒逸。
現存雲岡石窟造像題記是研究雲岡石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雲岡石窟造像題記雖然存世較少，但其敘述上具有民間化、範式化的特徵，內容上宗教性與世俗性並存，無論是佛像稱謂、題記人身份、性別、起名等，還是題記敘述模式、敘述時間、書寫特徵，一定程度上均折射出北魏的宗教、歷史、習俗以及民族融合等社會現實。
雲岡石窟和洛陽石窟造像題記同源異流，互為補充，共同展現、佐證北魏歷史、文化。洛陽魏碑切金斷玉，平城魏碑方圓並用，這些品種繁多的石刻書法爭奇鬥豔，絢麗多彩，形成了自漢以來石刻書法的第二個高峰。
時移世易，歲月剝蝕記憶，歷史化為傳說。幸而刀鋒之下，尚有文字和形象殘存，化為幾道伏筆，述說著那些不曾消逝的風譎雲詭、渺渺浮生。
閱讀更多 OUTLINE生活輪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