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浩然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冷漠期：“到底是从武汉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作为一个武汉返乡人员，现在回想2019年12月31日的那个上午，我依然觉得魔幻。我在武大上学，当时同学们在微信里讨论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有人转发应对策略，比如少去人流大的地方。我还开玩笑似的在群里说，“我觉得图书馆人流量就挺大的。”之后家人朋友陆续给我打电话，我一遍遍地解释，“放心，汉口离我学校那么远，我既不爱出门，也不喜欢吃海鲜（当时看到海鲜城就以为和海鲜有关系）。再说了，现在不也没发现人传人吗”。不过也答应，先做好防护措施。
虽然后来感到如临大敌，但当我处在漩涡中心时，反倒觉得云淡风轻，心态像我这样的也不是少数人。直到2020年1月15号离开武汉，我所有的防护措施只是在第一时间去1公里外的商业区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包口罩（因为学校门口药店里的已经卖完了），出门还是喜欢戴自己平时的棉质口罩。
幸亏我既不是确诊也不是疑似病例，不然我接下来的路线一定会被骂。15号中午从武汉站离开，在合肥待了两天，拜访许久不见的老师和朋友。18号早晨从合肥回阜阳，按家乡习俗过腊月二十四的小年。19号早晨又从阜阳转道合肥，与朋友们汇合后去安庆怀宁，看望一个重病初愈的朋友（朋友病情和肺炎无关）。19号当晚从怀宁坐火车回家。
每到一地，朋友们都会和我聊武汉的肺炎是个什么情况，我如实地转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19号去怀宁时，我忍不住反问同行的朋友们，“难道你们都觉得武汉的情况很严重吗？”这天不用朋友们如何觉得，情况确实越发严重了。数字快速刷新，我们也接受了一天的信息爆炸。19号晚上在拥挤的怀宁火车站，一位朋友给大家分发她带的口罩：“虽然是棉质的，但还是戴上吧，路上那么多人，防一点是一点。”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新买的口罩一直没拆，从包里拿出来，对同伴们说：“要不试试我这个？”
“哈哈哈，你这个买对了！到底是从武汉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买的是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不过朋友这是夸奖吗？怎么听起来不太舒服呢。
紧张期：“发烧了说一声，不然大家都麻烦。”
回家后发现，网上已经很难买到合适的口罩，潜伏期一词还没有深入人心。20号，平时在北京的小姑一家回来了，原打算除夕那天坐动车，考虑到疫情传播，立即决定开车回家。21号，我和十来个朋友约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烤肉，事后发现那是我寒假里最后一次朋友聚会。22号，我和爸爸回临泉给爷爷上坟，在农村里根本没有看到有人戴口罩，对武汉的情况也没怎么关心。23号，朋友买给我的100个医用外科口罩到了，这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宝贵的礼物。电视里，武汉封城、医院求助、电影撤档，2020的开局很不太平，也打乱了过年的节奏。小伙伴纷纷决定不再聚会，不过与武汉的紧张、网络的紧张、我们的紧张相对的，许多长辈们似乎并没有太当回事。24号，年三十，菜市场里戴口罩的商贩也不多。今天打车时和司机师傅聊天，因为注意到他也带了口罩，但之前下车的两位年轻人没戴。他说今天载的客，戴口罩的大概只有一半。我没敢告诉他我刚从武汉回来，更没说打车是要去饭店吃年夜饭。今晚我们一大家照常聚会，有奶奶和姥姥两位老人，还有几位长期在外工作的姑舅。饭桌上的气氛还是其乐融融，偶尔也拿我从武汉回来开开玩笑。饭后我把口罩给亲戚们分了一下，大概每家20个，长辈们还夸我孝顺。
但这种热闹在饭后就结束了。亲戚们用电话相互通知，二姑的婆婆，前两天和从武汉回来的妹妹接触，之后就发热感冒，家人立即把老人家隔离，也决定今年不相互走动了。听说了这些，前两天刚从北京开车回来的小姑一家也决定，明天立即返京。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气氛有点不对了。
新闻里确诊和疑似人数都在爆炸式上涨，多个省市启动了一级响应，乡镇里敲起锣鼓喊起喇叭，提醒大家注意防护，甚至劝返到过武汉的人员离乡，市区有几个小区传出要封的消息。我和小伙伴们发现，在我们还没找到办法劝服长辈们戴上口罩不走亲戚时，长辈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除夕夜，微信里像往年一样互相发送着拜年的消息。不过很明显，“身体健康”、“百毒不侵”等词出现的频率高了很多。而我从初中以来最好的哥们儿，在发了消息后还不忘嘱咐一句，“你小子咳嗽了发烧了说一声，有啥事咱一桌十几个人都麻烦。”
