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刘忠文是我们家乡保德县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可以说是无人不知。这不仅仅因为他由于历史的原因曾两度担任县委书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个头一样高大而受人尊重和拥戴。
我最初知道刘忠文这个名字，应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53年秋，保德县城唯一一座完全小学—庙梁完小招收五年级新生。当时只有12周岁，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的我，在父亲的鼓励下，越级去报考。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考试科目有语文、算数和常识。在常识的试题中，有一道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谁？解放军的总司令是谁？我县的县委书记是谁？”对于前面两问，同学们当然是无人不晓，可对于后一问却有相当多的同学答不上来。而我却是答对了。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当时是城南乡党支部书记。在家里常常用赞赏的口吻，谈及刘忠文这个名字。而且我还知道他身材高大，额头很高，常穿一身灰色干部装。讲话声音洪亮，出口成章等等。小孩子自然不知道县委书记是个什么级别的干部。但我想，既然能和领袖一样作为试题，一定是很了不起，一定很有本事。
我第一次见到刘忠文其人却是在时隔17年的1970年。那时我已是一名保德县政府的干部。我记得春节过后，忻州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作为一名随团的工作人员参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进行表态发言。发言者都是有关县的负责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3个人，一位是五台县××领导，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坚持带病上岗，一口气要干到不出气。”第二位是兴县×××领导，他的口号是：“干革命好比牛拉车，宁叫蹶死牛，也不能退了车。”第三位便是刘忠文。他是忻县的负责人，身材高大，高额头，一身灰色干部装，讲话声音洪亮，却是满口保德南乡腔。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战斗口号。只是说要努力学习大会精神，因地制宜，建设高产稳产田，大力推广5号、7号高粱，全县总产力争达到多少多少万斤。
1971年夏，刘忠文再次返回保德任县委书记。我作为县革委的办事组副组长兼秘书办公室主任，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近距离接触，一起共事，时间长达3年之久。
我对他总的印象是：论人材，仪态端庄，举止大方，师者风范，极具魅力。论人品，雍容大度，宽厚仁慈，不卑不亢，深孚众望。他处事为人，无不体现一个忠字。他恪守三忠原则：“那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忠于身边的干部群众，忠于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文化。”
1971年保德县县委委员合影。图中后排右起第三位为作者吴志明，前排右起第六位为刘忠文书记。
人所共知，保德县不仅自然灾害频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1970—1972年，连续3年大旱，一年绝种，两年歉收。人无粮，畜无草，贫病交加，民不聊生。而刚刚平息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尖锐，思想对立；一批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一批受迫害的领导干部未获解放。党政机关瘫痪，政治生活无序，一片混乱局面。干部群众怨声载道。面对如此“老大难”，许多县级领导干部望而却步，都不敢到这里来任职。忠文书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时隔18年后，再次回乡担任县委书记的。这是一件确实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当时人们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地委用人有失公允，都为他抱不平。一种说是忠文同志太老实，怎能接受如此的任命。而他本人却坦然面对，欣然应命，义无反顾地举家搬回了保德。
对于这件事，老书记在一次谈话中，作出了精辟的解读。他这样认为:
人生应有追求，追求应有目标。但这种目标应该是现实的延伸，规律的呈现，科学的构筑。它的最佳结合位置在个人和社会需求的统一点上。
一个人选择目标，如果只从自己眼、耳、鼻、舌、身的感官需要出发，去寻求色、声、香、味、触某一方面情欲的满足，固然是一种卑微、下贱，一定会遭到社会的抛弃和人们的唾弃。但如果选择的目标，超乎社会客观可能，即便再美好，也是一种虚妄和飘渺，绝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而获得成功。所以选择目标，一定要以自我的人生价值适当评估出发，找到自己应处的社会位置。个人意愿，往往由于地域环境等因素限制和社会需要相抵触，这就需要个人作出调整，甚至牺牲，去顺应社会的需求。否则，不但一事无成，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从来不把个人的志愿、理想、抱负之类看得太重，一直抱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不去强求。这样才可以超脱而活得不累。更何况，党对我们有特殊要求，个人利益，党的利益，孰轻孰重？每一个党员干部心里都要有一杆永远倾向党的要求、人民利益的秤。
