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铸英魂
二零一八年的霜降刚过去两天，天气就骤然变得些许阴冷，路上的行人添了厚厚的衣衫，匆匆地在大街上穿行，生怕被凉飕飕的小雨淋感冒了。
我开着电动四轮到达离休老干部杜洪修老战士的家中时，还不到上午九点。我以为年近九十的老人不会起那么早。然而，他老人家却骑着自行车出去了。他女儿说已经出去好大一会了，马上就会回来。我和市疾控中心的任晶同志刚落坐不久，就听到外面自行车的响声，杜老健身活动回来了。
杜老刚毅的神色，高高的身材，伟岸挺拔的身躯，挺直的脊梁，端庄的坐姿，让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气质，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任晶同志向杜老介绍了我们的来意，杜老非常激动，他说：“我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值得可写的。党和政府非常关怀我们这些老同志，我特别地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人民。”我接过杜老的话茬：“像你们一样的这些老前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下一代敬仰和学习，你们的精神也值得传承和发扬。我想把你的故事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听听你的故事。”我殷切地期待着杜老。
杜老沉吟片刻，若有所思，“我不想回忆过去，我九死一生地活过来了，可我的好多战友们，却永远地长眠于地下，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怀念他们啊！”
杜老轻轻地擦了下眼睛，陷入深深的思考，沉浸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是一九三零年一月生人，我的老家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城西关。父辈做点小生意，我的家境还算殷实，因此我还能到私塾里读书识字。我从五岁开始蒙学，先读三字经，后来还读了孟子。一九四四年我进了广饶的一所洋学堂，学校里不让我们说中国话，教我们日本鬼子的话。我们觉得别扭，不愿学，就要挨打受罚，受尽了欺凌。我们恨透了日本鬼子，也恨那些汉奸。于是，于是我就逃学，并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参加了革命，为地方政府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那年我才十四岁。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参军到当时的渤海军区独立团卫生队，当一名卫生员。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人民军队里的一名战士，我就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我曾随部队参加了十数次大小战役，其中包括昌乐、昌邑、张店、周村、广饶、寿光及解放济南战役；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全国解放以后，又奉命赴朝参战，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家卫国。
参军以后我参加的第一场战役，是莱芜战役。我是一名卫生兵，负责伤病员的抢救、运送与救治。一开始我干些勤杂活，打扫卫生，抬抬担架，帮助医生护理伤员。后来部队军医见我识字，又勤快，就教我学打针，教我学医学知识，给伤病员处理伤口。慢慢地我就懂得了不少医学知识，能够为伤病员疗伤治病，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参加了山东省军医学校第五期培训班。通过组织的培养，老同志们的传帮带，以及自己的努力，我逐渐地成长为一名军医。莱芜战役是一九四七年二月，由陈毅、粟裕领导指挥的对决国军李先洲的战役。这场战役我军丧亡八千多人，歼灭敌军一万余众，俘虏四万六千八百余人。这是一场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役，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我也得到了锻炼，思想有了进步，觉悟有所提高。
一九四七年，我们在临沂地区与国民党部队周旋战斗期间，横跨沂河，河面较宽，但没有船只，也没有桥梁，我们就把穿的裤子脱下来，扎上裤腿，劈开叉，然后将裤腰往水里一按，裤腿里充满了空气，人趴在裤子的腰部，以裤子当救生圈，两臂伸展开来，手抓住裤腿的两角，巧妙地渡过了沂河，完成了抢救伤员，保护部队战斗力的任务。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战役中，我们属于许世友领导的西线兵团，我所在部队主要是执行济南车站到普利门之间的战斗。这次战斗异常惨烈，牺牲了不少战士。我们医疗队的任务特别艰巨，每一位医疗队员都奋不顾身，常常在枪林弹雨中运送伤病员，为战士包扎，处理伤口，还要把牺牲的战友从战场上抢回来安置。我清楚地记得，指挥我们作战的是营教导员袁长林同志。他一方面组织部队反击敌人，一方面指挥我们抢救伤员，机智勇敢，非常勇猛。经过八天八夜的激烈战斗，许世友司令员率领的十四万大军，终于全歼国民党部队10.4万人，活捉在山东的国民党要员王耀武，胜利地解放了济南。
