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哥聊小說
南北朝時期是佛教在中國極大發展時期，無論是南朝還是北朝都是如此。如果說在北朝，高峻滄桑的石窟是佛教存在的證據，那麼，在南朝，詩人杜牧這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也足以成為有力證據了。
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南朝佛教大興，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統治者提倡。在中國，一種宗教想要興盛發展，主要還是看統治者是否提倡。南朝的梁朝是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因為梁朝的梁武帝蕭衍是佛教的擁躉。他對佛教十分痴迷，甚至多次私下離宮，企圖遁入空門，大臣們只好跑到寺院裡好說歹說，才把他拖回來繼續當皇帝。有這樣一位統治者做榜樣，佛教的發展在梁朝自然也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
第二，佛教迎合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環境。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崇尚玄學，紛紛清談，不問世事。所以，佛教這種形而上的思想、義理對中國士大夫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於是便迅速傳開，並融入到中國文化中，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普通百姓操作簡單。魏晉南北朝戰亂不休，百姓流離失所，宗教對人的慰藉作用得以突出體現。但中國本土也有道教，卻拼不過佛教，尤其對普通百姓的吸引力降低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個人認為，道教強調修仙、長生、煉丹，這對普通百姓來說太難了，時間、精力、財力上都達不到。但佛教信仰就不同了，佛教是分層傳教了。剛才說了，對於上層人士，佛教會搞一些形而上的東西來吸引他們，但是對於普通百姓，佛教不會讓他們讀經書，談義理，而是告訴他們只要誠信修佛即可。而且信佛沒什麼講究，沒有時間地點限制，有錢沒錢，在家出家都有自己的一番操作，所以同時贏得了上層士大夫和下層普通百姓的一致支持。
第四，出家當和尚可以免除地租徭役。也正是由於南朝政府和皇帝對佛教的大力提倡，導致佛教寺院大肆囤積地產作為福田，不少人便將自己的地產掛靠在寺院裡以避免繳納地租。而且僧人還擁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所以，有錢人則選擇花錢買官躲徭役，而普通人則多數選擇遁入空門，成為僧人，以躲避徭役。佛教當時正處於發展期，自然樂見其成，佛教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擴張。自然也有人看到了這條捷徑，於是跟寺院合謀假出家，目的就是為了躲避徭役。
不過，時間一長這也影響了國家賦稅和徭役的徵收，給經濟發展和中央集權帶來了不利了影響。到南北朝後期，皇權終於坐不住了，開始出手滅佛，一方面強制僧人尼姑還俗，奪取寺院的地產，另一方面推廣度牒制度，通過國家管制的方式，以控制僧侶的數量。
達摩說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首詩表面詠春，實際是借往昔繁華抒古今興亡之嘆。我認為這裡面的南朝更多的是指“宋齊梁陳”裡面的“蕭梁”。
蕭梁，由南齊宗室蕭衍所創。蕭衍出身蘭陵蕭氏，西漢三傑蕭何後代，本屬於齊宗室。東昏侯蕭寶卷，齊明帝蕭鸞次子。永元元年即皇帝位，任內驕奢淫逸，任用奸佞，濫殺顧命大臣，嚴重激化內部矛盾，朝野驚恐 人心離散。永元二年蕭衍之兄蕭懿因平定南豫州刺史裴叔業與護軍將軍崔慧景叛亂，授尚書令。功高震主為東昏侯蕭寶卷所忌，殺之。蕭衍於是從襄陽起兵，討伐蕭寶卷。事後蕭衍徹底掌握攫取了南齊軍政大權。蕭寶卷死，末帝蕭寶融即位不到一年便被蕭衍所廢，被殺時年僅15。
