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记忆中窥见
周氏兄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并峙昆仑，尤其是鲁迅，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钱锺书可极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极少提到鲁迅。
目空一切 眼无周氏
其实，钱钟书与周氏兄弟是两代人，周氏兄弟与钱钟书乃父钱基博约略是同时代人。两代人的经历不同，学识迥异，鲜少交锋亦在情理之中。细究起来，钱钟书少谈，或者避谈周氏兄弟，乃其刻意为之，甚至是无声的鄙薄。
大抵有才学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谢灵运就曾狂妄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谓天下人的才华都不在他眼里，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钱钟书这里，则是目空一切，再没值得欣赏的人了，述之笔端的全是些嘲讽、挖苦、贬损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乃父钱基博早早窥出钱钟书骨子里的傲气，于是替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然而钱钟书天生三寸毒舌，谁才名高便向谁放毒，放在现在的语境当为高级喷子。比如在短片小说《猫》中，即以曹世昌影射沈从文，说“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以袁友春影射林语堂，说“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锺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锺书题写，他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锺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
从钱锺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是“道及时贤，唯此两处。”周氏兄弟不入他的法眼，自在情理之中，少谈、避谈。
与周作人的笔墨仗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唯一一度正面交锋，是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属文诘难。
1932年春夏间，周作人应邀到辅仁大学做了八次演讲，并于9月出版了经周氏订正的演讲稿，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月，时年22岁的钱钟书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同题书评，文章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在对周作人“载道”、“言志”文学观提出争鸣之余，顺便还提到了一本书，这就是后来选编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梅花草堂笔谈》。他在文中写道：“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钱钟书这种看似含蓄的批评，实则就是批评周氏读书不够广博之意。但周作人当时并没有直接回击，保持沉默达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中由周作人题笺的《梅花草堂笔谈》，已经出版5个月了，他才慢条斯理地拈起笔来，轻描淡写地捎带着回应了一下钱钟书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话。这篇收入周氏文集《风雨谈》的《梅花草堂笔谈》一文，文章开篇即写道：“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的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哪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这段文字，是周作人间接告诉钱钟书，你还在学《三字经》时，我就看过《梅花草堂笔谈》了，而且还至少是清代线装的古籍版本，但还真不觉得这书有什么特别的。紧接着，周氏用其一贯的不紧不慢的拉家常式笔法写道：“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其实，读过明人张大复文章的，用闲适、精致、独特、隽永等多种形容来评价其文，应不为过。但在这500字里，周作人阐明了他不喜欢张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并不是认为张的文字不够漂亮，而是不喜欢这漂亮背后的“山人气味”。所谓“山人气味”，即是一味地追求闲与雅的文字形式与风味，但在形式与风味之外，却别无他物——这是没有作者真实思想、切实感悟的“假风雅”。他认为，这样的文章只是饭后闲嗑的“瓜子”，算不得开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当饭吃，肯定吃不饱；如果还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了，接下来就该拉稀、闹肚子了。在此，他再次强调，“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
这一记漂亮的回马枪，显然刺中了钱钟书。
贬论鲁迅
钱钟书与鲁迅终生不曾相见 , 因此 , 鲁、 钱二人相互间的 “对面之批评” , 无从说起。但钱钟书对鲁迅的 “单面之批评” , 我们还能看到 , 尽管少之又少。
钱钟书在非要涉及鲁迅的时候，其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锺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锺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锺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锺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明眼人都知道所指为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更多地是指鲁迅。