老书记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不仅看重亲情、友情，更具有一种大爱的情怀，这种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爱，一个是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爱。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常常这样说。
“山高露石头，黄沙向西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也难留。”这是一首描绘保德的古谚，既有写实，也充满贬义，对此，他又如是说：
这话大抵是对的。保德“落难”到黄土高坡，地处偏隅，自然条件恶劣，十年九旱，老百姓“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生活艰苦悲惨，自不必说。就连那殷实人家也难敌那频频灾害，兵荒马乱，多有破产落难者。“富贵无三辈”之说，似乎也不过分。只是这清官难留，却让人费解了。清官自然应当是能吃苦能受罪，不贪不占，为民谋利之人，哪有怕穷、怕累、怕难而见异思迁的道理？这里另有隐情，因由来源于一个虚构的故事——“九件衣”。
话说，在某个朝代，保德发生了一件血案。一对男女，从小青梅竹马，女的一手好针线，男的一肚好文章。这一日，男的上京赴考，女的给带了亲手缝制的九件衣服和盘缠上了路……。这地方有一地主恶霸，名叫乔武举，家里失盗被人偷去了衣服九件。乔老爷正在怒火中烧，恰逢公子路过，神使鬼差露出了小姐给带的九件衣服。那武举本不省油，不由分说把那公子绑至县衙，硬说是公子偷了他的衣服，有实物作证。那县太爷本是清官，见了衣物，却未作细究。在讯问中，那公子死不认账，这县官好人办了错事，竟然大搞逼供信，以棍棒相加，可怜那白面书生被活活的打死。那小姐闻讯，义愤填膺，闯进公堂，擂鸣击鼓和那县官理论。县官将乔武举传至公堂，双方对质，小姐说出事情原委，并叙述每件衣物的记号特征，句句为实，那武举无言以对，只是胡搅蛮缠。小姐弄清了原由，怎奈于事无补，大骂狗官，用剪刀自刎于堂前。那武举落荒而逃。小姐公子双方父母闻讯赶来，大闹公堂，县官理屈，不得不将一双亲生儿女赔给受害一方。故事被编成了戏剧，戏剧搬上舞台，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小说，瞬间便传遍了四方。于是乎乔武举之流，竟成了保德人的化身。民风不淳，为人刁钻之不实之词就加在了保德人的头上，这样的地方清官自然也就难留了。
讲完故事后，老书记又说：在人文领域，保德绝非落后。黄河流域，乃华夏文明之发祥地，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保德人民祖祖辈辈居住在黄河岸边，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大背景之下，经受熏陶，潜移默化，哪有不开化之理？其实，这里虽然没有出名的文人骚客，却不乏有识之士，通达之人。先进的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使他们早早觉醒。愚顽刻薄，吝啬之徒，在这里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文明开化，宽厚大度，慷慨解囊，人人推崇，悉心效仿。凡是正当事业，无不满腔热忱，给予支持。保德是革命老区，为革命做出过极大的贡献。这里的人民同党和政府血肉相连，有深厚的感情。应该相信保德的现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一定会迅速改变。
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充满感情的正确认识，他把解决保德的纷繁复杂问题，着力点放在了发动干部群众，依靠干部群众上。
老书记的口头语，肯带一个“乃”字，比如，“众人乃圣人”，“百姓乃父母”，“群众乃英雄”。他很少召开会议，用大轰大嗡的方式来制造所谓的舆论氛围，他惯用的办法是深入基层和干部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座谈。在那段“集中整治，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全面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的紧张日子里，他用很短的时间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60多个大村大队，50多个机关、厂矿、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召开了无数次的座谈会，涉及了数不清的人和事。白天开、晚上开、田间开、炕头开，初始了解情况开，中间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开，形成决议实施方案还要开。总之，座谈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座谈就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老书记有一手硬功夫，那就是盘腿席地而坐。两腿盘得圆圆儿，身子却灵活自如。仰俯上下、顾盼左右，说话、喝水、抽烟、吃饭，极其自然。如此这般，我们坐不了半个时辰就两腿麻木，如坐针毡；他却一坐就是大半天，稳如泰山。这功夫从何而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经过天长日久，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办到的。这功夫，就是他多少年来和老百姓亲密接触的见证。功夫有多硬，和老百姓感情就有多深。