蕭衍即位前期，勤於政務，節儉愛民。史載：“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史稱“天監之治”，蕭梁經濟文化之盛應該是冠絕南朝的，這與蕭衍前期的勤政愛民、文化素養高是有很大關係的。
當蕭梁國力鼎盛時，蕭衍變的好大喜功起來，最後竟然成為了一個狂熱 虔誠的佛教徒。他在梁朝立佛教為國教，極力營造佛教氣氛，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多次組織規模宏大的講經 法會，不僅參與人數眾多，連外國信徒都有。為了把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信仰，更是以身作則，親自受戒。最為荒唐的是不顧朝臣反對，四次捨棄皇帝的權威和尊嚴，去廟裡當和尚（你們沒有看錯）。大臣們為他贖身所耗錢財多達四億錢之巨。痴迷佛教後，對於官員 宗室違法之舉也施與佛心，姑息養奸，禍國殃民，以致於國滅身死。談佞佛，必談因佛亡國的梁武帝蕭衍。
總結：宋以前佛教基本都是上層貴族信仰的宗教，五胡十六國北方戰亂日久、民生凋敝，大批衣冠士族南渡，給南方帶來了大量人口 生產技術。是三國後經濟的第二次向南方轉移，這為南朝佞佛提供了物質基礎。到了蕭梁時期，蕭衍的佛國騰空而起，由此才有杜牧詩篇：“南朝四百八十寺”
以上僅是劣者個人愚見，如有不妥之處望海涵。
漱溟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是唐代詩人杜牧所寫的《江南春》裡的詩句
對你來說或許並不陌生這首詩描繪了南朝時期的江南，佛教空前興盛、寺廟林立的景象。
南朝存在於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之間，也就是從東晉滅亡之後到隋朝統一之前的這段時間。當時在中國的南方地區，以南京為中心，相繼出現了宋、齊、梁、陳四個漢人政權，歷史上把這四個政權統稱為“南朝”。南朝的帝王們沉迷於興建寺廟、供養佛像，使佛教藝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峰。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繁榮發展的原因
1.掌權者藉助佛教安撫民眾
在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五世紀），正值五胡十六國分裂爭亂，很多國家的政權都在少數民族手中，連年的戰爭使得民不聊生，掌權者需要佛教大德們智慧的指點，以求雄圖霸業。民眾們在如此痛苦的生活條件下，急需一劑救度心靈創傷的藥劑來撫平創傷。而佛教在這樣的社會需求下，急速發展。
據唐朝法琳所著的《辯正論》中所記載，當時（南北朝）江南一帶寺院和僧尼數量如下：
東晉——寺院1768座，僧尼24000人；
宋——寺院1913座，僧尼36000人；
齊——寺院2015座，僧尼32500人；
梁——寺院2846座，僧尼82700人；
陳——寺院1232座，僧尼32000人。
如果說四百八十寺只是文學作品中的數字，只表示抽象的“多”，那麼，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太和初年，全國有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就是十分具體的數字了。這個見於《魏書·釋老志》的數字，見證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大踏步發展。
歷史上不少皇帝有怪癖，例如後唐莊宗李存勖喜歡演戲，明熹宗喜歡當木匠，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喜歡開店鋪做買賣。而推翻蕭寶卷的這個梁武帝，卻是歷史上著名的和尚皇帝，他不但大肆建廟，甚至四次"捨身"到同泰寺出家。
2.全民高利貸
