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石鍾揚（南京財經大學教授）
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也不會忘記陳獨秀研究的先行者與鋪路人任建樹。
作為先行者，任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陳獨秀研究
（以下簡稱“陳研”）
行列。彼時，這塊園地還是禁區或半禁區，他所在的上海市社科院與社會上都有勸阻者，但他義無反顧力破堅冰，奮然前行，直到生命的終點。
作為鋪路人，任先生數十年如一日致力於陳獨秀著作的搜尋及其傳記的打造，功不可沒。他先後主編的《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成為中國陳研之基本文獻；他先後撰寫的《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陳獨秀大傳》，客觀公正且不失生動地再現了陳獨秀的形象，是國內最受歡迎的陳獨秀傳記。
仁者，壽也。任建樹先生以九十六歲高壽，於2019年11月2日在滬上溘然長逝，也進入了歷史星空。
任建樹：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24年8月出生於河北省武安縣，1945年初參加革命，1947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1954年任上海團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7年進中科院上海歷史研究所工作，後隸屬上海社科院，1978年後，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史研究室主任，著有《陳獨秀——從秀才到總書記》《五卅運動簡史》（合著）、《現代上海大事記》（合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主編）等。
“堅持‘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精神的人”
我在陳研路上，沐浴著任老關愛之光。為寫此小文，我將任老之簽名本從書架搬到案頭，壘起了一座書山。我凝視良久，也勾起一樁樁往事。
作者收藏的任建樹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與任老第一次相逢，是在1997年10月20—22日於合肥花園大酒店召開的陳獨秀研究會期間。1989年3月，在北京市黨校召開了全國首屆“陳獨秀思想學術”研討會，併成立了陳獨秀研究學會，此後不定期地在全國各地召開陳研會，陳研同仁才有時而相見的機會。21日下午小組討論，我以馬克思主義原本原理與人類文明史常識為依據，論證某流行口號為僵化思維、禁錮思想、阻礙社會發展的荒謬口號，被視為“大膽的發言”（傳播常識竟要大膽！）。沒想到在座的任老贊同我的觀點，並與別的專家一起推薦我在次日的閉幕式大會發言。這次發言給任老留下較深刻的印象，後來的交往中他多次提到此事。
會後，主辦方又安排任老等專家在天柱山、安慶獨秀園往返參觀、座談，直到10月27日。我始終作陪，零距離地感受到任老之平易近人與善解人意。10月26日，他為我在《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與《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上分別題寫“鍾揚同志指正，建樹1997.10.26”，極為謙虛，其實，彼時的任老已是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是史學“權威”。只是有人呼他“權威”，他立即糾正：什麼權威不權威？！這才會與我等後學親密交往。
《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任建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這兩套書都經過任老近十年的艱苦打造，方得問世
（著作選1993年出齊，傳記1989年出版）
。其間的艱辛，任老曾在給我的一封信中道及，他說：“我在陳傳（上）所使用的資料，大多是上世紀80年代從圖書館
（上海、北京、武漢等地）
裡的書刊上摘抄下來，真是片言隻語、斷章取義了。那時複印的條件不如現在，而且費用也高，因此我都是摘要的。所謂‘要’也僅限於當時的所需。這是很費時間的，我的所謂研究工作，大約有一半以上是做文抄公——不是完整的，而是零星的抄錄”。
（1997年12月1日信）
箇中滋味，非經歷者實難體會。
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
（不像此前他花兩三年時間做的《陳獨秀研究資料彙編（1921—1927.8）》二十萬字，雖簽了合同卻被一紙通知廢了）
