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相對於文言文，即用白話寫成的文章，也稱語體文。那麼白話文也就比口語更加書面化。
古代的正統文體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視秦漢經典著作為範式，並隨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而形成的一種書面文體。古代在東漢以前，使用竹簡、絲帛等作為文書載體，必然要求文字簡潔。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使用紙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後，這些都為白話文體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
白話文是指“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它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應用的。
對於“白話文”的淵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認變文是一種（白話）文學，認同變文是通俗（白話）小說的肇始”。
胡適稱“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的佐證。”為確立“白話文”正宗的書面語地位，他極力尋找“歷史的依據”。
因此在他那裡“白話文”是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指與“官方文學”、“廟堂文學”相對的歌謠、語錄、彈唱等形式的“民間文學”、“平民文學”，“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作書；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一言蔽之，在胡適看來，每個朝代都有“白話文”的存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白話史”。周作人則認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
在古代，文言文形式規範，並且用詞用字較為統一。而由於方言的差異，白話文在各地差別較大，因此交流呈現出地域差異的特性。
漢語主要白話文主要有四種，他們分別是官話白話文（京白）、吳語白話文（蘇白，如右圖）、粵語白話文（廣白）以及韻白（明代官話——中州韻白話文）。除了以下四種，還有很多白話。未能識別屬於何種方言大類的，統稱為“土白”。我們生活中所常說的白話文，是指官話白話文。
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清末的“新文體”是夾用口語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象小腳放大的“語錄體”。三十年代的“大眾語”提倡徹底的口語化，文體改革趨於成熟。言文脫節、格式束縛，早在唐宋時代就有人出來反對。唐代韓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對駢體，史稱“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駢體起源於漢魏，成熟於南北朝，講究對仗和聲律，四字六字相間，稱“四六文”。韓愈反對這種注重形式、束縛思想的文體，提倡接近口語、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體恢復到未受駢體束縛以前的時代，所以稱為“古文運動”。“古文”其名，“革新”其實。
唐代寺廟，宣傳佛教，用講故事的方法吸引群眾。一邊展示圖畫，一邊說唱故事。圖畫稱為“變相”，說唱底本稱為“變文”。有散文韻文相間的，有全部散文的。後世發展成為鼓詞和彈詞。這是早期的白話文學。
宋代的“語錄”是又一種早期的白話文學。起初，禪宗佛徒輯錄師傅言談，用口語體。後來，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的門人，也用口語體記錄老師的言論。 “語錄體”是一種白話文，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風味。
宋元間又有“話本”。這是說書人講說故事的底本。“話”是故事，“本”是底本，分為小說和講史兩類。前者多為白話短篇，後者是淺近文言的長篇。
明清的章回小說，例如《金瓶梅》、《紅樓夢》和《水滸傳》等作品，是用當時的白話書寫，使白話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但是，當時的文學正宗依然是文言文。
清末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有意識地提倡白話，興起稱為“新文體”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黃遵憲引俗話入詩，反對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寫的新詩，是文體解放的開路先鋒：“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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