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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迷達）
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長篇小說《小婦人》，自1868年出版以來，受到全球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喜愛，被奉為“頌揚女性獨立精神”的經典文學作品。
《小婦人》也被多次搬上舞臺和銀幕，其中，1933年、1949年以及1994年版本皆受到觀眾比較高的認可。
在這樣的情況下，2019年格蕾塔·葛韋格導演的新版《小婦人》依然“殺”出了一條血路，不僅在頒獎季上收穫眾多提名，更是獲得了觀眾的喜歡和追捧。
原本《小婦人》已經確定於2月14日在大陸院線上映，可惜因為疫情，不得不撤檔，否則，可以預見，這部電影將是這段時間被大家提及和討論最多的一部外語片之一。
《小婦人》的成功讓我們不禁思考一系列問題：今天，還有必要改編經典名著嗎？經典名著如何改編才能滿足當代人的口味？我們又是為什麼對經典百看不厭？
今天，我將依託新版《小婦人》，來探索經典名著改編電影之路。
合適的選角是名著改編電影成功的開始
像《小婦人》這樣的經典名著，觀眾已經對其中的主要角色非常熟悉了，選角不符合觀眾心中的形象或者過於中規中矩，觀眾都不會買賬。
那麼，《小婦人》在選角方面是否向書迷和影迷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呢？
- 西爾莎·羅南的喬
作為四姐妹當中最叛逆的“老二”，原著中反覆提到的“假小子”氣質被羅南消化成了英氣。咋咋呼呼的喬原本在很多人心中印象並不好，羅南的演繹則淡化了這一點，而是突出了喬的活潑和堅韌。
羅南本身自帶一種疏離的感覺，這種氣質也給角色帶了來正面的效應。喬似乎顯得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周圍的女孩兒們在追求金錢和愛情，只有喬一心撲在寫作的理想上，甚至，她是有點瞧不上那些只顧追求華貴的女孩兒們的。羅南的疏離感也在角色身上展現得恰到好處。
可以說，羅南的演繹是十分成功的。
- 弗洛倫斯·皮尤的艾米
除了喬，四姐妹中另外一個戲份比較吃重的角色是小妹艾米。
最初，看到選角，我也是感到一絲疑惑的，原著中，艾米是馬奇家最美、最有藝術氣質的姑娘，為什麼選中長相有幾分凌厲的皮尤呢？看完電影，我的疑惑似乎得到了解答。
我認為，艾米最終呈現出來的效果“顛覆級別的好”。說她顛覆，是因為新版《小婦人》的確顛覆了艾米的形象。
原著中，開篇時艾米只有十二歲，是個任性的小姑娘，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藝術天賦覺醒，追求上層社會的生活，想要嫁入豪門以改變家庭貧窮的現狀。原本愛慕著喬的勞裡，最終也拜倒在艾米的“石榴裙”下，讓很多讀者覺得她“頗有心機”。皮尤飾演的艾米顏值沒有書中描寫得那樣高，外在的弱化，必定伴隨著內在的提升。於是，一個聰慧、大方、有主見的女孩兒躍然眼前。當她在影片中說出“婚姻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對她的坦誠是理解和佩服的。
- 蒂莫西·柴勒梅德的勞裡
這位其實不必多說，“甜茶”的古典氣質本身就非常適合這類角色，紈絝子弟派頭一覽無餘。
《小婦人》的主體還是四姐妹，男人基本上屬於陪襯的存在，電影更是弱化了男性的存在感，擁有美麗面龐的“甜茶”，可以算得上是《小婦人》中“行走的花瓶”。
《小婦人》角色繁多，在此不一一贅述，不管是四姐妹，還是四姐妹的媽媽、馬奇姑媽，選角都是非常合適的。同時，新版《小婦人》也是群星閃耀的一版。
選角，對於一部影片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合適的選角，是電影成功的開始。好的選角甚至能在影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比如《亂世佳人》中費雯麗飾演的女主角斯嘉麗，克拉克·蓋博飾演的白瑞德，《伊豆的舞女》中山口百惠飾演的舞女燻，等等。