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
见诸文字记载的有四次。 其一是在 《中国新文学源流》 的书评中, 说: “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 一句话 , 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 其二是水晶《侍钱“抛书”——两晤钱钟书先生》 一文所记: 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 ,但是他只适 宜写 sho rt- winded “短气” 的文章 , 不适宜 写 “长气” long- winded的文章 , 像是《阿Q正传》 便显得太长了 , 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钱在水晶的追问下评鲁 , 表面看似乎尚公允持平 , 实际上却是皮里阳秋。因为这“短气”short- winded 一词 , 原有贬义。 其三则是李锐 《黎澍十年祭》 所记 , 钱钟书谈到胡适时 , 说 “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狠挖苦 , 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 这里是赞许胡的为人,但语间涉及鲁迅之处,却是颇致微辞。这是论人。最后是他的 《“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 称“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越多”,这是官样文章, 是不得已的应酬敷衍。
文人相轻
从历史上看，周氏兄弟是文章大家，文化昆仑。纵有缺点，大抵不掩其高大。钱钟书对周氏兄弟的故意无视或无意贬低，说到底还是其深入骨髓的文人相轻的俗气意识。
周作人身陷老虎桥，收到了应有的惩处，钱钟书则继续落井下石，其短篇小说《猫》又有所指，以陆伯麟影射周作人，说“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当年钱基博替他改字“默存”，意在叫他少说话，而他将“默”字拆为“黑犬”，自称“黑犬才子”。是故终其一生，在对其没有切身利害的人物面前，他恰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黑犬”，狂吠不止，仿佛怕人跟他抢屎吃；而在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面对政治人物，他尤深谙自保之道，随波逐流，虚与委蛇，还忝列毛诗翻译组员，可谓八面玲珑已极。
当年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嘲讽林徽因，林徽因当即给冰心寄去一瓶山西老陈醋。我想，这种难得的陈年老醋，周氏兄弟也该给钱钟书寄一份。
舌华小调
大约要从学术圈子及处世风格等方面去猜测。
学术圈子不同
鲁迅兄弟是东洋留学生，钱钟书是西洋留学生。这不算啥。重要的是，鲁迅兄弟是新派的学者，而钱钟书是老派的学者。
说起来，鲁迅兄弟是章炳麟的弟子，但并不是传承太炎先生学问的人。在当时，周氏兄弟于时尚之学颇为用功，极力鼓吹，和胡适、徐志摩等新文化精英一样，都算是新派的学者，他们整天忙着文化改良：新诗、白话文以及“消灭汉字”等等。
钱钟书则不同，显然是老派的学者。钱氏交往的，多是柳诒徵、陈石遗、冒鹤亭这样的老派人物。钱钟书的治学，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入和拓展，将之与世界学术并置于同一片天空下，并在其中骑驿往来。云层之下，或雨或雪，云层之上，都是同样的阳光。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如《管锥编》、《谈艺录》等重新宣告中国传统学术自有其意义。
学术圈子不同，在学术上自然少有交集。钱钟书才辩卓绝，而且似乎也像鲁迅那样，性情中带有几分尖刻，但并没向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新派人物“开火”，大约还有处世风格方面的原因。
处世风格不同
风起云涌的民国时期，文人学士们笔杆乱舞，唾沫四溅，论战相当激烈，骂战非常精彩，一时名士漫天，大师遍地。
而老派学者钱钟书，正如他的表字：默存。
钱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钱钟书原本由其伯父取了一个表字：哲良。后来，钱父因钱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让他少说话，闭嘴。
钱钟书少年才高，请参观他老爹钱基博是怎样教训他的：（摘自钱基博书信）
“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脚跟，善体吾意！不然，以汝之记丑而博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
“世所推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者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
“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俊彥，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
所谓“论战”，有时也只不过是派系之争、意气之争、口舌之争。有时，并没有什么是非之争，仅是互相攻讦而已。钱钟书一生谨遵乃父之教，谨言敦行，专心治学，无心“论战”。
鲁迅兄弟在近代声名震天，钱钟书既没有与他们唇枪舌剑的展开论战，也没有歌颂赞美，甚至基本上就连提都没提到过。对于周作人，钱钟书显然没多大兴趣，因为在钱氏看来，周二的文学是肤浅的，甚至是鄙陋的。在《新月》杂志的一篇书评里，钱氏片言只语，对此偶有涉及。当然，鲁迅的学问还是极高明的，但钱钟书大约并不对他有多少好感。