劉宋、蕭齊是封建官僚長成的時代，蕭齊一如劉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貴幾乎壟斷了所有創新行業，所有真正賺錢的投資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中古時代又沒有資產泡沫可以製造，剩餘貨幣也就只能投資高利貸了。蕭齊王朝一直在有意維持通貨緊縮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貨緊縮，官府隨時可以鑄造大錢。因為，真正擁有南齊五銖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貨緊縮越嚴重，他們手中的財富就越值錢，靠貨幣掠奪財富的能力就越強。
另外一種高利貸債主——寺廟。寺廟也是世界範圍內最早從事信貸活動的主體之一，希臘神殿就經常把人們送來的供奉借給自由民中的赤貧者，然後將之變為自己的奴隸。
南朝寺廟發明了一種新的業務——僧邸粟，寺廟還有經營僧邸粟的常設機構——長生庫。因為，《大藏經》曾說過：“以佛塔物出息，佛言，聽之。”
僧邸粟，說白了也是高利貸。其市場定位頗合佛祖普度眾生的教義，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來寺廟借錢度日，主要區別是貸款本金及期限，有長期也有短期。
專家說，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梁武帝時期的盛況，據說當年：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看來杜牧說的四百八十寺還少說了，不過詩家語的數字不必當真，無非是形容“多”的意思。
這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政權更替頻繁，各種政治力量的社會地位動盪變易，長期分裂割據以及階級矛盾激化導致各種戰爭不斷爆發。下層社會的庶民百姓不僅承受著各種戰亂的痛苦，而且受著瘟疫、水旱等各種自然災害的威脅。面對種種不幸，百姓不僅無能為力，而且求助無門。悲天憫人、無所不能的佛祖出來度眾生於無邊苦海。
杜牧詩裡隱藏著興佛滅佛的故事
杜牧希望國家不應過度推崇佛教，應該推崇經世致用的儒學。不應該大興土木，濫用民力，促使國力衰弱，民生凋敝。當年南朝建了那麼多的寺廟，如今江山依舊，樓臺已成遺蹟，詩人在煙雨之中遙望似有似無，空留一番感慨和遺憾。不過杜牧雖然說“南朝”四百八十寺，但是就像白居易用“漢皇重色思傾國”來諷刺唐玄宗一樣，杜牧說的寺廟未必僅是前朝的寺廟，要知道唐朝那些年崇尚佛教，已經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杜牧對梁武帝這種行為持批判態度，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說：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詩人說你梁武帝蕭衍那麼明智勇武的一個人，創立了梁國，卻因為篤信佛教捨身做佛的奴隸，竟然搞得國家滅亡，而自己被囚禁活活餓死也不醒悟。何況地位卑下的普通老百姓，他們本來就知識水平不高，豈不是更加糊塗了嗎。愛國的杜牧心情激盪，於是寫下這首《江南春》，既是詠史懷古，也是對唐王朝統治者委婉的勸誡。
結語
佛教傳入中國，更加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帶來了文化、建築、雕塑、繪畫上的多樣性和融合發展。直到現在，你看南京的雞鳴寺、杭州的靈隱寺、蘇州的寒山寺，煙雨籠樓臺，這些江南寺院的美，真的可以延續千年。
公元3—6 世紀，佛教傳遍大江南北。佛教遍染華夏，華夏改造了佛教。華夏文化以它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佛教，同時又賦予它一系列新的特色。它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們用它輔助治理國家；它是經濟的實體，享受著國家給予的種種特殊照顧；它具有思辨性，閃耀著哲學思想的智慧；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一端連著華夏中原沃土，一端連著西域中亞文明；它是藝術的瑰寶，賦予山川岩石靈動的生命。
中學數學深度研究
