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秦朝统一六国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制王朝，这个帝国从建立起，就把自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基础，努力构建“四海一家”的领土统一思想，要实现内外无别的理想化境界。因此，秦在统一后并没有停止战争的脚步，而是驱除匈奴、南平百越，使秦帝国的边境不断外扩。
开创史无前例的郡县制，在新扩展的疆土上设立郡县，把把其纳入秦帝国的行政体制内，不过。在实现在“四海一家”的进程中，文化冲突日益凸显，秦帝国不得不就境内的具体情况，以及对外扩张进行针对性调整，比如修建长城，边疆地区的郡、邦、道多种行政体制并行等等。这种调整本质与“四海一家”思想相同，并且对后世的蛮夷华夏问题的处理和边疆设置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秦朝大一统政权的出现，使有关国家的主权观念和领土观念有了极大的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领土观从此进入了确立和成熟的时期。
从领土思想的角度来说，秦帝国结束了六国纷争，实现了地域上的统一，使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初步形成了“四海一家”的统一思想理论体系，而我国古代的统一政权领土思想也是发源于此。
秦帝国“四海一家”思想在构建进程中，经历过视野的改变、理论的探索以及现实的困境等过程。尽管秦二世而亡，但大一统思想的探索并未因此终结，汉代统治者继承了秦帝国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深远的影响着秦汉以后的国家社会。
秦始皇剧照
一、秦帝国的天下视野观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帝国之强盛、幅员之辽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在刻石中足以见到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绎山刻石
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泰山刻石
在这些刻石中，秦始皇展现出威极四境、一统天下的鼎盛武功，也展现出“四海一家”的统一思想。秦始皇在统一中原后，并没有就此停下战争的脚步，而是凭借刚刚统一后兵锋之利继续向四夷之地推进——北伐匈奴，南击百越。
蒙恬驱除匈奴后，就地筑长城、修直道，提升北部边疆的防御水准。在西南方面，早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已经征服了巴蜀，在秦统一后，修路置吏，进一步巩固其在蜀地的统治。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百越，设会稽郡。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淮南子》
由此可见秦帝国在所到之处，并没有因为是西夷之地而鄙弃，而是把他们纳入帝国的版图中，使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二、“四海一家”的思想基础
与六国战争不同，秦统一后的扩张，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兼并，而是赋予了其新的理论内涵，秦的统一使先秦时期诸子时代的“大一统”理念得以成为现实，而这种理念本身就是促使秦灭六国的重要思想之一。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依然推动着这一理念沿着旧有轨迹前行，促成了“四海一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秦帝国这种开阔的天下观念，成为了构建“四海一家”领土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帝国统一后，继续对外有兵则是对“四海一家”领土思想的贯彻与实践。
事实上，“四海一家”的统一思想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理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尚书•立政》
从这里已经表达出一种思想：地理空间极限以内，皆为王土，均应沾染王化。
可是，随着夷夏之辨理念的兴起，把把四夷之人和边疆之地完全排除在华夏文明之外。管仲说过：“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夷夏之辨的典型代表，在服事制度中的荒服同样被隔绝于九州之外。
诸子百家代表人物
幸运的是经过孔子、孟子对夷夏思想进行改良，“四海一家”思想的重建成为了可能，作为夷夏之辨理论最坚定的拥护者，但与之前管仲等人以血统作为夷夏之分不同，孔子用后天的“礼”作为辨别夷夏之分的新准则，也就是说夷夏的身份不再是先天注定，而是取决于其后天对“礼”的态度。
《春秋》中说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从这里可以知道儒家主张天下的文化都应该一统于华夏，只要有向“礼”之心，则夷狄也可以视之为华夏，这一主张成为秦帝国构建“四海一家”领土思想的第一个理论基础。
先秦至战国，夷夏思想经过千转百回的曲折发展，“四海一家”思想的兴起成为秦国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因此四夷之地也被纳入天子之地的范围内。并且，自春秋以来，“华贵夷轻”的思想以深入人心，华夷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华夏族产生了文化优越感和使命感，既每个华夏之人有把优秀文化传播到四夷的责任，天子化及四海，“以天下为家”，这种思想是“四海一家”领土思想的
第二个理论基础。不过与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所主张的以德臣四夷的观念不同，秦始皇的领土理念是以武力征讨为实现手段，只是这种实现形式下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其“四海一家”的领土思想的主旨和属性。
三、“四海一家”思想的构建、困境及出路
（一）郡县制的推行及现实困境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在国内实行郡县制，显著的提高了国家行政管理效率，这也为秦统一中原后更大范围内的推行郡县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秦统一前夕，由吕不韦主持编撰、以统一帝国寻求新的治国之策为目的的《吕氏春秋》主张恢复分封制，书中有写道：“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在达成统一之后，秦帝国君臣也曾就大一统政权应实行分封制或郡县制的问题进行过激烈论辩。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史记·秦始皇本纪》
