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资料显示，唐代的卷草边饰不仅装饰题材广泛、载体门类齐全，而且表现形式也丰富多彩。从装饰范围看，遍及铜镜、金银器、陶瓷器、纺织品、建筑装饰、洞窟壁画、墓室雕刻、漆器、玉器等广泛的领域。
从装饰题材看，作为主要纹样的花草类有牡丹、忍冬、莲花、鸽子、鸿雁、野鸭等；兽类纹如狮子、奔鹿、四神、生肖等；人物如菩萨、化佛、童子等作为辅助纹样穿插其间，丰富了卷草边饰的内容。
从装饰手法看，有壁画彩绘、石窟线刻、金银平脱、螺钿镶嵌、雕漆、印染等等。可以说，唐代的卷草边饰纹样是以前历代边饰艺术的集大成者。
敦煌壁画卷草边饰
翻阅史料可知，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为唐代的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因此，唐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为多元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唐代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促使了卷草边饰纹样在大量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还集合了中国传统纹样精髓，建立起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纹样体系。如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卷草纹样——唐代大智禅师碑牡丹鸳鸯纹：在卷曲的主茎上，自然生出带有卷云风格的花朵和卷叶，造型饱满、舒展，茎，叶、花之间的空隙配以一对嬉戏的鸳鸯，鸳鸯回首相望，姿态生动、自然。整个画面组织疏落有致，有情有景，茎、叶、花、鸟等形象有机结合构成了画面的丰富效果。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唐代卷草边饰纹样成熟风格的形成与唐代宗教、民族和社会风俗的直接或间接关系。
一、佛教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的融合，对卷草边饰纹样形成唐代的成熟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外来的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有很大冲突，因此佛教要在中国求得发展，必须与中国固有文化进行融合，对自身的思想体系进行改造。
因此从汉代时就开始进入我国的佛教，在发展传播的同时，不断的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融合，从而创造性地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形成许多宗派，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各宗派中中国化最为明显、生命力最为强盛的是迎合士大夫口味的禅宗。如禅宗不提倡念经拜佛，主要性净自悟，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成佛理想。这种对抗印度佛教的思想，是深受道家自然主义以及儒家现实功利主义影响的表现。到了唐代，佛教在唐太宗、武则天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并迅速发展达到了鼎盛。
由于卷草边饰纹样连绵不断的植物形象，吻合了佛教轮回永生的观念，因此成为了佛教的主要装饰形式之一。伴随着佛教的兴盛，唐代佛寺和洞窟的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木石建筑传统对印度砖石传统的扬弃，致使唐代在大力开凿石窟之外，更增加了无数的廊院式佛寺，卷草纹也因此得以发展成熟，这一点在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壁画彩绘和云冈、龙门的佛窟雕刻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由于中国人对于外来卷草纹的接受，并不是完全拿来，而是将来自印度的佛教卷草题材加入了符合中国人审美趣味的花草鸟兽，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里展现了卷草边饰艺术的多姿多彩。如唐代敦煌的牡丹卷草边饰：花形富丽丰满，或与其他花草组成百花边饰，或把石榴放在中心部位组成石榴牡丹卷草纹，或与鸾凤组成凤衔花枝边饰，或与孔雀、飞鸟、狮兽、人物等组成牡丹祥禽瑞兽边饰，有时还与自然图形相结合。又如唐代翼鸟兽六出石榴花卷草纹银盒。可以说，中国卷草纹的发展历程主要是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完成的。
总之，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文化的融合，对卷草边饰纹样形成唐代的成熟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胡汉混合杂处的民族状况，促使唐代形成了追求奇异的世俗审美观
根据史料记载，在唐都长安和一些较大的商贸城市居住的外国人很多，有商人、使臣、留学生、僧侣等，国别和民族多种多样，唐代可谓是一个民族大熔炉。
众多人种和民族抱着不同的目的汇集到唐朝地域之内，形成了胡汉混合杂处的局面。陈寅格曾经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他在《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从种族与文化入手，分析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社会形态，认为在唐朝疆域之内，事实上存在着两类地区，一类为汉文化影响占统治地位，一类为胡化地域。唐朝的统治者“贵族集团”具有鲜卑族的血统，本来就是融胡汉于一体，两类文化地区的互相影响常常超越种族的界线。唐代从婚姻、迁民、宗教到服饰、饮食、歌舞等皆有“胡风”，这构成了唐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提壶男装侍女图，唐昭陵燕妃墓壁画局部