大膽改變結構，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
《小婦人》原著以一種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講故事，以時間為線索，描寫了馬奇家四姐妹不同的命運。以往，《小婦人》的電影改編也遵循了這一原則。而新版《小婦人》，導演格蕾塔·葛韋格進行了大膽地“再創作”，打破了《小婦人》原有的敘事節奏。
- 非線性敘事
小說的開頭，四姐妹在家中準備聖誕節，她們既盼望著節日，又發愁沒有錢買禮物。雖然過著拮据的生活，但是她們的苦中作樂，處處充滿了歡笑與溫馨。
然而影片伊始，鏡頭下的場景卻顯得頗為冷峻：四姐妹已經散落四處，喬在紐約，以女性作家的身份，艱難地“闖”入男人的世界；艾米在巴黎，原以為擁有繪畫天賦的她，卻不斷髮現自己與藝術的差距；嫁為人婦的梅格，因為買不起看中的昂貴布料而感到窘迫；只有貝思還在家，但是面色蒼白的她，顯然命不久矣。
這樣的開篇，好處有二：第一，《小婦人》的故事變得新鮮起來。通過打破時間線，影片一下子掌握了“主動權”，也就是鏡頭快觀眾的思維一步，使觀眾的慣性思維想不到下一步人物會怎麼做，衝破了名著改編的侷限。
第二，高效地建立起整部影片的基調。 《小婦人》原著並不是毫無瑕疵的，說教繁贅經常被讀者詬病，影片則快刀轉亂麻，直接把四姐妹不同的命運展現在觀眾眼前。通過開篇短短的十分鐘，我們得知四姐妹經歷了天真無邪的少女時代後，等待她們的是愈發殘酷的現實，也預示著影片將著力於四姐妹在嚴酷生活面前的徘徊與抵抗。
影片第一個10分鐘之後，時間回溯到了七年前，也是《小婦人》原著故事的起點，四姐妹像擠在同一個豆莢裡四粒活潑的豌豆，吵吵鬧鬧，一面暢想未來，一面相親相愛。
往昔的歡笑和今朝的冷峻形成強烈的對比，少女時代鬧騰的、溫馨的生活以閃回的方式穿插進四姐妹長大後的生活，導演選擇了用相似的場景把不同的時空連綴起來。例如第一次切換時空，喬身處異鄉的舞會，周圍是陌生的面孔，下一個鏡頭即是七年前她和大姐梅格一起被邀請去參加新年舞會的情形。
或者以一種製造夢境的方式引出過往的美好。例如喬得知貝思重病，在回家的列車上睡著了，醒來時，時間再次回到了七年前的聖誕，喬望著窗外的雪白世界，充滿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年。
儘管新版《小婦人》電影打破了時間的連貫性，敘事變得碎片化，但是其自然、巧妙的轉場，使得影片整體觀感並不瑣碎。這種非線性敘事，不僅讓《小婦人》在宏觀上以一種更加新鮮的、現代的面貌呈現，而且做到了在細節上使不同時空發生的事情在邏輯上是自洽的，能夠引發觀眾更深層的思考。
具體來說，電影《小婦人》結構的改變，突出了兩點：第一，往昔的幸福如同一場夢境，既有存在過的實感，令人懷念，也有時光已逝的虛幻，不禁唏噓。
第二，前後強烈的對比，使得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非常直觀地體現出來。前一秒，喬的作品在評論家面前被批得一文不值，喬受到打擊；後一秒，回溯到過去，喬把新寫好的劇本分發給姐妹，家人們誇她寫得太精彩了，簡直就是“民間莎士比亞”。
不僅僅是喬，當我們已經知道了梅格嫁給了窮教師，過著貧窮的生活後，再聽到梅格在16歲時說出“我想擁有一大堆錢和很多僕人”時；當我們已經知道了貝思的病越來越嚴重，再聽到她曾經說“夢想是爸爸媽媽住在這座房子裡”時，這種“滄海桑田”的悲傷感覺就如潮水般襲來，
對觀眾來說，他們不再是單純的看客，而能夠和影片中的人物產生強烈的共情。- 冷暖色調對比
非線性敘事帶來的“不良反應”是使不熟悉《小婦人》文本的觀眾一頭霧水。為了更好地區分不同時空，影片使用了不同的色調。
過去，四姐妹在大家庭的蔭庇之下，歡樂的時光居多，畫面使用了暖色調，更加凸顯了溫馨的氣氛；後來，四姐妹紛紛長大成人，獨自在世界闖蕩的她們頻頻遇到危機，畫面則使用冷色調，更增添了一分現實的寒冷。
色調的不同，也是人物不同心境的外顯。雖然電影無法做到像文學作品所展現的那樣，充滿豐沛的、自由的心理描寫，但是可以通過鏡頭語言來拓展敘事的寬度，給觀眾留下更多可解讀的空間。
