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1905年，夏目漱石以《我是貓》為起點，開啟了他文學 創作的大門，緊隨其後，又發表了《哥兒》。據瞭解，《哥兒》佔歷年暢銷書的首位。
夏目漱石近照
可以說，夏目漱石的作品對日本近代文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不可泯滅的影響，並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藝術性，在日本文學史上佔據著不可替代的位置。2000 年，在日本《朝日新聞》報社舉辦的“一千年來最受歡迎的日本文學家”的問卷調查中，夏目漱石位居首位。
作為中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與革命家的魯迅，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值得注意的是夏目漱石在日本也被成為“國民作家”。
魯迅和夏目漱石作為中日兩國現代文學“鼻祖式”的人物，他們在某些人生經歷、文藝觀與文學創作上都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為此，本文將以魯迅的《阿Q正傳》和夏目漱石的《哥兒》為例，探析他們在精神上的鏈接。
阿Q影視劇照
一 某一民族人的集體精神寫照
《阿Q正傳》和《哥兒》可以說是魯迅和夏目漱石具有重大影響的兩部作品，儘管《阿Q正傳》的主人公阿Q和《哥兒》的主人公哥兒在身份上有所不同，阿Q做過長工，還當過小偷，是一個無業遊民；而哥兒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學老師。看似毫無共同之處的兩個人物，其實仔細推敲還是有跡可循的。
《阿Q正傳》的第一章序中，魯迅用很大的篇幅討論了關於阿Q 的姓氏和名字，但最後的結果是“終於不知道阿Q究竟什麼姓”，“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
阿Q繪畫圖
夏目漱石在塑造哥兒這一人物形象時，也沒有交代哥兒的姓氏，而哥兒也並非是主人公的名字，因為，哥兒原本是土生土長、地道的江戶人之意。哥兒在少年時期父母就相繼離世，之後哥哥又把僅有的房產賣掉，留給他很少的一部分錢便棄他而去，走之前對哥兒說：“這筆錢，你作為資本開店也好，作為學費唸書也好，你願怎麼用就怎麼用，不過，以後我可就不再管你啦。”
這樣哥兒就成為了一個無家的人，而阿Q也是一個無家的人，《阿 Q正傳》中，魯迅明確說明：“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裡；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
無論是魯迅筆下的阿Q還是夏目漱石筆下的哥兒，實質上已成為特定精神的附屬品，他們代表的不只是某一個人，而是某一類人，確切的說應是某一民族人的集體精神寫照，儘管身份與種族不同，但他們的精神是相通的。
二 人物相似性
阿Q和哥兒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他們都既自尊又自負。哥兒為了同學的一句玩笑話“不管你怎樣吹牛，總不敢從那跳下來吧，你這個窩囊廢”便真的從二樓跳了下來，結果挫傷了腰；當學校的工友將其背到家，聽了他爹的訓斥後，他又說：“下次，俺再跳一回給你看，保證傷不了腰！”還有一次說是為了逞能也好，顧及面子也好，哥兒把自己的大拇指給削傷了，並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傷疤。
此外，哥兒一直以城裡人自居，他把四國這個地方稱作窮鄉僻壤，把那些學生叫做“豬玀”。與其相比，阿Q的自尊與自負更是甚囂塵上，“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裡......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裡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人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裡人卻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裡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
其次，阿Q和哥兒都具有實現自我救贖的“精神勝利法”。當阿Q不能打過對方被對方佔了便宜時，他會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當他押牌寶錢不知怎麼就光了的時候，魯迅這樣描寫，“他這回才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轉敗為勝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剌剌，——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他睡著了。”
阿Q還會把他所受的恥辱通過轉嫁到比他更弱小人的身上而獲得心裡與精神的滿足，比如他去摸小尼姑的頭，劈小D的嘴巴。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相比，哥兒的獲得心靈滿足的方式則是通過具體的行動表現出來，哥兒在值宿期間被學生捉弄，他沒有善罷甘休，他這樣說：“如果今天晚上不能取勝，那麼明天一定能夠取勝。
如果明天不能取勝，那麼後天一定能夠取勝。後天取勝不了，那俺就每天讓人從住處送飯來，俺就住在這裡，直到取得勝利為止。”哥兒和豪豬為了懲罰紅襯衫和蹩腳幫，租了房子等他們的出現，實現其“代天行誅”的理想。其實，結果只是洩了一己怨氣，代價是哥兒和豪豬丟了工作，而紅襯衫和蹩腳幫仍繼續在那裡呼風喚雨。仔細思考會發現，無論是阿Q的通過精神勝利法還是哥兒通過實際行動去報復來獲得自身心靈的滿足，其最終結果都無本質區別。
三 體現著鮮明的國民性
在《阿Q正傳》和《哥兒》中魯迅和夏目漱石還塑造了一系列群像人物，例如《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王胡、假洋鬼子、小尼姑、小D、吳媽；《哥兒》中的紅襯衫、老秧、豪豬、蹩腳幫、小丑、狐狸等等。
這些人物都是作為一個民族的群像來塑造和呈現的，在他們身上體現著鮮明的國民性。魯迅塑造阿Q這一人物是以反照國民性弱點為初衷的，他自己也曾說：“之所以要寫《阿Q正傳》，是因為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而夏目漱石也正如此意，他塑造哥兒是為日本人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國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與阿Q的膽小懦弱、自欺欺人不同，哥兒更具有俠肝義膽、正直勇敢等性格特點。
這種氣質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治以前的江戶時期，這是武士階級的精神元素在平民階層得以復甦的一種切實反映，但並不是說無論是魯迅筆下的阿Q還是夏目漱石筆下的哥兒，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成功的，他們豐滿、生動、可愛而又略帶瑕疵的文學形象是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不可多得的寶藏。
“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傑出意義，不在於他提供了另一個偉大思想家或文學家所已經提供了為任何人所未曾提供的東西，而在於他具有為他人所不可逾越的獨立貢獻。”魯迅和夏目漱石是20 世紀中國和日本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作家，他們的歷史功績不僅僅在於他們對社會轉型期文學方向的引導，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指向，而恰恰這種精神指向是不可逾越的。
魯迅和夏目漱石從事文學的基本目的是出於對各自國家、對各自民族的強烈責任感。他們都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認為文學是改造國民性,啟蒙民眾的最好方式，夏目漱石在給弟子鈴木三重吉的信：“要以維新志士那種生死搏鬥的勇猛精神來從事文學。”魯迅也寫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可見，二者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阿Q正傳》和《哥兒》作為魯迅和夏目漱石的經典之作，通過對阿Q和哥兒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深層次上孕育著兩位文學大師對各自民族國民性的還原和改造國民性的初衷。無論是主人公阿Q、哥兒，還是一些次要人物，諸如趙太爺、假洋鬼子、紅襯衫、蹩腳幫等等，他們都可作為作者剖析國民性的一個實物而存在。
無論是魯迅筆下中國子民先天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坐穩了奴隸”的形象還是夏目漱石筆下憨直正義、有勇無謀帶有遊俠氣質的日本子民，都寄託了兩位作家對國家和民族的莊重而深沉的反思，對國民性改造的無限期冀與深深憂慮，他們的表現具有大無畏的人道主義者的氣息。
中國學者曾讚譽道：“作為作家，具有一種硬骨頭精神的，在中國有魯迅，在日本則非夏目漱石莫屬。”這句話對於魯迅和夏目漱石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兩位文學大師在精神上實現的鏈接，跨越了國別，跨越了種族，跨越了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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