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生产最早是从沿海捡拾开始的，由浅海向深海逐渐推进，其生产方式也由个体向合作分工方向发展。到明代，宁波海洋渔业生产的分工不仅有同一船只内部的分工，也有船只之间的分工。明代王士性（15471598）在《广志绎》中记述当时浙江黄花鱼汛时，浙江沿海海洋渔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
浙渔俗傍海网罟，随时弗论，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柁师则夜看星斗，日直盘针，平视风涛，俯察礁岛，以避冲就泊，是渔师司鱼命，挖师司人命。长年则为舟主造舟，募工每舟二十余人。惟渔师、挖师与长年同坐食，余则颐使之，犯则棰之，至死不以烦有司，谓之五十日草头天子也。舟中床榻皆绳悬。海水威，计日困水以食，窖盐以待。鱼至其地，虽联舟下网，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有空网不得只鳞者。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港舟舳舻相接，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则贷子母息以归。卖毕，仍去下二水网，三水亦然。获利者，金伐鼓，入关为乐；不获者，掩面夜归。然十年不获，间一年获，或偿十年之费。亦有数十年而不得一赏者。故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
从此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末宁波沿海渔业生产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而且也出现了渔业雇佣工人。到康熙年间（1662-1722），这种雇佣方式逐渐发展起来，被称为“长元制”，即由占生产资料（船网）和资金较多的渔东雇佣渔工生产。“大对作业采用“包薪’，按渔工技术高低包定薪金，汛前付10%定洋’，汛期内零星支付，汛（年）终结清，伙食由长元供给。”到清末这种方式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小的渔船在出海捕鱼前就规定不同人的股份，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般船老大在渔船中拥有双股，伙计小伙计各有一股，伙工半股。
就海上作业而言，除了平时职业渔民常年依靠捕鱼为生外，大部分从事捕捞的人员只有在大的渔汛期才大规模出动。明清时期宁波大规模的渔汛主要是每年三、四、五月的黄鱼汛和墨鱼汛。明代开始，宁波沿海渔民就凭借着祖辈留下的捕鱼经验，发现了海洋鱼类的渔汛期。通过对鱼类生长和游动规律的掌握，沿海渔民可以有针对性地安排渔场和捕鱼时间。如明代时，“石首鱼，四五月有之。浙东温、台、宁波近海之民，岁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近处网之，盖此处太湖淡水东注，鱼皆聚之”。清人记载：“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陀山等处，出产带鱼，犹闽之蒲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
每当黄鱼汛来临，东南江、浙、闽三省沿海渔船纷纷出港自江苏淡水门开始跟着渔汛南下，“宁、台、温大小以万计，苏州沙船以数百计，小满前后放船，凡三度，谓之三水黄鱼”。同时，“福建泉、漳一带及福兴等处渔船并潮州一带船只趁南风向浙江、山东一带北上之际，船只最多”。明末清初谢泰定的《蛟川形胜赋》对浙江沿海黄鱼汛期的捕鱼情况描写得生动而形象：
时维四月，则有蝤水春来，黄花石首绵若山排，声如雷吼。千舟鳞集，万橹云流。登之如蚁，积之成邱。已而鼋鼓震天，金锣骇谷。鱼舟泊岸，多于风叶之临流；网罟张崖，列苦飞凫之晒羽。金鳞玉骨，万斛盈舟；白肪银胶，千门布席……浙闽则渔利之普遍，又岂得穷而尽者乎？
不过早期渔船仍然是按照老式的捕鱼方式进行作业，每次渔汛大多只能捕捞三次，能否收获渔产品，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每当捕鱼之前，船头须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才能购买出海所需的粮食，所以每年浙江沿海米价都会随渔汛期产生波动。米价对海洋渔业生产影响较大，清代地方政府还是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乾隆十四年（1749），时任浙江巡抚方观承在五月初八日的奏章中就汇报了地方政府是如何保证渔期用米的：
至渔船来去，所需食米繁多，尤须渔期调剂，立法稽查，始免匮乏透漏之虞。向例由该地方官招商给照，于外江买米，运至临海口岸。责成该处文武员弁，查验人船，按口按日给票，领买食米，毋许溢额，并严禁居民私卖本地米石，以杜串通透漏之弊。仍多派营船，梭织游巡弹压，俱经臣严饬遵照办理。
渔民捕捞后的渔产品，如果离海岸很近即可随捕随卖，而在远离陆地海域所捕获的渔产品则需要先加工保鲜，然后运输到海港及内地贩卖。古代浙江传统的保鲜技术就是用海盐腌制，防止其在运输过程中腐烂。其具体方式是将盐以一定的比例涂抹于海产品的周身，然后在海岛上将其晒干脱水。如《嘉靖定海县志》卷8《物产志·鳞之属》“石首鱼”条云：“至四月、五月郡民发巨艘，往洋山竞取……用盐腌之曝干曰鲞，通商贩于外。”保鲜技术直接影响到销售市场：保鲜时间越长，销售市场越远，渔产品的价格就会越高，渔民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浙江舟山就是非常重要的海盐产地，加上海盐保鲜技术非常简单且实用，一般渔民很容易获得原料及保鲜方法。但这种保鲜方式有两点不足：一是保鲜后的口感不佳；二是捕捞成本上升。用盐腌制的海产品虽然可以保存很久，但是其营养价值及口感却会因此下降，对于沿海消费市场而言，这种保鲜后的渔产品并不是很受欢迎，更多的是渔民自己食用。另外，自古以来国家实行盐铁专卖，宁波海盐的价格也由官府控制，海盐成本直接与渔民收入成反比。