四百八十寺來自於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是說南朝時期，佛教信仰盛行的現象。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國的傳播最為廣泛，根據推斷佛教應該是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在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小高潮，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開始出現了系統化趨勢，加上從東漢末年開始，戰亂不斷，給百姓帶來了很多的災難，也因此給佛教盛行提供了環境。
在佛教才傳入中原時，結合了中國文化特色，渲染了“生死輪迴”，“因果報應”這些思想，對於身處戰亂的百姓們，這一套思想顯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南朝時期，信仰佛教就像現在的流行文化一樣，特別是文人，士大夫這個階層的人，他們普遍比較推崇佛教。
因為宗教思想也是哲學思想的一種，當時的這些貴族階層們就很喜歡研究佛理，甚至有統治者想要藉助佛教思想來穩固自己的統治，要讓一個東西流行起來，上行下效遠比從下層慢慢往上傳播要容易得多，所以當時民間信仰佛教的百姓也很多，另外還有官方組織對佛理進行研究。
南朝中對佛教最為推崇的政權是南齊和南梁，南齊政權是在佛理思想上非常的推崇，齊武帝蕭賾，宣王蕭子良對佛學理論就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不但著作有詮釋佛教內容的典籍，還能設壇講法，宣揚佛學。
而題目中所說道的四百八十寺，則和南梁皇帝蕭衍有很大的關係，前面的這些人只是推崇佛教，研究佛學，而蕭衍對佛教已經到了痴狂的地步，自己就曾經四度出家，在全國推廣佛教信仰，在他執政的四十多年裡，南梁就出現了十多萬的僧侶，僅僅只是南梁的都城就有佛寺五百多處，這個四百八十寺都還是往少裡講了。
蕭衍推崇佛教，百姓並沒有多大受益，甚至搞得民不聊生，他是皇帝卻四度出家，國不可一日無君，每次大臣們要讓蕭衍還俗，就得捐一大筆功德錢，這些大臣們也只能去搜刮百姓的錢財，僧人在當時是不用上稅的，很多寺院有十分豐厚的私產，所以在當時出家當和尚成了很多人的選擇。
因此，南朝之所以會出現四百八十寺，主要還是因為統治階級的推崇，南梁蕭衍篤行佛教，給當時修建佛寺助力不小，但是最後佛祖也沒有保佑蕭衍，他被侯景推翻後，軟禁起來，活活餓死了。
我是玄坤，一個熱愛並不斷學習歷史文化的求學者，每天一點分享，期待著朋友們的關注留言，能多和大家交流學習，感謝各位閱讀！
玄坤文史
魏晉南北朝時，戰爭頻發，徭役、兵役、賦稅繁重，只有貴族、士族、官僚可以不需要承擔這些徭役兵役。
當然，還有另一些人，那就是僧侶，出家人是不需要承擔這些的，
於是，老百姓為了逃避徭役，有錢有文化的，可以買官當，沒錢沒關係的，就選擇度牒，當出家人。
可千萬別以為是免費的啊，也不要覺得度牒能度多少人？
唐朝初期，一個度牒可是能賣到三十萬錢的啊，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買官當，於是就買度牒了。
在宋朝川蜀地區，一張度牒的官價是一千貫（注意，此時已比唐朝漲了十倍，已相當於人民幣一百萬了），而民間黑市的價格漲到了一千六百貫。
而一次度牒多的發放數萬人，一次數萬人，想想得多少錢？
而這些錢都到了寺廟、王公貴族手裡，於是有的皇帝就迎佛骨、或者打擊佛教，目的也是想自己來賺這個錢。
南朝能四百八十寺，原因也在這裡，戰爭和徭役促進了寺廟的繁榮。
中國通史視頻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以來，在三國魏晉時期已經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不僅在上層統治者中不乏信奉者，士大夫群體中也有許多人開始研讀佛學典籍。東晉以後，佛教人士與社會上層士人來往非常多，僧人與名士，可說“情投意合”。進入南北朝後，南方佛學的空氣與北方不盡相同：北方較為重視實地修行，南方則受清談之風的影響，較重於論理談玄；北方表現為多造佛像，南方則是多建寺廟。