就此，秦始皇用远超常人的眼光确立郡县制，使郡县制成为了帝国行政体系中的规范体制，自秦二世而亡，也没有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自秦国实行郡县制以来，郡治数量在统一后又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就是秦帝国不断的对外用兵，从而使边境线扩张，产生了新的郡治需求。而秦国又根据不同的敌对势力特点，又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政策：针对北方的游牧民族，修筑长城抵御；对其他方向的少数民族，则通过设立郡县，逐步建立垂直化管理以巩固统治。
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层级
通过军事扩张设立新郡的办法，新征服的边疆地域都为帝国领土，秦国的国土边缘不断的扩张。从秦最终的疆土来看，秦朝边境各郡已经是其国力向周边可以扩张的极限。在北部设有：辽东、东西、右北平、渔阳、代、上谷、雁门、云中、九原、北地、陇西等十一个边郡。在西部设有汉中、蜀、巴、黔中、象、桂林、南海、闽中等八个边郡。这些边郡的设立是秦国大力推行郡县制的成果，也昭示着秦对领土的绝对主权。
不过推行郡县制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遭受了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秦国在边疆扩张的同时，意图用强力手段来完成对新征服群体的同化，然而这种同化的难度，远远超过了设立郡县制，短期内难以见到成效。
以西南为例，直到汉朝仍道路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且当地夷人烽反，发兵击之，久耗无功。公孙弘乃请弃之。”南越之地，至汉朝赵佗仍以蛮夷居之，秦国之后的汉朝尚且如此，可想而知秦朝的兼并同化的难度，这也是秦国至灭国之时依然无法解决和克服的现实困境。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秦帝国采取了边疆地区与内地差异化管理，设置“置边吏”，边疆地区的官吏任命有别于内地，秦帝国在战略思想欲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管理，但是在边疆地区推行郡县制过程中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故在实践中采取了边疆与内地差异化的管理思想，但其最终目的仍是追求内外无别的理想化境界，既致力于实现“四海一家”的理论是想。
（二）从秦国长城看“四海一家”思想的现实践行
战国时期，各国都修筑长城，究其原因是骑兵的兴盛，战争范围越来越大，于是就开始修筑长城，长城既可以作为边界又可以防御骑兵的进犯。简而言之，就是随着作战方式的转变，战线延长，战争范围扩大，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各国都开始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这也是长城的由来。
而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三国还修建了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长城，六国归一后，旧诸侯国之间的长城已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作为华夷边疆的北部长城依然承担着包围疆土的重要责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复大兴土功，修筑长城：
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秦国修筑长城是以燕、赵以及秦本国旧有的长城为基础，使三国长城连城一片，以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害，但也有学者认为长城不仅仅具有防御性质，也有支持中原民族向游牧民族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的进攻属性。
本文不做防御和进攻的的深入研究，从秦、赵、燕修筑长城，我们可以看出：在秦统一之前，在与东胡、匈奴的对抗和敌对中，中原诸国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共同族群意识，夷夏意识的主阵地也逐渐从中原各族内部转移到整个中原族群和四夷部落之间。秦国的长城就是在中原各国混战。中原各族具备了深度融合的基础上修建的。长城一方面有效抵御了游牧民族南下；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族群的进一步互融。
但长城的防御属性不仅仅是对外，也有对内，对内与对外的双向防御，是“四海一家”思想的重要体现，从表面来看，长城是一种封闭手段，却为何又能体现“四海一家”的思想呢？
秦帝国的“四海一家”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对四方的征讨来实现普天之下的大一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长城恰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农业是维持秦汉统一的物质基础，适宜农耕的土地则是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而长城则达到了农耕文明所能达到的极限，无力在向前推进，因此双向防御可以保持优势文化的纯洁性。唯有保持这种纯洁性，才能保留对夷狄之人教化与吸纳的理论可能，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现实体现。
无论如何，秦统一之后的长城作为秦帝国边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四海一家”思想兼具开放性与封闭性的二元化特征，而二者之间实为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自秦时开始，长城即成为中原帝国势力向北所及的极限，这一历史直至百年之后方告终结：汉武帝时代，通过藩属体系的建构等方式，突破了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实现了统一帝国更大范围的疆域外扩。
结语：
秦统一六国后，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秦帝国的天下观视野空前开阔，先秦诸子百家的“四海一家”的理想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创建而有了更好的平台，这种理想成为秦帝国统一持续对外用兵的理论基础。
但秦国夷夏观念的淡薄导致其对夷夏文化兼容难度的认知有所不足，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现实困境超乎想象，秦在构建统一帝国得时候步履维艰，不得不采取差异化治理边疆和修筑长城作为夷夏文化互融的缓冲手段，而在此后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由于夷夏问题的长期性和艰难性特点，秦帝国的这种缓冲理念，亦成为可资后世历代效仿参考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处理和边疆思想的演进产生了深刻而悠远的影响。
参考：
《史记》
《吕氏春秋》
《中国长城建置考》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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