鲁迅与杨荫榆之争，国人人尽皆知。所不知的是杨荫榆自解任女高师校长后回到苏州，继续投身教育，做苏州女中首席教师，又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日军入侵，杨荫榆为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而钱钟书，是杨荫榆的侄女婿。一般而论，钱钟书似应对鲁迅有些看法才对。没有。猜测，大概是因为鲁迅地位尊崇，钱钟书只能绕道而行，不提也罢。
莫安排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说的是观点和意识差异太大的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周氏兄弟和钱钟书之间大约就是这个状态，他们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关于周氏兄弟，熟悉和了解的人相当多，尤其是鲁迅（周树人）。在当今的中国，只要是高中毕业，甚至是初中毕业的人，不知道鲁迅是何许人也，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而他的弟弟周作人为世人熟悉大约当汉奸的经历要比当文人的名气大一些。
事实上，钱钟书一生当中无论是在文章和作品当中，还是在访谈发言当中，极少提及周氏兄弟，也极少涉及周氏兄弟的作品，尤其是鲁迅本人和鲁迅的作品。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完全忽略鲁迅的现象和人物不多见，钱钟书算一个。众所周知，以钱钟书的文笔如果要刻意品论某个人物的话，必然是笔锋刁钻刻薄，刻画入木三分。在他的小说《围城》里，你可以看到钱钟书对人物的人性和本性刻画的独到和深刻。
那么钱钟书为什么会很少提及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呢？我个人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大约是根本原因。
钱钟书和鲁迅之间的“道不同”是全方位的的，无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两个人基本上搜没有太多的交集和相似之处。
横眉冷对千夫指，是鲁迅的态度。千夫所指况且横眉冷对，更何况一个几乎是“与世无争”的“后辈小生”？
钱钟书在鲁迅的眼里，其实是没什么分量的，钱钟书的考究学问鲁迅未必看得上，也无暇翻看，鲁斗士的“敌人”太多，铁肩上担的道义太重，没时间和一个“年轻的学究”为谋。而周作人和钱钟书之间有那么一点点“就事论事”的商榷，但也只是一潭死水当中的小小的瞬间的涟漪。
我们可以从身世背景，求学经历，治学方向和思想倾向四个方面看看，钱钟书和鲁迅兄弟之间为什么几乎是毫无瓜葛。
周氏兄弟的身世背景不能说“妇孺皆知”也差不了多少，而钱钟书的身世背景求学经历知道的人并不太多。
钱钟书出身于“书香门第，士绅世家”，他的父亲，叔伯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其中钱钟书的父亲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和著名教育家，叔叔也是旧教书先生出身，也是无锡的“一乡之望”。
钱钟书本人天资聪明，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有着过人天赋，十八岁（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引起轰动：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是他的国文水平和英文水平之高，让同学拜服，尤其是英文居然是满分水平，这和钱钟书少时博览群书，家学渊源以及从十五岁开始系统阅读和治学有很大关系。
清华大学毕业后，1935年，钱钟书以总成绩第一（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之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从钱钟书的这个背景和经历当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鲁迅的视野当中，估计没有钱钟书的身影，鲁迅如日中天的时候，钱钟书就是个年轻后生，而在钱钟书求学，留学直到回国教书（1938年）这十年间两个人的生活和治学圈子几乎没有交集，而鲁迅于1936年去世，说起来就完全是两代人。
钱钟书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以语言文字和文学学术为主要研究和治学的“学问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也无任何政治背景，更无任何政治主张。这和鲁迅完全不同，鲁迅是中国的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尽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甚至有学医的背景，但是鲁迅的骨子里更像中国传统文人——敢于自我否定的文人，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上，鲁迅追求的是“民主”，钱钟书追求的是“科学（学问）”。
钱钟书和鲁迅之间其实是有过节的，这个过节是间接的，来自于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先生。而这个过节应该是钱钟书一生回避鲁迅的根本原因。
杨绛先生的姑姑杨荫榆和鲁迅之间的矛盾很深，几乎深到“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矛盾的根源应该是来自杨荫榆和鲁迅的“老婆”许广平。
杨绛先生的姑姑杨荫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位终身未嫁的著名的女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因为“女师大风潮”被鲁迅这“旗手”钦定为“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
关于这位女教育家的生平，可以百度，这里不再赘述。但要说明的一点是，鲁迅对这位女大学校长的“口诛笔伐”是十分强劲决绝和不依不饶的，他的那个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把杨荫榆牢牢地钉在了他所设计的“耻辱柱上”。杨荫榆因“女师大风潮”被撤职，回到苏州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她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同胞，最终命丧日寇之手。