宋武帝篡晉自立以後很快去世，他之後的兩代皇帝文帝和孝武帝都非常崇信佛教，他們或是親自讀經並與人研討佛理，或是建立寺廟去聆聽佛法宣講。進入南齊後，皇室依然信佛，甚至有皇子成為佛學方面的專家。而到了梁朝武帝蕭衍的時候，弘佛的力度及信佛之虔誠更是登峰造極，僅京城內寺院就有700餘座。他還多次捨身出家，然後再由朝臣花重金向寺廟將之贖回—他相信這樣可以起到為民祈福的作用。他的幾個兒子，以長子昭明太子蕭統為首，也都是佛教的忠實信徒。
誠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蕭衍的角色不是一介文人，或一名佛教信徒，而是國家政權的最高領導者。對於佛教有如此近乎狂熱的信仰，必定會牽扯自己很多的精力和時間，導致政務疏弛，國事貽誤；而他自己最終也沒能得到任何福報，在“侯景之亂”中病餓而死。經過侯景之亂的衝擊，很多寺院被毀壞，僧尼也多遭殺害。陳朝建立後，雖然對被破壞的寺廟進行了修復或重建，但已難以恢復梁武帝時的盛況。整個南朝的169年間，寺廟不可勝數，也沒有準確的統計，估計有數千座之多，僧尼更有數十萬之眾。唐代詩人杜牧曾在《江南春》一詩中寫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也許在詩人的想象中，這個數字已經不少，但還是遠遠低估了當時的情況。
南朝的寺廟歷經戰火的劫難與歲月風塵的侵蝕，在杜牧的時代所存已然無幾，今天我們更是無從得見；但是南朝時期佛教典籍的翻譯事業非常發達，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其中大多是今人可以親眼見到的。在劉宋時代，各方的譯師已經絡繹而來，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羅，他不僅譯出《雜阿含經》，還譯有《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勝鬘經》等，都成為後世通行的譯本。南齊時來自西域的僧伽跋陀羅譯出《善見律毗婆沙》後，“眾聖點記”才為人所知，由此可以推斷出佛陀去世的年代，這對於佛教史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梁、陳之際的高僧真諦，從海外帶回許多梵文經書，使南朝的翻譯事業發展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攝大乘論》的影響尤為深遠。總之，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盪不已、政權更迭頻繁，卻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時期。
隨我去穿越
首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統一”一下兩個概念：
1. 何為“南朝”：
南朝是指東晉之後建立的宋、齊、梁、陳四個以南方建康（今南京）為都城的朝代總稱（公元420年到公元589年），且四朝都是通過“禪代”實現了政權的更迭，其中劉宋立國時間最長。
2. “四百八十寺”的由來及指代：
這個說法比較普遍的由來出自杜牧的《江南春》中一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用“四百八十”這一龐大的數字指代或者說描述、諷刺，南朝統治者佞佛，勞民傷財，修建了大量寺廟。
由此再來南朝為什麼會出現“四百八十寺”的緣由，而這個問題又可以引申為兩個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為縱觀歷朝歷代為何以南朝佛教最為興盛；
二為為何南朝佛寺尤為眾多，兩點。
從南朝政權的更迭看“佛教”興起的基礎
要理解一個地區的“特定”事物的興起與流行，必須從最根本的“基礎”開始探尋，如南朝為何會出現“四百八十寺”一般，還要從南朝的整個前因之建國，發展之政權更迭說起。
東晉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劉裕廢恭帝，與建康稱帝，是為武帝，建元永初，國號宋，開啟“南朝”的序幕。
