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是一個空前的大一統王朝，而疆域的空前遼闊，前提必須是中央集權的高度統一，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五代皇帝就一直在為削弱諸侯王的權力為首要任務

漢高祖劉邦為了削弱“大漢帝國聯合創始人”的權力，鞏固中央政權，以謀反之罪誅殺了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也通過暗示等方式將張良、蕭何等能臣逼走，將權力平安的過度到了漢惠帝劉盈手中(劉盈受到母親呂雉的控制，漢惠帝時期的權力實力掌握在呂后手中)；、

漢文帝劉恆繼位後平定了淮南王劉長等人的叛亂、漢景帝劉啟繼位後平定了“七國之亂”，這些造反的人都是劉姓王，造反之人被無一例外的處死或廢為庶民，可見即使是天子的手足，最終也抵不過帝王對權力的絕對擁有。這一手段在漢武帝劉徹時期徹底完善，並逐漸制度化。

一、推恩令實行的背景

作為皇帝的親屬和近臣，王侯公卿們當然熱衷於擁有自己的封地、人口和軍隊，從而活的逍遙自在，然而作為天子，就不得不從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漢初的郡國並行制、君王所遵從的“黃老之學”、以及那些小國王們的蠢蠢欲動，都使得漢王朝需要一種強硬的手段去維護中央集權。

1、郡國並行的體制，真的能鞏固漢王朝嗎？

西周初年，周天子將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各自分了封國，這些人用來保護周王室，他們擁有土地、軍隊和人口，定期入宮勤王，所謂“封邦建國，以藩屏周。”這種制度看似眾星捧月一般把周天子圍在了權力中心，但隨著後期周王室的衰弱，開始出現“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越矩之舉，分封制的弊端開始顯露，直到戰國末期變得極度衰敗。

秦朝建立後，秦始皇堅決拒絕了儒生們鍾愛的分封制，聽從李斯的建議，實行郡縣制，其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中央集權和一個統一的疆域。直到秦朝滅亡，漢承秦制的漢朝玩了個新花樣，把分封制和郡縣制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制度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首先在偌大的地圖上，大漢王朝成了小小的周王畿，而那些諸侯國有的比皇帝的版圖還大，雖然名義上都屬於漢朝，但是沒有人能保證他們不會包藏禍心、乘機造反；其二這些小國王們擁有自己的土地、人口和軍隊，他們可以徵收封國的賦稅而不用上交朝廷，封國的百姓也不用給朝廷繳稅，免去了很多壓力，封國的軍隊同樣不用到中央戍邊，他們只要戍守封國的土地就可以了。基於以上的各種優勢，各封國的經濟迅速增長，許多國家的稅收已經超過了中央，“七國之亂”的始作俑者吳王劉濞，就靠著封國的銅和鹽鐵，賺的錢都堆成了金山。郡國並行的體制顯然不能滿足君王對於集權的渴望。

2、“佛系”皇帝雖有作為，卻收效甚微：“黃老之學”的影響

西漢初年，劉邦算是一位有著鐵血手段的皇帝了，他誅殺功臣、排擠能臣，為兒子劉盈鋪平了繼位之路。但是劉邦並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皇帝，他在大肆誅殺功臣，保全劉氏江山的時候，也沒有用忘記“與民休息”的國策：《漢書·食貨志》中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劉邦親眼目睹了國家的貧窮，也感受到了諸侯王存在的威脅，但他年事已高，只能替兒子清除異姓王，同姓王他只能說有心無力了。而“黃老之學”也由此誕生，劉邦不再忍心讓百姓受苦，一直以“黃老之學”作為漢朝的基本國策，漢武帝之前的幾位皇帝都遵循著“黃老之學”。

在著名的“文景之治”時期，這種國策也自然延續著，雖然漢文帝

3、“七國之亂”與漢武帝其人

早在漢文帝時期，梁王太傅賈誼就曾經寫過《治安策》獻給漢文帝，書中寫到：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之易，國小則亡邪心。”大意就是減少諸侯王的土地，讓他們變得勢單力薄，只有他們的勢力變小了，中央集權才得以實行，國家領導人才能放開手腳去對外作戰，而沒有後顧之憂，這種思想已經具備了“推恩令”的影子，但是漢文帝沒有全部採納，只是略微實行。

直到漢景帝劉啟採納了晁錯削藩的建議，引發了“七國之亂”，才使得加強中央集權的需求迫在眉睫。這個偉大制度的奠基人劉徹，不同於他的祖父和父親，文帝性情溫和，從少年時遠赴貧苦的代國為王，到登上皇帝之位，他一直兢兢業業，輕徭薄賦、體察民情，是一個合格的好皇帝；景帝雖然沒有父親的溫和，但是也依然遵循“黃老之學”，將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而漢武帝性格剛毅且有凌雲壯志，他對中央集權的渴望比前任的皇帝都要迫切，作為君王，他殺伐果斷，做事從不猶豫，