此外，胡汉混合杂处的状况还促使了唐代追求奇异的世俗审美观。唐代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如域外胡马、骆驼也成为了墓室壁画、佣类的不弃题材。又如不少胡人习俗、服饰成为汉人摹仿的对象，象武德、贞观时流行的“冪籬”，永徽时的“帷帽”，女装的小袖、男装化，骑马出现等都深受西域影响。男装中翻领衣、绿衣、靴子等也都是仿效胡人。游戏中马球、舞乐中坐立二部伎、十部乐以及风行一时的胡旋舞等等，都使胡风成为唐代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以胡装穿着为代表的追求奇异的特点，体现了唐代人对异域装饰题材及形式的偏好。同样卷草边饰纹样也受其影响，在装饰题材方面也加入了大量带有“胡风”的纹样，如卷草中从葡萄、石榴等西域植物到胡马、胡人等西域动物和人物，都是这一胡风的体现。总之，唐代的民族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卷草边饰的发展成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唐代金银器具的盛行，直接影响到了唐代卷草边饰纹样的装饰风格
中国在唐代时是世界上生产金银器的大国，主要为满足统治阶级日趋奢华的排场，也有大量外销产品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
金银器具的盛行，直接影响到了唐代卷草边饰纹样的装饰风格。由于金银器属于贵重物品，因此一般以金银制造的酒器、食器和工具等都是精雕细刻，不仅工艺精湛、造型奇妙，纹样也精美富丽，与唐代整体的社会特点相一致。1982年在甘肃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银筹筒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件器物构思巧妙，造型新奇，它以龟为座，龟背负以烛形圆筒，圆筒外壁錾刻有龙凤卷草纹，龙凤相对盘旋飞舞，中间方框内竖排“论语玉烛”四字，卷草以茎蔓纹为主，自由舒展，刻工精细。圆筒内存有五十只酒令筹牌，每只筹牌錾刻《论语》中的一句，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等，用于行令饮酒的尺度。在饮食玩乐之间融入了高雅的审美趣味。诸如此类的精美器物在唐代还有银盒、金盘、银杯、胡瓶等等。
四、汉族文化的风俗习惯，使唐代卷草边饰纹样被赋予了吉祥富贵的寓意
1、生日习俗
盛唐社会不论是民间还是宫廷，都普遍流行庆贺生日的风俗，尤以唐玄宗为代表，如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把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又称“千秋金鉴节”，皇帝与文武官员借献寿之名互赠铜镜以表嘉奖或忠诚。
自此，从宫廷到士大夫阶层形成了赠镜的风俗。客观上这促进了铜镜艺术的发展，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涂釉、涂漆等新工艺丰富了原来的浮雕、彩绘、鎏金等传统装饰方法，兼以花鸟纹样表现吉祥的寓意。我们知道，唐代铜镜艺术的精美、繁复达到一个高峰。当时著名的铜镜纹饰有瑞兽葡萄纹、海马葡萄纹、鸾兽葡萄纹、双鸾衔绶纹、金银平脱鸾凤花鸟纹、四神纹、十二生肖纹等，很多带有卷草边饰，其中以瑞兽葡萄纹镜最为引人注目。
2、厚葬之风
唐代的丧葬风俗大体上与其他时代相同，但撰写墓志和焚烧纸钱是唐代丧葬风俗的鲜明特点。由于墓志盛行一时，报酬丰厚，很多文人乐于撰写，如杜甫就有一位友人专以“卖文为活”。既然撰写墓志有专门的文人，那么墓志的雕刻也必然会成为一种职业，这是唐代墓志刻饰构成卷草边饰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依据。
根据资料记载，唐代墓志皆为正方形的石质，其厚约为15厘米左右，有志有盖，称为一合。凡有盖的志石，多为覆斗形，刻饰分为三层，上部的平面为盔，篆书或楷书死者的官衔和姓氏，盔边有纹饰，斜面称殺，是主要的装饰部位，斜面以下为侧，纹饰从简。墓志的科饰受限于边缘位置，基本上都属于边饰纹样。其题材是以表现富贵吉祥的变形花草为主兼有写实动物穿插其间，卷曲延伸的卷草在狭长的装饰带中流动旋转，鸟兽飞跃奔腾，衬托着悠扬典雅的铭文，既富丽堂皇，又生动活泼，充分表现了唐代卷草边饰的时代风格。
此外，唐代墓志的流行，使四神和生肖图案获得了极好的表现载体，生肖和四神常与卷草边饰相结合，成为唐代卷草边饰纹样的主要特色之一。
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并称四神，是神化了的四种动物，是中国古代人们崇拜的战胜困难的力量，降福于人类的神灵，在建筑上用以辟邪并其到装饰作用，刻画在墓志、幕壁上则为镇墓兼表示方位。如出土的唐代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史思礼墓志盖》杀面的四神就很有代表性：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个抬手挺胸，形象丰满流畅、栩栩如生。身后的石榴卷草富丽堂皇，舒卷自如，四神融入卷草之中而未被淹没，卷草衬托在四神周围而又主题鲜明，毫无杂乱之感。二者的完美结合，代表了盛唐卷草边饰成熟期的较高水平。四神纹装饰贯穿了整个唐代，仅《唐代墓志纹饰选编》收录的53例中就有22例之多。
《史思礼墓志盖》杀面的四神
结语
由于唐代处在封建社会转折点的位置，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手工艺技术的显著提高，以及唐代人追求富贵和奢华的社会习俗，促使卷草边饰大量采用唐朝人喜爱的表现富贵、祥瑞、多产、多福多寿等寓意的纹样题材，普遍给人富丽堂皇、吉祥福瑞的感觉。
敦煌329窟的莲花葡萄飞天纹边饰
因此导致唐代卷草边饰纹样所形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风格的因素，不单单是佛教思想的中国化、世俗化，社会生活的胡风盛行，以及节日、丧葬等传统习俗，同时外来文明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商品交换、文化传播等方式，也对唐代卷草边饰纹样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在题材和形式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补充。
总之，在唐代之前就已是一种常见纹样的卷草边饰，经过唐代社会各方面因素的重新整合后，被赋予了许多新的特征，具有了丰满、富丽、活泼、新奇的风格特征，在中国纹样史上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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