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夏天，紐約的日落公園裡，警察亮出手銬，帶走了廣場舞領隊，尚未安置好音響的舞蹈者們怔在原地。兩個月來，這支華人廣場舞隊已經第三次遇見同樣場景。附近居民的不斷投訴，讓他們難以為繼。
熱衷於投訴的美國居民並不知道，廣場舞在中國已經跳遍大江南北。
中國城市中老年人群與流行音樂間最親密的連結，大概就是在聚眾起舞的時刻。每日晚飯後，響徹社區空地、公園門口、城市廣場，乃至寬敞些的馬路上的最熱歌曲是：思密達、傷不起、我從草原來、最炫民族風、山裡紅、老婆最大。
這類音樂節奏感強，四分音符一拍，時值適當。與廣播體操的口號類似，適合基礎薄弱的初學者，很容易找到節奏。
這些廣場舞往往場面宏大，規模從幾十人到上百人。其中最常見的是“排舞”。除此之外，在公共空地上出現的亦有扭秧歌、交際舞，但很少以“廣場舞”稱之。
“排舞”動作簡單、循環重複，所需設施不多，音響、電源即可。同時，它規模靈活，能適應不同大小的空地。
重慶開縣跳廣場舞的人們，四川話稱廣場舞為“壩壩舞。”
2000年之後，廣場排舞風靡全國，但它並非現代社區的必然產物。
歐洲的廣場中，無論近年興起的快閃，傳統的遊行、舞蹈，與“廣場舞”日復一日的集體舞蹈特徵也差別甚遠。即便在國內，廣場舞也沒有被所有適齡人士接受。比如烏魯木齊，舞蹈資源豐富的維族中老年人卻很少在廣場上起舞，佔領廣場跳舞的往往是漢族人。
關於中國特色廣場舞的起源，有些學者認為與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陝北的新秧歌運動有關。共產黨建立國家政權後，陝北的新秧歌隨幹部、文藝工作者帶往全國，集體文化不斷強化的歲月，適應這種特性的舞蹈被深深紮下了根，以忠字舞的形式達到巔峰。
不過，這並不能解釋廣場舞產生時間。“文革”結束後，忠字舞逐漸消失。1979年的除夕夜，經歷了20餘年的隱匿後，央視春節聯晚會第一次出現了交誼舞。這一舉動，敲開了被冰封已久的交際舞熱情，民國年間風靡各個城市的交際舞再次成為時髦的代表，持續到2000年之前。
而現在，廣場舞已經取代了交際舞的地位。這些現象無法用舞蹈文化簡單歸納，背後有著更復雜的社會原因。是什麼因素讓伴著最炫民族風翩翩起舞的中老年愛好者們，佔據了晚間的廣場？
【社交強需求，場地弱供給】
廣場舞的參與者中，中老年的比例遠大於青少年。學者對福州、洛陽、濟南、武漢的調查中，40歲以上參與者皆超過80%。這部分人群社會地位穩定，競爭壓力小，相對於青壯年有更多的時間。
現代健康觀念的傳播，不斷激發著他們的運動需求，但體育場地的供給卻堪稱貧弱。
2005年的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03平方米。而所有場地中，65.6%為學校體育設施，其向社會開放率為29.2%。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全國範圍內的社區增添了露天體育設施。即使如此，《“十二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中，預期2015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也僅1.5平方米——是2013年美國的1/16，日本的1/19。
場地的供應緊張，造成使用體育設施的費用、時間成本增加，而標準場地開放率低，也縮小了可選擇體育項目的範圍。
同時，中國不斷的城鎮化進程增加了流入城市的人口數量。截至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預計仍以每年接近2%的速度遞增。在社會結構、組織方式的轉型中，隨城鎮發展而出現的城鎮生活方式也不斷強化。
生活方式的改變自然包括了休閒鍛鍊的方式。但是，沒有一蹴而就的事。代表著現代社區鍛鍊形式的健身房，在中國一直數量不足，甚至在2011年還出現了下滑。
香港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2011年中國健身俱樂部調查報告》
防盜鐵門阻礙著串門的熱情，與年輕人相比，中老年人不熟悉互聯網，難以在虛擬的公共空間尋得補償。他們有強烈的社交慾望，卻只擁有數量有限的社交途徑。