其实，我以为鲁迅前前后后写了那么多文章攻击杨荫榆，和作为校长的杨荫榆开除的六个女学生当中有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学生有太大的关系（鲁迅写了多少篇针对杨荫榆的文章可以查《鲁迅全集》或度一下）。我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
钱钟书夫妇对鲁迅肯定不会有好感，但是在钱钟书成为大家的时候，鲁迅已经是“文化旗手”，以钱钟书夫妇的性格，断然不敢对“旗手”有所怠慢，但也绝对不会对鲁迅做任何正面的，主动的，积极的评价。
回避，就是最合适的态度。实在回避不了，就言不由衷的说两句。但就是这两句，也是充满了态度的：
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越多——钱钟书。
步武堂
钱仲书和林语堂等人和鲁迅不是一个阶层，鲁迅因其家庭际遇等原因是个革命者，对社会国家之怪现象深恶痛绝，而钱仲书等人是命运之眷顾者几乎几代人衣食无忧是社会上层之代表，对待革命自然是不以为然，至于民众之水深火热和国家之屈辱破败无切肤之痛，自然也就无视社会之怪现象，我看其小说除了知识分子的散淡卖弄外也无啥有意义的东西。
阳光明贞
钱钟书比较清高，肚子里有学问…跟鲁迅设什么关系，不提他很正常。
炳元561
充分说明，文人相轻。钱钟书乃清华大学高才文人，他对鲁氏族轻淡都在情理之中，因人无完人，鲁迅兄弟皆是文人。凡人都有不足之处，可人应该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对照，这才算是有文风、文气、文骨的文人。
医者为民87
用他夫人杨绛先生一句话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不与人比，但任何人来比我们都不屑！
岸桥弄堂
另类君答题^_^
首先，立场不同。鲁迅两兄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做的是“消灭文言文”、“推广白话文”、“砸烂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使命，换句话说，他们是旧文化的宿敌，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则恰恰相反，他是封建卫道士，虽然大势所趋之下没有明确反对白话文（有只言片语的指摘），但从骨子里讲，钱基博是认同文言文和儒教国学思维的，所以他和鲁迅之间难免发生论战，例如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专门有篇《钱基博之论鲁迅》作为“立此存照”，怼了钱基博一把。
钱钟书家学渊源，受其父影响至深，他在文革结束后的作品《谈艺录》《管锥编》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写作，可见其受钱基博影响之深远。
如此推论，父亲的宿敌鲁迅，他自然也不会心怀善意。事实上，建国后他在历次文化界座谈会上，都很少谈及鲁迅，即使是某些有关鲁迅的专题会议，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实在碍于身份必须出席，他也三缄其口，若是必须“讲两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两句会议主办方准备好的讲话稿草草了事（不会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钱钟书妻子杨绛的原因。杨绛的姑妈是杨荫榆，杨荫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期间，开除了五个学生，这五个学生中有刘和珍、许广平。我们知道，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声援学生运动，然而迅哥儿这个“义举”，不只是单单为刘和珍鸣不平，还在为许广平出气。
杨荫榆开除许广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私德不修”，确切来说就是许广平和某有妇之夫“有染”，而这个有妇之夫就是鲁迅，他和朱安的婚姻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著名歌手蒋大为诞生的这一年才溘然长逝。所以说，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和许广平成为合法夫妻。
现在人们提及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又说师生恋的，有说终生眷属的，然而人们都忽略了原配朱安孤苦一生的感受，人们提到《纪念刘和珍君》，都想到她勇敢赴死的飒爽英姿跃然纸上，却不知道其背后另有深意。
鲁迅和杨荫榆“什么仇什么怨”，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许广平。
因为鲁迅文坛一哥的地位，杨荫榆一介女流，虽然有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支持，也难免落败，黯然辞职退位，返回江苏无锡老家投靠他的哥哥，也即是钱钟书的岳父杨荫杭。
关于杨荫榆和鲁迅之间的论战，钱钟书历历在目，不会没有想法和看法，只是鲁迅的“凶强霸气”，钱氏不敢吱声而已。
但不发言并不表示认同，许多成见缓缓郁结发酵，直至建国后，钱钟书都对鲁迅很少谈论和提及。
另类君言尽于此，告辞！
另类文史
钱仲书和林语堂等人和鲁迅不是一个阶层，鲁迅因其家庭际遇等原因是个革命者，对社会国家之怪现象深恶痛绝，而钱仲书等人是命运之眷顾者几乎几代人衣食无忧是社会上层之代表，对待革命自然是不以为然，至于民众之水深火热和国家之屈辱破败无切肤之痛，自然也就无视社会之怪现象，我看其小说除了知识分子的散淡卖弄外也无啥有意义的东。
开热买
请问：钱钟书有什么资格看不起鲁迅啊？鲁迅是世纪中国的文化巨匠，国民精神领袖。钱钟书虽是文人之瑞，就他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著圣贤书，也不过常人而已。方鸿渐和阿Q，谁也不比谁强。鲁迅的高度、深度、广度，钱钟书们不可比肩，他们漠视鲁迅、微言鲁迅，仅是文人相轻和嫉妒，还加杂着些许恩怨，不足为奇……就像扬绛看不上林徽因，但扬绛永远超不过林徽因。
