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在戰國中後期各國軍事競爭中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所有國家都一邊拼命自保、一邊尋求更多的手段佔領城池擴大領土，以戰略縱深來對抗強國的進攻。對於國君們來說，每一天都是戰爭的消息，勝利則觥籌交錯，失敗則膽戰心驚。
在當時社會，傳統依靠迷信、暴力和奴役構建的“君權神授”社會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已經消失，以新興農民和地主階級主導下的中央集權正在加速形成，諸侯國的大量消失又使社會中下層階級竭力在各自的利益代言人中尋找交集，多方博弈的結果，就是以最大的讓步來保證利益的最大化。
這是戰國戰爭的本質性原因，很多諸侯國的統治者們就是因為沒有主動迎合社會發展和民間訴求，依然以天真幻想和我行我素地歷史經驗茫然地獨行，兼之缺失必要的戰略眼光，必然會導致君王的身首異處和宗廟社稷的消失。
兼併滅國成為事實。一些處於中原地帶沒有戰略迂迴和縱深的國家首先遭受四面楚歌的困局。例如春秋時期強大的鄭國，進入戰國後不久便被韓國鯨吞。鄭國一直處於晉楚交戰的中心位置，在春秋時能夠應對自如的有效判斷並利用南北兩個大國給其帶來的軍事和政治壓力，“晉來降晉、楚來附楚”。但三家分晉後，南面不能化敵為友，依靠楚國的力量壓制相對弱小的韓國，北面對韓國缺乏有效地風險防範，周邊又不能消弭與宋國之間的歷史恩怨。特別是國內韓王威信力的徹底消失，宗族勢力的迅速崛起，在內鬥中耗盡了國家的最後一絲力氣。
在沒有較為可靠的軍事力量以及較為寬鬆地外部勢力如強國的大力支持下，各國國君和高層統治者越來越感受到國內壓力，過去“曲沃代翼”“田氏代齊”的偶然孤立事件，在各國間頻繁上演，常態化的弒君奪權愈演愈烈。
為了自保，大多國君和高層統治者採取了對國內相關勢力採取妥協的態度來尋求更長遠的發展時間與空間。晉國國君在國土被韓、趙、魏三家瓜分後，沒有采取過激行為，而依據自己無能為力的現實，很客觀地採取了默認態度，甚至對韓、趙、魏三家進行分封，從法律的角度肯定了韓、趙、魏的地位，從而為自己生存尋找到一定的空間，儘管這個空間很小，僅僅是兩座城池的勢力範圍，但畢竟使宗廟得到了有效的延長，在對外交往中，依然存在晉國的身影。
同樣地窘態還有東周政權。在長達500年的“中央之國”統治中，遺憾地沒有出現一位中興之王，因此他的實際掌控權限也越來越小，最終到周慎靚王和周赧王時期僅剩下洛邑一座孤城。無法獲悉在公元前284年，齊國在僅有即墨和莒兩座孤城情況下，成功遏制了燕國的興起後這些國君是否有東山再起的希望，但是田單的故事，卻讓當時諸侯震驚，更加深刻意識到現實社會危機四伏地格局，從而能夠更謹慎地對待國內事務。
諸如和氏璧並沒有給趙惠文王帶來太多的吉祥，澠池之會後趙國與秦國互有勝負，但沒有對趙國國力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甚至因為完璧歸趙和澠池之會過多暴露了趙國的鋒芒，使秦國在戰略上更多地關注了趙國。公元前266年，一生勵精圖治的趙惠文王終於心力交瘁撒手人寰，秦國趁勢向趙國發起了一次進攻，並且勢如破竹，一舉就掠取了趙國三座城池。
趙國的新君是趙孝成王，他的母親趙威後擔心其年幼無知，便用事掌權，總攬了國家的軍政大事。在整個戰國曆史中，趙威後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位女人。他原是齊國國君之姊，從小便有金枝玉葉的生活。但她又不侷限於皇宮王室，而將視角滲透到市井田間的所見所聞，尋求“在戰國中後期各國軍事競爭中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所有國家都一邊拼命自保、一邊尋求更多的手段佔領城池擴大領土，以戰略縱深來對抗強國的進攻。對於國君們來說，每一天都是戰爭的消息，勝利則觥籌交錯，失敗則膽戰心驚。
一次，齊王派人看望趙威後，使臣還未向她問安，趙威後就以連珠炮形式持續發問：“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臣本來是拋棄兩國恩怨和當時社會環境和政治立場而來的。趙威後如此咄咄氣勢，也讓使臣非常惱怒，並沒有直接回答趙威後的問題，而是說明來意開宗明義的表示我是代表齊王來看您的，按照禮節您應該先表示對齊王的問候，而不是無關的末節，甚至關注卑賤的人群。
趙威後聞言直接打斷了使臣的話，並再次厲聲質問使臣是否本末倒置。趙威後的理論是有糧食才有百姓，有百姓才有國家，民生是立國之本。這一點，同孟子“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理論類似，但卻是以婦人特有的思維和觀察角度進行論述的。此後趙威後還列舉了齊國鄉野數人的生活狀態來映襯齊國當前政壇困局。
不得不說，趙威後的理念在當時是非常進步的，代表著開明統治階級為繼續維持統治地位不得不出讓部分既得利益博取更廣泛的社會同情，使統治階級和階層由夏、商、周“銅幫鐵底”般的政治壁壘逐步向底層社會開放傾斜，實現被動的政治自省，客觀上推動了社會進步，進而使國家治理觀念也同步更新，而不再是圍繞統治者自身的單一目的而進行。
只是限於時代的侷限，趙威後並沒有太大的政治視角，因此在執政中，女性特有的偏執便顯現出來。由於擔心趙國實力不足以抗衡秦國，趙國向齊國請兵。齊國剛剛經歷了覆國之痛，而趙國又是協同燕國樂毅進攻齊國的五國之一，因為按照當時外交慣例，必須以太子為人質。
對於愛子頗深的趙威後來說，這是萬萬不能答應的。為了阻止臣下的進諫，她明確宣稱：“再有敢勸諫以長安君為人質的，我一定當眾羞辱他，把唾沫吐在他的臉上！”一時間，滿朝皆緘其口，無人再敢進諫。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重臣的觸龍進宮勸諫之後。作為《戰國策》中的名篇，老態龍鍾的觸龍巧妙地用婦人愛子的角度委婉地切入趙國奉獻人質事件，更直接指出“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的危言，構築起此後封建社會無功不受祿的道德底線和人才進階的必要條件。
“觸龍說趙太后”之後，賢德的趙威後為後世樹立了一個榜樣和戒條，即無論是何等高尚人的後裔，沒有為民請命的功勞，是難以承擔國之重器的。
很多學者認為，以趙威後的膽識和思維，如果生命能在延續幾年，或者讓趙國走向衰亡的長平之戰就可避免，趙國四十五萬男兒即可避免淪為異鄉亡魂。
可是這僅僅是美好地想象。就在趙威後以百車的龐大後勤送長安君質齊的時候，秦國另一位趙姓太后也開始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而且他的孩子，從小生長在北部燕國苦寒之地的叫做嬴政的小孩，正在悄然改變著中國歷史。（作者原創）
閱讀更多 行走山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