，而這兩部書確為陳研破冰期的碩果，也是陳研後學的入門書，提升了全國陳研學術的起點。不過，任老沒就此止步，仍在文獻與傳記兩翼作精益求精的挺進，儘管他1991年底就辦了離休手續。又經過十來年的打拼，他主編的《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終於2009年出版，他獨撰的《陳獨秀大傳》終於1999年出版，又過三年《陳獨秀大傳》修訂本於2012年再版，再次推進了全國陳研學術水平。蒙先生錯愛，每有新著與新版書，他都有簽名本贈我。在《陳獨秀大傳》（修訂本）上，他的題字竟升級為：“石鍾揚先生教正，任建樹敬贈，二O一二年三月”且加有名印。令不才慚愧不敢當。
《陳獨秀大傳》任建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
任老說：“說到陳獨秀的風貌和生平事蹟，最引人入勝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我常常覺著在中國，在有著長達二千多年封建專制傳統的中國，像陳獨秀這樣一生堅持‘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精神的人太少了
（中國歷史，誠如魯迅所云：一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為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
，我敬仰他的人格和精神。這就是我不肯罷手（書寫陳獨秀先生）的主要原因”。（任建樹《我怎麼會研究陳獨秀的》，江蘇《陳獨秀研究》總第12期）任老之言深得我心，我從中獲得了靈魂洗禮與精神動力。
陳獨秀首先是文化領袖，抑或政治領袖？
與任老通信，是那次合肥會議之後開始的。1997年10月30日，我隨信寄了篇《從＜慘世界＞到：論陳獨秀的小說創作》，請教任老。任老11月6日即給我回信。
鍾揚同志：
10月29日的信收到。大作也已拜閱。
謝謝你為我提供查考鄧仲純的線索，同時也感到你在做學問上是一個細緻的有心的人。
大作，我看了。我很欣賞這篇作品。《慘社會》，我瀏覽過一遍，《黑天國》只看了個題目，說不清當時為什麼沒有讀一遍的原因，也許是未署名（記不清了）。你的評論我認為很好，文筆也很好，不愧是中文系畢業的。我希望你今後仍然可花些時間從文學的視角去研究陳。對陳的研究領域一要拓寬，一要深，只要改革開放不逆轉（這是不可能的，小的曲折也許難免）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陳發生興趣。這次在安慶認識你們幾個年青（輕）人，我感到特別高興。這種高興的心情，是年輕無法體會的，我希望你們能組織起來，尋找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最好找那些有幾分傻氣的“書呆子”（即勿找急功近利者），大家能真誠合作做些事情。需要我出力，只要我能做到的，自當效勞。
祝健康
建樹11月6日
任建樹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在這封信中表述了對陳研事業的自信，
（陳研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共通著命運）
並將尋些有幾分傻氣的“書呆子”作為對陳研後繼者殷切的期望，更有對我之厚愛。中國陳研隊伍以近代史與黨史學的朋友為主體，研究的熱門話題為陳獨秀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命運，唯我是中文系出身只研究陳之文化/文學，被視為“異己”，有好心的朋友勸我皈依主流，唯任老及少數師友支持我“從文學的視角去研究陳”。正是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在這一獨特的陳研究路上漸行漸遠。
2005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陳研專著《文人陳獨秀》。在此書中，我給陳獨秀定位為：首先是文化領袖，其次才是政治領袖，作為政治領袖他是個悲劇人物，作為文化領袖他呼籲的科學民主具有永恆的魅力。作為國內第一部從文化視角研究陳獨秀的專著，《文人陳獨秀》的問世，在學術界反響比較強烈。江蘇省陳研會2005年10月9日為此在南京財經大學舉辦了高端學術論壇，任老欣然赴會發表了別具一格的講話。他高度肯定拙著“為陳獨秀研究開拓了一片新領域”，同時認為“把陳獨秀定位為首先是政治領袖，其次才是文化領袖是比較妥帖的”。
《文人陳獨秀》石鍾揚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他指出：“當前關於陳獨秀的作品約有三種：一是研究型的，先從資料入手，下功夫，這自然是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急功近利、為評職稱而寫作者所欲為的。二是看了他的著作，寫出感想式的文章，其中也有好的論文，還有一些為陳打抱不平、情緒高昂的作品，這些都對‘陳研’有利，也許可以說是以第一種研究為基礎的作品。三是戲說性的，其利害對比，一時說不清。石鍾揚的《文人陳獨秀》屬於第一種類型的著作，是我歡喜，感到高興的作品。儘管我對之略有不同看法，卻並不影響我認定這部書是我近幾年來見到的最好的一部”。
（任建樹《陳獨秀首先是文化領袖抑或政治領袖？》，《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1月）
“學術研究多是離退休後搶回來的”