在一九四八年的潍县解放战役中，有一名指挥员在前线身负重伤，我带领的医疗队负责前去接应，但派去好几拨人都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弹下。我看情况紧急，便吩咐参战的医疗队员加强掩护，我跃身冲了出去，爬着滚着摸到重伤员身边，把我的裹腿解下来，将伤员捆到我的背上，又一步一步地爬回到医疗队这边，为及时地抢救伤员赢得了时间。然而就是在我返回的途中，自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战友们把我抬回营地，积极地进行了治疗，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当时所在部队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
一九四八年的年底，被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部队，是陈毅和徐玉领导的九兵团二十七军，我在二十七军军部卫生部工作。我部主要负责消灭黄百韬兵团，在粟裕同志领导下战斗。我那时是一名军医，担负保卫首长安全以及救治伤员的任务。我们的部队开战前兵力有一万八千人，战后仅剩不到五千人，我所在的卫生队十一人，后来还剩下三名战士。有的时候三、四天吃不到东西，战斗异常艰苦，生活非常的艰难。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党领导的六十万解放军和地方民兵组织四十万人，将国民党八十万所谓的精兵强将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国民党将领黄百韬、黄维以及杜聿明部遭全军覆灭，黄百韬阵亡。由于我的出色表现，部队给我给予三等功奖励。
在淮海战役期间，我奉命来山东渤海海军区三分区新兵十四团带兵，为补充战斗兵员。新兵十四团后来编入华东军区后备兵团三师。不久又将我部编入华东野战军九纵。九纵是我解放军一支战功赫赫的精锐尖刀部队。胶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力斩国军主力，威名赫赫。淮海战役后期，我们又编入第二十七军，准备渡过长江，挺进南方，解放全中国。我们负责开展政治工作，对解放战士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鼓舞士气，并开展战前训练，培训渡江技能，并做战前休整，为后来的渡江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九四九年的初春，乍暖还寒，长江流域寒风料峭，渡江战役就打响了。我们是中线部队，从江阴渡江，我部是第一只先遣到达南京的解放军部队，把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扯下来之后，我们稍作休整，就开赴上海，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在此期间，我在上海政治部工作，任聂凤智司令员的保健军医，主要负责首长的医务保健工作。
到了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毛主席和党中央明察秋毫，审时度势，英明决断，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向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宣战。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我奉命加入到志愿军的行列，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我们入朝之前，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已经与敌军打了一仗，在云山一带消灭号称“北极熊团”美王牌七师的一个整编团五千余人，缴获的美军军旗现在军事博物馆收藏，以作纪念。美军整编团团长被俘。这一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打击了美帝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这是我军入朝后歼灭的第一只美军带有编制的部队。
我入朝后在东线兵团，沿朝鲜西海岸向南挺进，一直打到清川江。那时我已经是正连职军医。有一次我们在清川江参加“强渡清川江，血战长津湖”战役，与美王牌军骑兵一师遭遇，骑一师兵力四千余人，是一只机械化精锐部队。当时是一九五一年的一月份，长津湖冰冻三尺，天气异常地寒冷，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真是撒泡尿都能冻成冰棍。当时由于后勤补给不足，我们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有时就只能暖口炒面，就着雪咽进肚里。晚上睡觉，也只能在挖出的雪坑里，铺上两床棉被，几个人挤在一起，抱团取暖。被冻掉耳朵、鼻子或者胳膊、腿和脚趾的的确不稀奇。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地面积雪足有一米多深。我们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打垮了敌人，但敌我双方的行动都受天气影响，战斗中双方损失都比较惨重。后来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趟，所以双方都撤出了战斗。
到了五一年的三、四月份，我们开始修整。休整期间遭遇敌机轰炸。当时我正在一条小河边洗漱，突然我的头部被弹片击中，仰倒在地，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一昏迷不要紧，就二十来天不省人事。我被从前方医院，转移到国内安东（即现在的辽宁丹东市）志愿军后方医院，继续治疗。我苏醒后，碰到来医院慰问看望伤病员的首长，有认识我的一位首长无比惊喜：“杜军医，你不是光荣了么，烈士通知书都发到你家里去了，你这不好好的活着么。”首长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好好地养伤。我在安东养了大约半年左右，就调往“山东省第八康复医院”，一方面继续疗伤，一方面配合医院工作。其实当时我的脑子受到很大冲击，整个人像个傻子一样，干不了什么。组织上就是照顾我继续康复治疗。