冷静期：我在思考中坚定信心
从25号开始，我就没再出过门。这么做一是出于自觉，二是社区的要求。从27号开始，我陆续接到社区和卫健委的电话（甚至包括临泉县卫健委），问我何时从武汉回来，是不是坐的某趟车，最近有没有发热干咳等症状，并一再叮嘱我不要出门，出门发现墙上多了张温馨提示：“此为于武汉返乡人员接触者，目前居家隔离中”，另外还有隔离起止时间。
自我隔离也好，虽然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事人，但隔离期间我倒成了旁观者，正好可以观察、思考并记录我经历的这场历史。
面对这场疫情，大家不由自主地把记忆拉回到2003年。网络和爸妈是我获取信息仅有的渠道。我既从父母那里了解现在外面的情况，也不断询问当初非典对我们的影响，毕竟我的记忆里只有被父母灌下去的中药。
1、经历过非典的长辈们为什么起初不愿意戴口罩
我的父母都是国企职工，爸爸在建筑公司、妈妈在公交公司。爸爸说那个时候阜阳是安徽非典最严重的地区，阜阳人到外地出差都要借用当地同事的身份证，他们到合肥汇报工作，也只是把车开到合肥城外，把材料交过去，根本不敢进城，那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阜阳城内呢，妈妈说公交车还在运行，一天消毒三次，但是全天下来可能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
这更加深了我的疑惑，既然阜阳当初的情况十分严重，那为什么之前我和小伙伴们仍然不能说服他们戴口罩呢？为什么经历过非典时期的长辈们，再次面对疫情时并不太上心呢？
我进行了一场自己命名为“互联网考古”的小调查，寻找2003年关于阜阳乃至整个安徽省非典情况的报道。在一堆年久失效的网页中，还残存着几篇简陋的报道。浏览发现，所谓的“严重”，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首先，安徽省遭受非典冲击比较晚。在2003年3月底各省陆续向卫生部上报每日疫情时，安徽的报道还是“未雨绸缪”。而全省首例非典是4月22日返乡的一位阜阳民工。其次，安徽省总体病例较少。自发现省内首例的3个月内，全省只有10例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没有二代传染、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死亡病例。在那个严肃的环境中可谓成绩显著。
到这里，我当初的疑问自然打消了。对于长辈而言，同非典的战绩是预防针，他们的心里有一个“阈值”有一种“抗体”，此后的疫情如果不击败那种抗体，就无法引起警觉。“非典那么厉害都被战胜了，这又算的了什么呢？”但我们经历太少，没有关于非典的鲜明记忆，相应的抗体。那什么东西会击败抗体？是媒介、是信息。虽然我们和父母都关注主流权威媒体，但在媒体之外，还有影响我们的重要个体。与我们而言，他可能是某个博主、某个公众号，对父母们而言，可能是某个朋友、村里的某个干部。
疫情的发展很快就突破了长辈们内心的阈值：1月26日，过去一天内阜阳已经有10例确诊，在安徽省居第二，此时全国确诊人数新增688例。2月1日城区还有15条公交线路运营（正常情况下六十多条线路），但是所有经过或抵达医院的线路都没停。2月2号中午12点起，阜城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同时，阜阳的确诊人数达到了59，达到全省第一，与合肥并列。合肥、阜阳、安庆坐稳了全省确诊病例的前三名。这三座城市也各有特点：合肥经济最发达，同武汉和省内其他城市的交通最便捷；阜阳人口最多，外出务工的也多，全市1000多万户籍人口，仅临泉县的200万人里就有不下万人在武汉务工；安庆同湖北相邻，与武汉地理位置最近，历史联系相对密切。好巧不巧，离开武汉后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庆幸自己在隔离期内没有异常症状。
钟南山院士说，隔离期一过，没事也就没事了。既然脱离了风险，我逐渐冷静下来，但父母和伙伴们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屯物资也越来越多被提及，分不清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小伙伴们的群里每天都在讨论“听说哪个小区戒严了”，“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之类的话。于是我开始思考新的问题。
2、我们该如何打好这场疫情防控战呢？