普遍的廣場舞調查中，女性的比例都在85%以上。受傳統意識影響，在中國，尤其是二三線城市的中老年女性，不習慣於社會活動，酒席、喪葬、禮宴多由男性參加。一旦傳統的鄰里關係、血緣關係在城鎮化過程中減弱，她們的交往渠道更是迅速減少。
城鎮中老年社交資源的稀缺，與其數量急劇增加形成對比，造成社區內的緊張。此時，哪個項目可以適應這龐一大人群的需求？
他們另闢蹊徑，發展出成本低廉，靈活易學，集體參與，立足於中國社區的市民體育形式———廣場舞。它非常契合於中老年社交需要，又不必大規模改造社區體育場地。
只不過，廣場數量有限，要麼飽和，要麼距離太遠，很快“大媽”們從廣場蔓延到空地，在逼仄緊鄰的中國社區紮下了根。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如果廣場舞想要紮根，成為日常的活動，就需要形成組織。
領舞者是廣場舞隊的靈魂。他（她）示範動作，教導新人，由隊伍中聲望最高的人擔當。若是領舞能夠緊跟最新的潮流，可使隊伍人氣增加，在社區江湖裡佔據上風——在自發的廣場舞隊伍之間，存在一定競爭關係。
領舞者的背景不同，常見的是退休歌舞團老師、文藝兵，以及有過舞蹈底子的愛好者。近幾年官方培訓班增加，居委會中接受培訓的領舞增多。民間也出現一些舞技好的舞者，收取費用，輪流在各個社區擔任指導。
不過，這種組織比較鬆散，收取的費用也較低廉，繳納的會費通常在20元一年。用於添置器材，繳納電費，偶爾聘請指導教師。
然而，中國的組織資源分佈並不平均，廣場舞向全國鋪開，很難脫離掌握著組織資源的體育局、社區組織的參與。這在北京奧運會之後越來越明顯。
2008年，佳木斯的市民自編一套廣場舞，在市民中開始流行，旋即由佳木斯向周邊及外省擴展。2010年，黑龍江省體育局組織培訓，向全省進行推廣。2012年，國家體育總局舉辦為期一週的佳木斯快樂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國培訓班，來自全國30個省的60名學員參加培訓。
這開啟了地方興起舞種——國家級部門確認——以輔導班形式推廣全國的新模式。同時，輔導班也被各省級、市級單位採納，源源不斷的培育廣場舞指導員。
2005年開始的創文創衛活動，以及北京奧運會的全民健身活動，也從國家行政層面為行政力量推動廣場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國文明城市數據指標細則》中，對群眾體育的發展有明確的要求：
24，≥80%的社區居委會有群眾業餘文化活動輔導員，並能正常開展活動
25，業餘群眾文體活動團隊數量(支/街道)> 15
26，區級大型廣場文化活動次數(次/年)> 8
27，每萬人擁有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數(人/萬人)>8
28，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 45%
指標壓力促使各地方組織尋找合適的體育文化活動，同樣的場地緊缺，讓正在興起的廣場舞成為了合適的目標。2010年後，福建、湖南河北等多省開始推出廣場舞比賽。
遇到政治活動，官方也會邀請廣場舞前來助興。比如去年，湖北公安縣決定用“萬人”廣場舞來迎接國慶。在“‘最炫孱陵風，祖國在心中’萬人同跳廣場舞”的標語的映照下，縣委領導們端坐在主席臺上，觀看1700餘名舞蹈演員的排舞演出。
在奧運前夕，由北京文化藝術活動中心編排的4個廣場舞蹈開始推廣，北京市近百名舞蹈幹部接受培訓，最終20000人參與，並向全國免費發放了光盤。
不過，民間的舞蹈組織也在同時發育。2012年，舞蹈家組織的中國廣場舞聯合協會在香港成立，同年於北京成立大陸地區總部，組織學員、舞蹈教師的考級以及大型比賽的組織工作。他們在互聯網上積極傳播新編舞蹈，每年創編700多套舞曲。
在自上而下的推廣與自下而上的需求的合力之下，廣場舞佈滿全國。相伴而來的抗議之聲，並沒有阻擋更多的中老年愛好者們堅定地踏上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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