此前歷經南、北分裂戰亂長達百餘年，使其不管是統治者也很好，民眾也好，都苦不堪言，至於使其即使建立了相對安穩的劉宋政權，偏居南方一隅的王朝任就風雨飄搖不斷。
劉宋王朝“開局”就十分不利，不到四年就歷經三帝，即使中間有了宋文帝的“小小”改革，依然於北伐戰爭中慘敗，而陷於王室骨肉相殘的內亂，由此，不但將淮北以北的廣大地區拱手相讓給敵國北魏，還間接把富裕的淮南地區變成了戰爭的前線，為當地帶來極大的破壞。
而後蕭道成於升明三年（479年）奪取帝位，建立南齊王朝，雖在初期勵精圖治，不但減免賦役，安撫流民還鄉，下令對官員量才任用，還積極修建學校，精選儒官等舉措，但無奈在位不到三年就撒手人寰。
即使繼任齊武帝延續上代積極舉措，但也只在位十年，後繼者要麼為無能之輩，要麼為荒誕之驕奢淫逸的嗜殺之徒，不僅守業不成，反陷入內外交困之境地。
後蕭衍於中興二年（502年）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梁，是為梁武帝，而“四百八十寺”存在原因的重點就在於此。
如果說此前劉宋、南齊王朝的更迭，為梁武帝的治國思想帶來了深刻的“教訓”，那麼蕭衍本人的“上位史”更是為其思想的改變“敲響警鐘”。
首先，梁武帝從南齊“禪代”而來的帝位，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過“迷信”而來的，當時蕭衍的弟弟、荊州刺史讓人傳播民謠“行中水，為天子”之說，利用當時處於戰亂，渴望“和平”民眾的迷信觀念為蕭衍稱帝大造輿論。
其次，梁武帝的疑心病與偏心皇室宗親，卻得到“惡報”，也為他日後為此“幻滅”親情之感，轉而“信佛”奠定基礎。
其中最深層次的原因還屬梁武帝對儒家的“幻滅之感”，早期梁武帝崇尚儒家，不但以身作則親自寫就《春秋答問》等書，還時常以儒學解答大臣們的疑問，倡導了好學之風，還以儒家“典範”約束自我，克己勤儉，以“仁”治國。
但歷經諸多如朝臣的背叛，親弟、妻子、兒子的反覆背叛之舉之後，尤其還有治下民眾的“叛亂”等，終於使其徹底“放棄”儒家，而轉投佛教的“懷抱”。
不僅數次“皈依”佛門，當主持，親自講解經書，還荒謬地數次以“贖回皇帝菩薩”之舉，親自為佛教寺廟“斂財”，僅有記載的四次“出家”贖回錢就高達四億錢之巨，可謂是身體力行為“國運祈禱”。
如此，當然疑心病越發嚴重，誰也不信任，只信“菩薩”，還極力上下宣傳、大興佛教，民眾也被迫上行下效而“積極”崇佛，建佛寺，如此自然就慢慢荒廢朝政，整個國家淪為“佛國”。
佛教傳播的內因與外因
當然，梁武帝之所以如此崇佛，還要從佛教傳播開始說。
佛教有記載傳入中國的史料，最早為漢哀帝時期，而在東漢之時，佛教只不過是道教的附庸，後經歷曹魏末年潁川人朱士行出家後“積極”研習、翻譯、修正佛經，於西晉太康年間派弟子與洛陽傳教。
此時西域僧人的到來更是加快佛教的傳播，時僅洛陽一處，佛寺就多達四十二所，後歷經戰亂，民眾苦不堪言，轉而開始積極尋求佛教的“庇佑”而開始興起信佛“安心”之言論，此為外因。
如劉宋王朝之宋文帝就為了發揚竺道生的頓悟說，居然命群臣全部仔細領悟，實則行“強迫”信奉之舉。
而內因其實源於在江南名氣很大的僧人釋慧遠的“地位理論”，說的是使佛教與政治結合起來，提倡僧人自身的社會地位，而對俗世產生更大影響，轉而進一步推動佛教自身的發展說。
由此其人，其後續繼承者僧人們皆以此為傳教理念，“成功”地把諸如宋文帝、南齊蕭子良，梁武帝、陳武帝等統治者都發展為自家有力地支持者。
他們之所以如此崇佛，都源於佛教講究因果報應，靈魂不死之說，此“言論”其實不僅對歷經戰亂，對自身政權穩定惶惶不可終日的帝王們有極大的“誘惑”，對普通的民眾尋求逃避苦難，找到“安心”的歸屬感，有多大的“安慰”，如此也不難想象在南朝普遍崇佛的背景下，還源自一顆渴望“和平”的心。
“上行下效”崇佛帶來的興旺的建寺，及寺廟經濟
當然，之所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出現，還是因為梁武帝時期“瘋狂”崇佛至數次以身“奉佛”之舉，而達到頂峰。（其實也是家學淵源，梁武帝蕭衍家族，其實世代都崇佛，耳濡目染之下，也不難理解即使早年梁武帝崇佛不顯，而後期卻越發“瘋狂”之舉。）