我们，不是指整个社会。虽然这场战斗只有靠全社会的努力才能胜利，但我能考虑的、能建议的，只有我和我的同龄人。这既包括我身边的同学们，也包括远方的网友，包括放了寒假的大学生，以及虽然毕业但不在抗击疫情行业工作的年轻人。这是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却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身份的一群人，是网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积极为身边人做好防护措施
父母、老人可能对网络不熟悉，对科普信息和伪养生信息不能明确区分。不知道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和普通口罩有什么区别。早点给家人科普，教父母正确佩戴口罩，主动给家里通通风，给门把手、手机、遥控器用酒精消消毒。这些都是小事，但基本的防护也只要求我们做这些。给家人多一点关心，分担一份操劳，既有助于身体健康，也可以密切感情。
（2）关注舆论，但日子该过还得过
关注疫情，也需要在难过自己和放过自己之间找平衡。看了太多负面消息，难免会让自己心情低落，甚至恐慌愤怒。因为我们终归不能走到抗疫第一线。负面情绪无助于对抗疫情，还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少网友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专门整理每日捷报（如解放军接收火神山医院、各地医疗队奔赴武汉等）。不造谣传谣我们都能做到，但我们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捷报，不是为了报喜不报忧，更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为了暖人心、强信心。我们要关注疫情，但不能恐慌，也不必恐慌。日子改过还得过，过好自己的日子，不信谣、不添乱、不传染，就够了。就像小时候，妈妈扫地时会让我乖乖坐在凳子上。看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反倒有助于妈妈打扫卫生。
以“封城”为例。不少网友看到北京限制外地车辆进入，就说北京要封了；看到小区门口开始查身份证测体温，就说小区要封了。这种想法体现了对疫情的关注，但不是合理的态度，甚至是在造谣传谣的边缘徘徊。现在看来，确诊和疑似病例都集中在湖北，随着潜伏期即将结束、拐点即将到来，过去没封的城市，封锁的可能性也极小。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封了，生活物资也会有保障，不必徒增恐慌。不然城还没封，人先疯了。
（3）利用这大块空闲、增长能力
在过好自己日子的基础上，如果再增长能力、取得进步，那是最好不过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今天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等工作者冲在第一线，我们心怀感恩和敬意。隔离在家，我们不仅在今天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便利，将来也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回报他们。现在“到了足不出门也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但也要为下一次走出家门、走上岗位做准备。正月初九是我23岁生日，这个生日很难忘。我惊讶地知道牛顿在面对1665年~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时和我年级相仿，而那是他生命中辉煌创新、大放光彩的阶段。我自觉不能和牛顿比，但我们也有自己要学习、要进步的领域。比如有社会工作的同学利用这次机会组织心理干预小组，有社会学的同学做调查、写文章，有医学的同学做科普。退一步说，增长能力未必是指什么高大上的专业内容，还有同学在家学会了几道菜，学会了自制奶茶烧烤，或者运动健身、学习乐器，总不算是让疫情耽误了成长。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今年初的这场疫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考验，有些地方没经受住考验，暴露出了问题。这会动摇大家对小康社会的信心吗？我想起了我高中班主任说的话，一切在高考前暴露出的问题都是财富。问题暴露出来了就要解决，不合格的官员要处理，不合理的制度要调整。通往繁荣富强还有一段路要走，走在路上就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
最后祝愿，武汉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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