二、推恩令的實行有何影響

自從實行了推恩令以後，各封國的土地逐漸被分割，“子子孫孫，無限分割”，

1、巧妙分割權力，暗中削弱

自從鄭莊公的武將祝聃射中了周平王姬林的胳膊後，周王室的威風就已經蕩然無存，諸侯勢力開始興起，此後的幾百年中，周王室再想削弱他們的權力，都是不可能的了，這種現象也一直延續到漢朝。漢文帝、漢景帝時期都想過削藩問題，然而從屢次的叛亂來看，即使這些國王被鎮壓，他們也絕不會屈服，殺掉他們，他們的後代依然會與朝廷作對，這樣國家就隨時有四分五裂的危險，很顯然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在意背上“叛逆”的罪名。

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與前朝粗暴的削藩政策相比，實在是非常高明：首先他巧妙的分割了國王的封地，暗中削弱土地，讓他把封地分給子孫們，這樣代代相傳，土地越來越少，中央集權越來越強；其次他不會傷害皇帝與同姓王之間的感情，漢文帝時淮南王劉長造反，被流放於蜀郡，劉長悲憤絕食而死，漢文帝也背上了殺害手足的惡名，而這種分割方式，使得諸侯們都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就算不滿，也沒有任何理由造反。

2、加強中央集權

秦國之所以能統一六國，不僅在於秦法的嚴苛，更在於秦國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才能調令兵馬、指揮軍隊，而這種絕對的權力是容不得任何人染指的。

為秦國立下汗馬功勞的戰神白起，就因為沒有聽從秦昭王的命令繼續進攻趙國，而被賜死於杜郵。漢承秦制實行的郡國並行制，使天下的很多城池土地都歸諸侯王所有，中央集權非常縮小，任其發展下去，只會重蹈周王朝的覆轍。實行推恩令，將天下所有的城池、百姓、土地、軍隊都劃歸中央，那些因為犯罪被奪爵的封國也會被收歸中央，由於推恩令造福了國王們的子子孫孫，就算他們知道這是在暗中削弱他們的勢力，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此中央集權在封國日益縮小的情況下漸漸強大，極大的提升了中央集權制，為日後的國富民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抵禦匈奴

匈奴從漢朝初建時就是一個隱患，邊境地區的匈奴經常神出鬼沒，搶奪漢人的財物，使得百姓有苦難言。漢高祖劉邦時就差點死於與匈奴的白登山之圍，而漢高祖劉邦更是把女兒魯元公主嫁給了老單于冒頓，漢文帝、漢景帝時期，也有很多與匈奴和親的事例。

漢武帝決定不受匈奴欺辱，宣佈大漢永不和親，同時著手攻打匈奴，而推恩令的提出，剛好迎合了漢武帝的心思：漢武帝在祖母竇太后去世後正式親政，他廢除了黃老之學，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朝中肅清了保守派的陳舊思想，使主戰派躍躍欲試；聽從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徹底消除了諸侯國的威脅，在全國範圍內消除了敵對勢力，使地方徹底臣服於中央，中央集權制集中於皇帝一人手中。

三、推恩令實施中的“大一統”思想

1、推恩令帶來的民族認同感

中國人常以“漢人”自居，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漢朝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王朝，不僅以漢人為主體，更因為它的強盛給漢人帶來了無上的榮耀。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一統，中國人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稱謂，秦人、楚人、燕人……稱呼各有不同，他們始終以自己的小國為國，而沒有同民族、同種姓的概念。直到漢武帝確立中央集權制，出兵攻打匈奴，並讓匈奴不敢輕易來犯，才使得人們有了漢人的概念，而所有的國家和人民都歸於中央，更使得國家趨於統一，增加了人民的民族認同感。

2、推恩令帶來的文化認同感

古人有句俗話：“欲滅其種族，先滅其文化”，事實的確如此，如果一個國家滅亡了，那麼它的文化還有所保留，那麼作為一種精神財富，它永遠不會滅亡，就如同秦國的法律和各種制度一樣，儘管咸陽宮消失於火海之中，但秦制不死，秦文化也向死而活，一直流傳到今天。而推恩令的實行，不僅削弱了那些貴族的權力，分割了他們的土地，同時也加強了人們對於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每個封國都有自己的文化，他們的小國雖然被中央征服了，但他們的文化卻永遠流傳，與中央政府的儒家文化相結合，既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特點，也在與儒家文化的交流中構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推恩令中的“大一統思想”，在文化認同感方面提現的淋漓盡致，所以說國家的興盛絕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明和發達，更是文化上的百花齊放，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的集中體現。

總結

推恩令的實行，是一個鐵血皇帝英明的抉擇，其中運用了巧妙的分割手段，使諸侯吃了虧還要感謝皇恩浩蕩，可謂是一舉兩得；推恩令的實行促進了國家疆域的統一和皇帝權力的集中，實現了漢朝幾代君王的夢想；它增強了民族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無價之寶，其中閃爍著的，是智慧的光芒、文化的星光、和那穿越千年，向我們緩緩走來的盛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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