其實若說南朝只四百八十寺，還是往小了說的，且不說早期劉宋王朝時期，以宋文帝為例，其本就“上行下效”般“緩緩”興建數十間佛寺，至南齊時期，也因統治者崇佛，而大興土木興建佛寺，只不過比之梁武帝時期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如典籍有記載之梁朝時期，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光建康一城就有七百多所寺廟，僧尼更是高達八萬二千七百人；
至陳朝末年，戰亂頻發之時，還有佛寺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此背後體現的更是一種寺廟經濟，如皇帝們大多提倡“施捨”，這裡的“施捨”不僅僅是金銀財帛，還連帶建寺的大量土地和與之相連的田產，宅院等。
由於僧尼們都是不用交稅、服徭役的，所以由此產生了眾多“流民”，甘心賣與寺廟“為白徒與養女”。
如此一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寺廟也成為了一種“斂財”、“圈地”的手段，且不說全國上下有多少真正崇佛之僧尼、信眾，就說如此帶來的寺廟經濟也為中、上層的“貴族”眼紅。
所以不難想象，如此“四百八十寺”的繁盛背後，還隱藏著多少鉅額“利益”的糾葛。
結束語：
其實要回答南朝為何四百八十寺的原因，除了佛教傳播之內因與外因的加持之外，還是：
一為“利”，寺廟經濟利益實在太過巨大；
二為自統治者帝王開始的“以身奉佛”的上行下效崇佛之因；
三為民眾本身對戰亂時期想要逃離苦難，相信因果報應，靈魂不滅，尋求“心安”的根本“願望”所在。
長了鹿角的兔子
“南朝四百八十寺”這種說法出自唐朝杜牧的《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中，指的是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由於外來的佛教文化在中土生根發芽，逐漸壯大，因此南朝處處都是供奉諸佛菩薩的廟宇，以至於詩人發出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感嘆
那麼佛教為何會在南朝如此受人尊崇呢？其實原因有二其一，帝王的推崇，上行下效
南北朝時期不管是北方的胡人皇帝還是南方的漢人政權，對於佛教都是十分的推崇，就說南朝蕭梁政權的武來說吧，梁武帝在位的半個世紀中就大力提倡佛教，因此南朝寺塔林立，名僧濟濟。甚至於許多寺院便是梁武帝主持建築的。據史料計算，南梁時的梵宇達2846座，僧尼有8.27萬人。北周周武帝滅佛的時候北周的僧人有近300百萬人還俗，由此可以看出北周之前的皇帝對於佛教有多麼的推崇
其二，社會疾苦，佛教教義適合社會需求
當時正處在亂世之中，南方宋齊梁陳皆是國祚不滿百年的短命王朝，每一次政權更替都是一場血雨腥風，而北方自北魏分裂後也開始戰亂不斷，同時南北方相互對立，雙方都需要拿出相當大量的錢糧組建軍隊，百姓賦稅沉重，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騙性，佛教所宣傳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的思想，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騙和麻痺廣大勞動人民，因此被百姓所信任，進而供奉。
以上就是小編的看法，如有出入還請斧正
電視劇裡看歷史
南朝之所以出現“四百八十寺”的現象，表面看是梁武帝崇佛，使得南梁各地興修寺廟導致。
但之所以佛教可以在南方大興，深層次原因是華夏本土原生文明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態領域的大潰敗。
我一直說南陳是華夏第一帝國的餘燼，所謂的華夏第一帝國時代就是從秦朝開始到兩漢是鼎盛時期，兩晉到南宋是衰落期，南梁和南陳就只是餘燼了。
而華夏第一帝國時期的特徵就是這一時期，所有的典章制度和社會行為規範乃至意識形態、宗教領域都是華夏本土原生文明，一切都是本土自發的。
在政治上、典章制度、社會行為規範和意識形態上演變到兩漢，尤其是東漢以後，儒家學說可以說對全社會進行了覆蓋；而在宗教領域，則是本土的道教成為當時人的精神家園。
比如考古工作者就在曹操宗族的墓葬群裡，發現一塊墓磚上赫然刻著“蒼天已死“四個大字。