我调来山东已经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季。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回家一趟，那是五二年的冬天，正在为我大哥操办丧事的母亲，见到我回来了，迷信地以为我显灵了。看到我穿着军装，摸摸我的脸，掐掐我的手，兴奋地哭了。我在家里确实见到了“烈士通知书”，还有慰问信，慰问信上还签着部队首长的名字。那时我们是华东军区。军区首长有：陈毅、粟裕、饶漱石、张爱萍、张震、谭振林。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在一九五三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回到省军区医院门诊部。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工作，就又安排到疗养院。一方面疗养，一方面协助疗养院，做赴朝回国伤病员的思想工作。对伤病员做心理疏导和精神治疗，因为有的战士身负重伤，身体痛苦且精神有压力，还有的战士回国后居功自傲。我们就对回国伤残军人因势利导，一方面引导他们积极地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一方面疏通他们的思想，解除后顾之忧；再就是引导他们学文化，学理论，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继续发扬部队的传统和作风，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做一名合格的老兵。
一九五五年，我因身体原因，转业到地方工作。在之前我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后来我把残疾证捐献了出去。回到地方以后，安排我在当时的邹县卫生科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峄山卫生所当所长，五八年任峄山公社医院院长，一九六零年邹县组建卫生学校，我担任卫校副校长，一直到文革开始。在地方工作期间，我多年被抽调到征兵办公室，担任主检医生，负责对兵原的身体健康把关，并最后签字。工作中我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保持我在部队多年养成的习惯作风，发扬部队光荣传统，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文革开始，因为我爱讲真话，说实话，没配合革委会的工作，而被免职，并下放到唐村煤矿煤矸石砖厂参加劳动。在这期间，我在解放战争中获得的两枚军功章，赴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以及有关的证明，都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搜走并毁掉。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当时邹县组建“肺结核病防治所”,我便又走上了邹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的岗位。那时候组织上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是一个兵，只要我能为党工作，能为老百姓服务就行，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主动请缨去结核病防治所，到一线工作，感觉踏实又舒服。组织上安排我担任结核病防治所所长，我带领的结核病防治所，在一九八二年的全国结核病流行病调查工作中，取得了山东省全省第一的好成绩，受到“全国结核病流行病调查小组”的表彰奖励。
一九九零年，我年满六十周岁，组织上批准我离开了工作岗位。
杜洪修同志在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以后，组织上补发了他的工资，每个月五十七块钱，他一次补交了六百元党费。相当于他那时十个月的工资。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他交“特殊党费”四千元。在汶川地震和其他的慈善活动中，他和老伴累计捐款近两万元。但他淡泊名利，所有收据都没有留存。他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我应该报答人民。”
是的，我们应该报答人民！同样，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无私无畏，忘我奉献的革命先驱！
“我是一个兵！”多么纯朴的语言，然而是那样的铿锵有力。
我不由地想起了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问朱总司令：“您想身后留下什么样的荣誉？”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他，一语作答：“一名合格老兵足矣！”
采访结束，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一个兵！”
“一名合格老兵足矣！”
是的，我们的共和国，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兵，用脊梁顶起了这座恢宏的大厦。他们是共和国的擎天支柱！
笔者（右一）与邹城电视台编导朱磊主任（左一）采访本文主人公杜洪修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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