2010年我們策劃的紀念陳獨秀誕辰130週年書畫展，自然希望得到任老的支持。這年除頻繁的電話之外，任老分別於2月1日、4月5日、7月12日、11月14日給我寫信，主要是推辭寫字，卻願為我們推薦合適的書家。其中7月12日信用雙16開豎格舊紙，他破例以毛筆書寫，申述他不善書的原因，其實即一幅甚佳的小品。信曰：
鍾揚兄：
謝謝你在電話裡盛情約我為書畫展寫幾個字，我亦想為畫展出點力做件事，可我覺著寫字之事，是你找錯人了。我是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之後才進初中的，但不及一二月由於戰事逼近，學校不得不南遷，此後又一遷再遷，進入伏牛山區。那時的窮，那時的難，且不說現在的孩子們，就是他們的父母甚至他們部分的爺爺奶奶也是難以想象的，哪裡還有像樣的毛筆，寫英文字用的筆是當地產的細竹自制而成的。
你現在正兒八經地向我索討“墨寶”，這使我感到既為難又好笑。前年搬家時，清理雜物，發現了一疊五十年代末的信紙，與其棄之如廢物，不如藉此塗鴉，見笑了。
我答應你的事，已辦妥，即陳獨秀外孫吳孟明先生寫好了一首詩，現一併掛號寄上，收到後望告訴我。 敬禮
書畫展諸事順利、在寧諸友健康
弟 建樹七月十二日
任建樹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畢竟年邁，不良於行，他沒出席《遲到的紀念》書畫展（陳獨秀130週年誕辰本在2009年，推遲到2010年紀念，故用此名），他卻寄來一千塊錢資助我們《陳獨秀研究》（簡報）。年底任老特寄來賀年片慰勞我。而我在編輯《遲到的紀念》畫冊時又過於死心眼，一味強調畫冊的藝術水準，竟沒將任老、郭德宏等資深陳學專家之手札與作品放進畫冊。於今思之，深以為憾！
自任老不良於行，我只要到上海，他知道了定會召我去他府上暢談兼小酌。這種機會畢竟不多，更多的是電話交流。先生念念不忘的是《陳獨秀全集》的編輯與出版，這是他晚年最大的心願。可惜此項工程遲遲難以啟動，令人浩嘆。每念及此，先生卻自責他衰老無用，我則以他聲音洪亮為由來“反駁”他，他總髮笑說當年在中央大學唱過歌，落得一副好嗓子。與先生電聊是別樣的享受。
2014年我也退休了。先生得信後多次打電話讓我好好設計退休後的學術研究，說他們那一代多在運動中折騰掉好時光，學術研究多是離退休後搶回來的，讓我退休後要把握好、多做點事。與社會上流行的一退萬事休、好好玩玩之論調大相徑庭。我銘記先生之囑咐，退休後仍在有序地進行著學術研究，力爭有個如先生充實的晚晴。
“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
任先生身材挺拔，初逢時節他就是一頭銀絲，純潔到一絲不染。不管多大的會場，不管先生坐在哪裡（主席臺就更不用說），我都會一眼看到或望到先生，有時會用目光互致問候。先生儒雅的儀表中，書寫著仁厚、穩健、堅毅的內涵。
與他同行的，往往有一位與之風格迥異的學者王觀泉，他是黑龍江社科院的研究員，長期蝸居在上海亭子間苦熬，熬出了不少妙文，而雙目也幾乎熬得失明瞭。他不修邊幅，墨鏡下卻滲出滿滿的藝術範。僅看書名《“天火”在中國燃燒》《人，在歷史漩渦中》，就知道其充滿著詩人氣質。他沒有任老好親近，我也終與之結識，且從1997年11月起有不緊不慢的通信，我手裡頭也有他八九封信。除一二答疑信件，多為賀卡，很逗的是他的賀卡全是他手製的藝術品，彌足珍貴。
最感動我的是，觀泉先生2005年5月13日將他的名著《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的校樣寄贈給我。題字：“鍾揚老弟存正，觀泉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還慎重地鈐上三顆印，並附有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他有眼疾，兼龍飛鳳舞，其字形同甲骨文，我好不容易“破譯”出來。
觀泉先生這部陳傳，本是1991年應上海文藝出版社與臺北業強出版社之約，以隻眼之微光在放大鏡下花了整整兩年時間寫成的。不敢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兩年辛苦確實不平常。但此書在國內輾轉不能問世，讓觀泉痛苦不已。他將其校樣與有關部門的審讀意見及他對其之解讀，一同寄我，讓我保留了一份中國陳研史上珍貴的學術檔案。謝謝先生對我的信任。
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也是“五四”精神領袖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週年。而這年對“五四”和陳獨秀的紀念與研究都相當平靜。
倒是相繼走掉幾位陳學專家，年初是“世紀老人”李老
（2月16日）
，接著是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
（5月12日）
，再則是幾乎雙目失明、人稱“目中無人，心中有仁”的董健教授
（10月22日）
，到年底是任建樹先生
（11月2日）
。令人難以平靜，於是有了這篇短文。
歲月無情，歷史存根。任老等陳學先哲之學術業績將永留人間，傳播著獨秀精神，滋潤著來哲之靈魂。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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