而到了東晉，尤其是南宋之後，秉持著漢晉華夏正朔的南朝統治者們發現，儒家學說越來越無法解釋司馬篡魏、劉裕篡晉、劉劭弒父，南齊蕭鸞以疏宗篡皇位等等這些事件。
儒家學說已經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麼朝代更迭如此迅速，為什麼人倫如此淪喪，為什麼會父子相殘，兄弟相殺？尤其東晉、南宋、南齊都是嚴格依照《禮記》、《春秋》等儒家典籍治國，但是為什麼國家就是不能長治久安？
另一方面，本土的道教也在多次政變中證明無效，比如劉劭弒父登基後面臨劉駿的討伐，無計可施之下他只能求助於道教的鐘山之神蔣侯，自然是沒有用的，但是求助神靈而一再失敗，也使得南朝對道教產生了普遍的懷疑。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隋唐宋為代表的華夏第二帝國時期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而所謂中原文化的頹廢其實就是指的儒學和道教華夏第一帝國時期最重要的兩家原生學說在南朝時期盡顯頹廢。
所以當佛教南傳的時候，南方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似乎看到了一種全薪的意識形態學說可以用來解釋儒家和道教都無法解釋的社會現象。
這就是佛教的“因果報應”以及“輪迴”之說。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雖然南梁和南陳還在堅持用更符合儒家學說的九品中正制來選拔官吏，用儒家春秋決獄精神來指導司法，堅持使用傳自秦漢魏晉的軍事制度，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外來宗教文化其實早就藉著“南朝四百八十寺”把華夏本土原生的儒家與道教打的落花流水了。
在隋朝南征之前，在哲學、宗教等精神和意識層面，南陳早就輸的一塌糊塗了。
蘭臺
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是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這位皇帝前半生征戰沙場，卻在年紀大了以後痴迷於佛教，在他統治時期共修建了四百八十座寺廟。
佛教能在南北朝興起也是由其特定時期的環境所引起的
1. 南北朝時政治軍事頻繁給予了普通百姓一定的精神安慰
從東漢末到隋朝一統南北的三百多年來，戰亂四起，百姓民不聊生，門閥士族掌握社會財富，土地兼併嚴重，以至於流民四起，多次爆發大規模的起義。在這樣一動盪的年代裡，無法改變命運的百姓，只能寄希望於虛幻的神明，在苦難的生活中尋找到一絲精神的慰藉。正是這樣一個社會大背景之下，給予了佛教發展所需要的土壤。
2. 佛教同魏晉時期的玄學進行了很好的結合
我們都知道魏晉士人都崇尚玄學，而進行傳教的僧侶投其所好，尤其對讖語多有研究，對於佛教的釋法進心修改，滿足了上層社會對於政治的需要。所謂上行下效，所以有上層社會的傳播，佛教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3. 中國本土宗教的弱勢
佛教傳入中國時，道教的發展還是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地位，教義不完善，且發展緩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著的《抱朴子》等書又太過晦澀，而且道教對於煉丹，養生、修仙的追求過於飄渺，對於維持普通生計的普通百姓太過遙遠，難以為當時的人們所接納。相反，佛教，由於建立較早，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教義和傳教方法，而且較道教跟為方便簡單。佛教秉承的是“因果輪迴”“生死報應”的說法，只要經過誠心修佛也可成佛，極大的迎合了普通百姓的內心需要。
總體上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既滿足普通百姓的心理追求，又迎合的上流社會的政治需要，得到了快速發展也是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