賦予新時代的意義，讓影片“活”起來
在影片的情節方面，新版《小婦人》做出兩個大膽的改變，一個是增加了愛情的分量，另一個是改變的結尾的走向。這兩個改變，既迎合了現代人的口味，也豐滿了人物的形象。
- 愛情的戲劇性
原著中的愛情寫得“簡單粗暴”，其中最大的看點來自“喬-勞裡-艾米”三個人的關係。原本勞裡和喬分別是對方最好的朋友，勞裡一直傾心於喬，但喬卻拒絕了勞裡，原因是她“更愛自由”。原著中勞裡遭受了失戀，頹廢了一陣，但很快治癒了愛情的創傷，轉而愛上了喬的妹妹艾米。
這是讓很多讀者難以接受的地方——艾米太像一個插足主角愛情的“第三者”。於是，電影則給了艾米和勞裡足夠的鋪墊，使得他們的愛情有源可溯。在此不多做贅述。
我想重點聊的是，新版《小婦人》給了喬拒絕勞裡後“後悔的餘地”。這一原創性的情節，使得影片中愛情的戲劇性大大增強，也讓喬這一人物形象的層次更加豐富。
貝思的葬禮後，愈發感到孤獨的喬決定直面自己年少輕狂時犯下的“錯誤”——狠心拒絕勞裡的表白。與此同時，身在巴黎的艾米和勞裡“一吻定情”。
把這兩件事情疊加在同一時間點上，喬和艾米這一對姐妹的感情衝突一下子變得尖銳了。原著其實淡化了姐妹愛上同一個男人這一狗血的事實，電影卻反其道而行之，前半部分對愛情的處理是若即若離的，後半部分卻像投放了一枚感情炸彈一般，一邊是年少時勞裡對喬深情告白，說著“我不會再愛上其他人了”，另一邊是勞裡動情擁吻艾米。感情方面的戲劇性被放大，也把喬置於一個非常悲情的狀態。
喬給勞裡寫了一封信，表達“她曾經以為最壞的命運是做一個妻子，但現在對我來說最壞的命運是生活裡沒有你”。這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情節，影片沒有公式化地喊“女性獨立”的口號。一方面，喬秉持著“女性不應該一味追求愛情”的觀念，另一方面，影片也關注喬內心的孤獨，內心的矛盾使得這個人物形象從扁平到立體，凸顯了時間面前人物的成長與變化。
喬的信還沒有送到勞裡的手中，很快，勞裡便親口告訴喬，他和艾米訂婚了。這一情節，把影片的感情戲再次推向一個高潮。喬的情感歸屬似乎變得撲朔，她曾讓勞裡失戀，現在輪到她失戀，同時她還要故作開心恭喜自己的妹妹。當代觀眾更喜歡看錯綜複雜的愛情故事，這一改編，無疑是迎合了當代觀眾的觀影口味。
- 開放性結尾
《小婦人》原著的結尾以喬嫁給巴爾教授為終，讓不少讀者感到遺憾，覺得喬的感情歸屬過於“虎頭蛇尾”，認為喬可以有更好地選擇。
新版《小婦人》不但給巴爾教授“減齡”，更重要的是“戲中戲”的結局，給了觀眾更多想象的空間。
影片中，喬以自家四姐妹為主角，寫作《小婦人》。出版商不滿意小說的結局，要求故事的女主角（也就是喬）必須結婚，否則沒有讀者會買賬。喬趕往車站追巴爾的情節穿插在出版商的敘述之間，讓人難以分辨這到底是喬本人所發生的事情，還是喬的小說中女主角的故事。造成了一種虛與實、真與假的錯位感。
我作為觀眾，更願意相信喬在影片結尾時是“獨自美麗”的。原著《小婦人》的結尾也是向當時社會的出版環境妥協的結果，喬作為一個從頭到尾一直在宣揚女性獨立的角色，嫁為人婦的結局和喬本身的性格是有所割裂的。那麼，現今的影視改編是否可以彌補這一遺憾呢？明顯格蕾塔·葛韋格的《小婦人》做到了，既尊重了原著，又保持了喬這一角色的一貫性。
在越來越多的女性發聲“我不想結婚生子”的今天，喬的結局不能說是迎合觀眾或者順應潮流，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應該順應她的理想、性格，不受約束的、蓬勃的發展。
新版《小婦人》的成功離不開三點：合適的選角、全新的結構以及當代意識的融合。當然，並不是全部的名著都可以按照《小婦人》的套路來改編，但至少，《小婦人》的成功為名著改編開啟了一個新的思路。
即使今天我們再來閱讀《小婦人》原著，依然會感受到其意識是先進的。幾百年來，困擾女性的問題沒有改變，結婚生子與人生理想的矛盾一直是女性的痛點。這也是《小婦人》能夠常拍常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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