因此，这种方式很难对渔产品销售起到太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腌制外，随着渔业生产的扩大，宁波更多的渔民选择冰冻的办法来保鲜。元代，宁波已出现商业用途的天然冰窖。明洪武年间（1368-1398），政府对冰窖的租米达到二十四石。如镇海“沿海之民，于冬至后置冰窖藏冰，以为明岁渔期之用”。据学者研究，明清时期已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冰厂，而它们主要就是为海洋渔业保鲜兴办的。用天然冰来保鲜的方式古已有之，但其在海洋渔业生产中大规模应用，当在清嘉庆二年（1797）宁波镇海新碳头帮成立永靖公所之后。该公所拥有冰鲜船六十余只，已经在当时浙江的海洋渔业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就整个宁波而言，冰鲜业集中在宁波地区并不是偶然的，在当时，除了靠近渔业产地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其紧邻渔业消费市场，再加上宁波商业繁荣，以钱庄为代表的金融业相当发达，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冰鲜业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当然最为主要的是，冰鲜后的海产品其口感远远超过盐腌制的海产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仅此就完全可以弥补冰鲜业的庞大成本和运输损耗。
随着宁波港口的开埠，在国际市场竟争中传统的加工技术对宁波海产品的外销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以墨鱼为例，宁波的传统墨鱼捕捉地在舟山群岛。墨鱼捕捞上来之后，仅在背上划几刀，用盐腌后放在海滩上晒干，不取掉鱼骨，等到包装时，鱼干上仍留有大量沙子，以此来增加重量，但其销售大受影响。相比而言，当时作为贸易竞争对手的日本，其制作鱼干就非常认真，在取掉鱼骨后放在席子上晒干，没有一点沙子，所以受到东方各国的欢迎，甚至在宁波也有稳定的销量。而宁波本地的大量墨鱼则被迫由舢板直接运往上海和长江流域各口岸。
明清以来，宁波沿海渔产品的销售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渔民与鱼行签订协议，由鱼行提供资金进行捕捞，其所获渔产品全部按照鱼行规定的价格转卖给鱼行；另一种就是在渔民自己拥有渔船的情况下，将捕获的海产品卖给前来收购海产品的商人。后者是近代宁波海洋渔业销售的主要渠道。每年渔汛期间，不仅沿海渔民纷纷出动，嗅觉灵敏的商人也纷纷而来，在渔民上岸区域收购海鲜。这些沿海区域既包括常年开放的港口，也包括只有在渔汛期才会繁荣的渔港。前者如宁波港这种常年开放的商渔港口，后者如仅在渔汛期才出现的象山爵溪渔港。
明清时期，由于商渔船形制区别不大，港口的功能也没有明显的区分，一般有商船的港口都是可以停泊渔船的。而有商船的港口一般比较接近较大的城市，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因此在非渔汛期，渔民捕获的海产品一般会运到规定的商业港口去销售，而在渔汛期则集中在专门的渔港销售。
宁波一地常年港口主要是沿海各府县周围的港口，而渔港主要有舟山沈家门港、爵溪所渔港及石浦港。如果从渔业运销角度考虑，港口自身的发展对海洋渔业销售点的区域分布也有很大的影响。商业繁荣的沿海地区一般是临港而居，其集中的人群与消费能力同时也吸引着渔业销售市场向其靠拢。晚清上海港的崛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上海经济发展，以前运销宁波港的渔船纷纷将渔产品卖往上海。沿海渔商在收购渔产品之后，除了在本埠销售之外，更多的是长途运输到其他区域，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随着鱼行的出现和专业分工的深入，宁波海鲜不仅由沿海运销到本省内地，而且还远销苏南等地。特别是黄鱼，每天都有轮船运往上海。鱼用冰保鲜，装在或大或小的箱子里，分别为300斤和60斤。般在运上轮船后马上开往上海，在天亮之前到达，然后直接送到鱼市，由此使鱼产品得以保鲜。
19世纪末，“用这种方法运输的鱼估计每年有5000担，价值100000每关两之多”。而晚清时期宁波大量出现的天然制冰厂为鱼产品的保鲜提供了另一保障。如1877年8月4日《申报》报道：“二十二日下午，宁江东冰厂有多人挑冰至鲜鱼船，一人因失足落水，便随波而去，至今尚打捞无着云。”在渔业保鲜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宁波海产品甚至远销中国内地及海外。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宁波沿海渔产品销售海外的同时，大量国外的渔产品也进入宁波市场。
为扩大宁波海产品在外埠乃至海外的销售，当时宁波地方政府也曾做过努力。如光绪六年（1880）年初，德国定于当年4月在柏林举办渔业博览会，邀请清政府参加。总理衙门将这一任务下达给宁波府办理。对此，宁波府相当积极，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宁绍道亲往阅视筹备的展品，“壁上挂有浙海图及捕鱼各种情形图画五十幅，海鸟海鱼俱备，又有中国渔家乐各种画轴细腻无匹。鱼共二百种余，一百三十种俱以酒浸，其余则腌之；鸟共五十种，皆极齐整。另一冰厂模形并煮盐场模形，另有渔船大模及网及渔人草房，皆与原物无别。另制渔人十二，大小相同，衣服皆备，又将各网各篓一并备齐。余外又有以鸟捕鱼之船，亦同大小，鸟与人亦立于其上”。
此后，宁波又参加了1883年伦敦举办的博览会，但此次宁波只有限地展出了各种渔船、木筏、渔网及其他打鱼工具的模型，还有一个捕鱼所必需的设备—冰屋的模型。冰屋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海产品的加工与储存，从另一面证明了晚清时期宁波沿海渔民已经在大规模运用天然冰来保存海产品，以保持其在运输中的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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