1972年秋，在岢岚导弹基地施工的30多个保德民工，在一次事故中伤亡，他亲自带人前去处理善后。整整两天两夜，坐在民工住的工棚的炕头上，进行说服、安慰、沟通的工作。150多个人，一个都没有落下。从他熬夜浮肿发红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付出的感情和劳动，从家属充满信任和感激的眼神里，可以感受到父老乡亲对他的尊重和拥戴。
责己严，待人宽，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是老书记的处世哲学。
有一件事，至今已40多年了，我总在心里边搁着，总是不能忘怀。我因为做文秘工作，深知文件、指示之类对于一个县级政府之重要，不敢稍有疏忽。但也知道，机关发文，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应当多寡适量，繁简有度。否则，难免沉溺于文山，游走于尺牍。今天一个通知，明天一个指示，前面尚未实施，后面又要颁布，而且多有重复之处。这样不仅分散领导精力，下面也无所适从，势必助长浮夸之风泛起。有一段时间，机关发文过多，下面多有微词，常有非议。我的同事康培华同志，亲自见某基层单位的一位领导，把新发的文件付之一炬，并骂着说：“发文，发文，文件能当饭吃吗？”一天开常委生活会，我作记录，将此事和盘托出。我刚刚把话说完，有一位负责同志拍案而起，大骂“胡说八道”。当时我满脸赤红，出了一身冷汗，自觉讨了没趣，感到无地自容。老书记看出我的尴尬，马上站起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事，未必是空穴来风，需要引起注意。”事后，他找我谈话，和颜悦色地告诫我说：“直率，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与朋友交，至诚至忠，肝胆相照，自是为人之道。直率如果加上智者的聪颖机智，那就更好了。说话不看语境，不择对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损了领导尊严，伤了同事脸面，难免结芥蒂，生隔阂。不讲方法，难免给自己找来麻烦。乃至吃了大亏，方才恍然大悟，甚至连最后也没有彻底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件事。那个时候，机关只有两部“69”式吉普车，首长多，常常因为外出开会发生冲突，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就得闲着，或者得另想办法。但这办法，却也难想。全县只有武装部还有一部小车，人家用着，借不到或者出了毛病，就得抓瞎。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到运输公司调卡车，卡车谁也不想坐，怎么办？办事组长连焕文同志交待我：“排排队，谁官大，先轮谁。”这倒是个办法。但是到头来还是行不通。今天惹了张三，明天惹了李四，久而久之，轮遍了也惹光了。老书记看在眼里，搁在心里，十分体谅我们的难处。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上他宣布了一条规定：“今后派车要看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要像小朋友似的，再搞什么排排队吃苹果了。”之后，他还亲自落实制度执行情况，并且带头坐大车、搭顺车、让小车。
事后，他曾经这样开导我：“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自然有闪光的东西。但那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难免带有封建色彩，而且根深蒂固，它所构架的伦理道德的平衡木，实在难走。有再大的本事，也难免失手。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过分地难为自己，只要做到尽心竭力，无愧于心就够了。”
老书记很少发火，即使遭到了诽议，甚至嘲讽也不会生气。
1975年秋，忻州地区的三级干部在昔阳县办“学大寨”学习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把保德作为后进单位进行所谓的大会“解剖”。保德有那么一位干部，在大会发言时，竟然歪曲事实用挖苦嘲讽的语言，肆意抨击县里的一二把手。当时全场一片哗然，参会的保德干部更是群情激愤。而刘书记却十分淡定、冷静。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狠狠抽了几口烟，始终一言未发。我当时实在想不明白，他这种隐忍的功夫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老书记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仍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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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文（1926.2.26—2003.2.28），山西省保德县人。1940年参加工作，1943年任保德县冯家川中心小学校长，1945年任县政府民教科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出席全国首届团代会，1952年任保德县县委书记。1955年1月调任忻县地委工作，先后担任第一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担任）及地委常委，1956年任忻县县委书记。1971年再次担任保德县县委书记。1976年调任忻县地区农工部部长。随后，升任行署副专员(常委)，1984年退居二线担任顾问，1986年离休。
（本文作者吴志明，历任保德县政府副县长、朔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等职，2001年退休）编辑：李 旭 赵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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